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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果:一位充满家国情怀文化忧思的退休教授(3--4)
作者:何与怀  发布日期:2015-09-16 16:40:25  浏览次数: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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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果教授于2010年移居澳大利亚这个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本来大可以悠哉游哉,无忧无虑颐养天年,但他依然时刻关注中国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其关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初到墨尔本便认识了本地《同路人》周刊同仁周伟文先生,一口答应为其撰稿,以自己的所思所感,讨论中国的发展路向。就这样,汪教授在两年多时间里,写下数十篇内容精彩、寓意深刻的文章,许多篇什充满人生哲理灵魂探问,盈溢着文化忧思家国情怀。2013年3月,他结集交香港奔马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这是他在这一时期勤奋思考的结晶。

汪教授在书中专门讨论“灵魂”和“生死奥秘”的问题,而且还放在了第一篇。这不奇怪。他思考“灵魂”由来已久,十年前就出版过一部文化大散文《灵魂之门》,颇受读者欢迎,还再版发行过。现在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趋成熟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声称:“这本书我想解答一个千古以来人们苦苦求索的终极问题,即宇宙从何而来?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力求用简短明瞭通俗易懂的语言,运用中国古代哲学与二十世纪量子论的知识,运用东方‘悟’性思维与西方实证逻辑思维结合起来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解释,并做出许多令您臆想不到的全新的结论,使您阅读后产生一种大彻大悟大解脱的惊喜。”看得出,这是汪教授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也是他要达到的一个最终目的。

应果兄如一般人所知是一位文学教授,他何来如此功力探讨如此深奥而且超越文学领域的问题?作为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朱寿桐教授对他的知识背景做了一些趣味性补白。据他所知,汪应果自小的特长是自然科学和画画,以后他对科学兴趣始终未减。有几件事可以窥见一斑。许多年前,“反伪打假斗士”方舟子关于真伪科学标准的见解曾遭到汪应果的驳斥,汪举出量子论的理论来证明科学的真伪不是凭借人们的经验,因为量子论是跟人们的经验完全相悖的。方舟子不服气,争论起来,最后结果是:方舟子认错了,承认自己有些科学知识不具备。在南京大学里也有一些趣事。有一次汪应果向某物理教授请教“虚时间”的问题,被问的教授张口结舌,连问“你一个文学教授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还有一次教授们搬新居,汪教授的书籍及读书笔记都堆在地上,其中有许多是高等数学及电子学的笔记,一位数学教授走过来看见问是谁的,汪说是自己的,数学教授说他“吹牛”,然而当他看见笔记本上的签名和笔迹,只好立刻无言了。汪教授在他一些专著及文章里每每出现自然科学的话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哥哥和好同学都是物理学家和院士。据朱教授所知,《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这书的开篇之作,就得到了他物理学家同学的首肯。篇中观点层层相扣,具有极强的逻辑性,每一思想的飞跃都引用了国际权威科学家的观点。汪教授的学术力作之一,便是《科学与缪斯》,这正好表明这位杰出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的框架。

一部书的第一篇往往即是点睛之作。为什么汪教授要把灵魂问题的讨论放置在他的《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一书中的篇首?朱寿桐教授进一步指出:“因为它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而且偏偏是中华民族久已丧失殆尽因而导致道德崩塌的总病根。”(朱寿桐:《复兴中华文化的思维之纲——《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中的忧思奥秘》)

2013年7月14日,《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新书发布会在墨尔本举行,汪应果教授在会上作了讲话,讲话的题目非常醒目:《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讲话中,汪教授说他完全同意北京学者作家陈行之先生关于“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的结论,同意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关于中国的危机在于社会组织的基础(包括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已被彻底破坏的观点。在汪教授看来,最根本的是全民价值观的毁灭。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灵魂,失去了脊梁骨。看看每天网上暴露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丑闻,便可一目了然。失去价值观的后果就是国民素质的劣质化。具体表现为:流氓型(公民无行为准则,无道德底线,蛮不讲理,它的“大练兵”始于“文革”);贿赂型(所有社会行为都打上利益需求的烙印,并以金钱、肉体、利益交换为润滑剂,包括宗教也不例外);互虐型(以邻为壑:你用三聚菁胺,我用地沟油……等等等等)。这股劣质化潮流甚至走出国门远销国外。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汪教授认为与二十世纪这场农民革命有关。这场革命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开始时还带有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色彩,因而表现出某种勃勃生机,以后随着理想在实践面前的碰壁,终极追求也随之消失,从而更多地表现出农民革命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特征,具体表现在一切为了夺取政权并试图永久为其后代保持政权的努力上。这一切思维、计策和手段,都可以在毛泽东身上看到集中表现,看到源头。上海作家沙叶新曾引用《国歌》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形容当今中国的现实。这话虽然显得有些偏激,但从某个方面来看,汪教授说他亦深有同感。他这本书就是表达对于中华文化现状的忧思之情。他在《也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文中表示:

