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理论非常简单：我们知道，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来自四种符号；两种嘌呤和两种嘧啶。四种符号造就了所有的生物。恰巧，汉语的四声也是四种不同的信号，比较拼音文字，汉语就好比在表达时带有DNA的语言，而拼音文字是没有DNA的语言。除了读书读糊涂了的语言学家以外，普通人都能想到两种语言在表达功能上的差距会有多大。其实，拼音文字不是没有声调，人类发音，必须有声调，否则就发不出音来。关键是拼音文字只有一声，而象形文字的汉语有四声；平添了三个声调。它们代表了三组不同于一声的声音。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无论和谁辩论就会所向无敌。从古希腊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可以说，经过两千多年的庸人自扰以后，那套以研究语法为宗旨的语言学闹剧终于寿终正寝了。二十一世纪初，在美国的教育中，甚至克意淡化对语法的要求，因为它扰乱了人类的逻辑思维。父亲曾经到很多教授，博导的网页上、论坛上，极不客气的提出批评，他们顶多招架一两下就没了脾气。尤其是，西方学者的汉语水平极差，有的根本就不懂，比如乔姆斯基只懂拼音文字，讨论的时候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父亲常有一种独孤求败，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他经常让乜辛然帮助寻找对手。乜辛然找了几次，还真找不到，却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只不过，他的兴趣与父亲不太一样，他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某些荒谬的东西能够生存上千年，而谁也不肯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

有一次，他对父亲说，“为什么不参加各种辩论会？真理不是越辩越明吗？”

没想到，父亲对他说了这样一番道理：“辩论会是辩不出什么名堂的。因为题目是主办方提的。目的是谁也不能说服谁。好的辩题是看似能有结果，其实双方都没道理。这就是语法辩论能够生存两千年的诀窍。一旦你真的在辩论中战胜对手，那就是主办方的失误，辩论必须取消。因此，所谓的辩论会，费了半天劲，不过是脱口秀而已。也就是真理有时越辩越糊涂。真想辩论，那就由辩手出题。”

乜辛然寻找辩论对手已经成了习惯。如今来到古代，他发现，古代没有那么多种媒体技巧，大家说话虽然也有虚伪的地方，但比二十一世纪那种有系统的，按照程序的说假话要实在得多。没有那么多的利益诱惑，假的就是假的，在面对面的交锋中，不说实话的人，立刻就能被大家识别出来；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决条件；即使是虚假的东西，也明明白白的呈现出来。他要抓紧这个机会，放心大胆地与各位学者讨论，尤其是想和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切磋。

乜辛然说，“竺长老，在下真是不能明白，一个人一生往往学不好一种语言。长老怎么会36种？”

竺法护笑了笑，“不要相信哥，哥只是个传说。说句实话，我虽然知道36国文字，其实，真正弄得通顺的也就是两种，其他的都是蜻蜓点水。”

竺法护是西域月氏国人。月氏国的历史和西汉王朝有关。西汉建政之初曾经饱受匈奴的骚扰。经过七十年的准备，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发动战争。又经过二百年的努力，终于将匈奴问题彻底解决。匈奴人一部分向西寻找出路，另一部分与西汉政权合作。向西的这部分匈奴人就是现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开始，他们打败了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国。迫使月氏国西迁到伊犁河、楚河一带。不久月氏国又被乌孙国打败。只好继续向西寻找出路。他们打败并占领了西方的夏国。占领了阿姆河一带（今天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大月氏王国。这个地区已经与当年亚历山大东征时建立的古希腊-马其顿帝国接壤，因此，他们对希腊文化有所了解。

竺法护说，“其实，学那么多的语言，不过是符号的变化而已。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出现。一个国家绝对不能靠着人人掌握好几门外语发展文化。古代的大思想家，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等，即使是佛祖顶多也只会一两种语言。像我们这种没有办法成就一家之说的人，只好多学几门外语了。你刚才不是说，很多人一辈子连一门语言都学不好，就算他下了死功夫也成不了一门语言的大师吗。那我怎么会精通36国语言呢？你就算看书把眼睛看出血来，也不会是别人每看一行字的时间里，我看了36行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