初读李以亮《逆行》一诗，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温和的逆行与反抗。
我总以为，读诗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它是直觉所得，未经任何理性去判断、推理与综合。它也是读者评判的基石，离开这个基石，一切评判就有可能牵强与附会。正如李以亮的诗观所说：“诗歌总在变化，也有不变的地方，比如不管怎样，它总会事关生命、情感、人的生存境况。诗歌是实现创造性生活的一种精神努力，不论是写还是阅读。”当然，这里是阅读。诗的内容与读者的生命、情感和生存境况产生共鸣，这就是直觉的基石。
反过来，诗人的写也一样。当灵感触动的时候，诗人完全凭借第一感觉来写，不是诗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操控诗人情不自禁地写下去。诗人充当的是记录员的角色，有时会感到写不赢。这个过程，可谓妙不可言，或许就是创作的快乐。诗人真正能控制这首诗，是在这首诗写完之后，激情退潮，理智上升，也仅是对诗的结构的调整与局部的打磨，其诗的内核原封不动的保留。这是针对短诗而言，长诗则必须长时间去结构。
一首短诗，是否必须深刻、宏大、完美呢？我想，不一定。一首短诗，重要的是诗意与诗美，要么有一点情调，要么有一点哲理，要么有一点趣味，就可以了，不必高、大、全。但必须反对白开水，大白话，纯粹的口水诗。一首精美的短诗不亚于一首长诗的影响。如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短短两句，却是划时代的。又如里尔克的《豹》《秋日》，都非常经典。当今的长诗，动辄上千行、几千行，甚至上万行。我想，这是在比赛谁的诗长，想破世界吉尼斯纪录，但未必是诗，就像注水的假货，总要让人生疑。当然，我并不排除上千行、几千行，甚至上万行的长诗里有真诗，有好诗，甚至有出类拔萃的大作，如洛夫的《漂木》。
以上的思考，也算是我有关诗的一些“温和的逆行与反抗”吧。
现在，我们再读李以亮的《逆行》：
我是一个面善的人。这一点
镜子和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
可以证明。我没有投毒或纵火的想法
我遵循所有的规则
我活了三十余年
遭遇不计其数拳头和语言的打击
鲜有还击。我期望我的女儿
未来是一个有心理承受力
迎接任何不公正和不幸的人
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
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
镜子和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
可以证明。我没有投毒或纵火的想法
我遵循所有的规则
我活了三十余年
遭遇不计其数拳头和语言的打击
鲜有还击。我期望我的女儿
未来是一个有心理承受力
迎接任何不公正和不幸的人
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
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
这首诗诗人写于 2003年。诗人开首说：“我是一个面善的人。”这是判断，非常肯定，让我想起有关善恶的话题。小孩对世界的认识很简单——好人和坏人。而实际上却并不那么简单，很复杂，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比如有面善心恶的人，有心善面恶的人，也面善心也善的人，还有面恶心也恶的人。至于“我”，是面善心恶的人，还是面善心也善的人？开始还不能做出判断。
虽然诗人说“这一点/ 镜子和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 可以证明”，但这也仅是现象，还必须用行动来证明。于是，诗人接着说“我没有投毒或纵火的想法/ 我遵循所有的规则”，说明“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好公民。其实，人有时太“良”了，太“好”了，也会感觉累；有时潜意识里会冒出一个念头，不妨去“坏”一回。“我活了三十余年/ 遭遇不计其数拳头和语言的打击/ 鲜有还击”，说明“我”的心善，真正的忍者。当然，前面的问题答案不言自明——“我”是一个面善心也善的人。
“我”的遵纪守法和心善，都是为了要做一个好父亲，好榜样。“我期望我的女儿/ 未来是一个有心理承受力/ 迎接任何不公正和不幸的人”，读到这里，我颇有同感。我的职业是教师，我已感到这个职业成为高危职业。由于社会的压力和家长期望值过高的压力，中学生自杀现象屡见不鲜。而自杀者留下的遗嘱，往往要付一笔跟某某有关，这一来某某不仅丢了饭碗，还可能接踵而来的是官司。现在的中学生，从小被家庭宠坏了，在家里唯我独尊，是小皇帝，是小公主，成长过程中几乎未经历过什么挫折，缺乏起码的承受能力，动辄以死相威胁。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谚话：“独木难烧，独子难教。”还有一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生育的时代，做家长的一定不要忘记培养孩子的挫折意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呢。
在做好这一切之后，诗人的笔锋一转，露出庐山真面目——“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 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这就是我开篇的结论：温和的逆行与反抗。人不能老是循规蹈矩吧，总还有一点反抗吧，哪怕是温和的，不出大问题的逆行！
最后，我还得说一句。诗人李以亮的这个观点：“我基本不写没感受的东西，我越来越喜欢简洁、有力而不失锋芒的东西，避免作大声疾呼状，那样就可能是另外一种’装’了。” 我欣赏并赞同。
2013年8月6日初稿，8日修订于普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