“我以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和任务,就应该是:高扬三皇五帝的民主文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高扬古代神祗的牺牲奉献精神,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高扬屈原的清流独立人格,反对权钱收编的浊流文化。高扬敬畏探索‘天道’的终极价值,反对功利的食槽文化。”

汪教授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进行反思、批判和探求的。他在《文化忧思与生死奥秘》中说:

“文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没有抓住振兴民族文化的关键即铸造民族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唤起一个民族对终极真理孜孜以求的追索精神。历史证明,民族的盛衰总是跟此相连的。”

此书中的篇什,或许如汪教授自己在《前言》中所言,尚未“尽言”,但肯定是“尽心”了。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汪教授以当今世界文明为准则,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来探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在他身上,儒家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难怪朱寿桐教授把此书看作“复兴中华文化的思维之纲”。(见朱寿桐,同上)

 

去年五月,应果兄来信说,他前一阶段一直忙于写作长篇小说,接着一下子便抛出一部大著《古城墙的回声》。学者教授写长篇小说的确不多见,但我对应果兄这一手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以前也曾出版过几部。就说他于2007年7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并在其后引起强烈反响的《海殇》吧。这是他尚未全部完成的《百年海梦》的第一部。这史诗般的作品为三部曲,以清末海军将领汪治东的家庭为主线,全面回顾、反映中国海军成长的悲壮历程。这部《海殇》出版后,被评家认为是一部具多声部主题和史诗美学特征的厚重精美之作。作为《百年海梦》第一部,全书视野极为广阔,场面恢宏,情节跌宕曲折,悬疑迭起。它从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切入,对历史事件作全方位、多维度的立体扫描,重点描写清政府在战败之后重建海军的努力,以及日本占领台湾后中日双方围绕争夺南中国海诸岛展开的激烈较量,一批爱国志士为捍卫中国濒临失去的海洋主权所作的抗争,最后写到清朝海军集体“反正”成为民国海军的壮烈过程和幕前幕后的故事。

学者教授写小说自有学者教授的特点,例如比较严谨,没有水份,我看钱钟书的《围城》就有这个感觉。现在看《古城墙的回声》也觉得的确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应果兄对我说他打算把这部作品送交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参加本年度评选,我在电脑上计算一下,此作十六万五千多字,恐怕不符合南溟关于作品要达到“二十万字”的要求,因此对他说,你作品的思想和文字功夫是没得说的,当然是上乘,但可能要增够字数会保险一点。不料他回答说,再修改补充一下增添三万多字符不是难事,但他不想去拉长,因为毕竟是自传体小说,必须有基本事实,随意加水分就不好了。既然因字数问题,就不申请南溟基金啦。在文友劝告之下,应果兄才最后送选。

《围城》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而成的琐碎的情节,刚好《古城墙的回声》也不囿于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的编织。当然我不是想要大家认同应果兄此作可以与《围城》这部被誉为风格独特的“新儒林外史”、甚至被夏志清先生称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相提并论,我只是说刚好它们有些相似之处。其实从题材内容及其主旨来说它们很不一样。《围城》是学者教授写(讽刺)学者教授,而《古城墙的回声》则是汪应果教授的自传体小说,取材于他童年亲历过的抗战岁月。由于这个取材,据说也因为便于通过苛严的中国出版审查的考虑,汪作被出版者南京大学出版社归为“儿童文学”一类,书名也改为《烽火中的水晶球》。

这个更改并无不可。就像本书“楔子”所言,此书就是寻找他儿时丢失的水晶球并极力恢复水晶球里的记忆。这颗水晶球就像是他的“通灵宝玉”,作者的追寻是那么不屈不挠:

 “……尽管我也知道这根本是完全徒劳的举动,但糟糕的是,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潜意识,一种丝毫不感觉到一点负担的本能……我之所以要寻找它,原先是因为我有一个儿时的情结,加之后来我渐渐了解到水晶具有储存高密度信息、吸收超高能量以及双折光现象等等一系列神秘的电化学特性,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

这个“儿时的情结”,成就了这部小说。全书以四十个小标题分节,就是以幼时的“我”的视角来叙述四十个相对独立的童年时代小片段故事,并不时掺杂成年以后的点滴回首,写出1942年至抗战结束在南京度过的那些苦难岁月,写出那段日伪时期南京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坚强意志。如论者指出,儿童视角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美学风格。儿童的大脑容量要比成人的小,无法在一个短期内包容太多的信息,所以以儿童的眼光看待世界,必然不会是连续的画面,而是像一张张照片一样断裂的信息。还有,儿童和女性有着更多的天然的联系,因而在小说中,出现了好些女性形象,这很符合儿童心理。除姐姐以及正直、善良、爱国的文老师外,还有三姨、金牡丹、小美丽、301室病人……其中三姨、金牡丹、小美丽三人之间的复杂变换关系,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人性在矛盾形成中有张力的迸发。就这样,作者通过儿童澄澈的目光,再现了那个非常时期。在作者小小的心灵中,有对自己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深深怀念,有对抗日英雄的无限敬仰,有对普通人人性光辉的赞美,更有对时代命运的悲叹以及对中华民族坚韧、善良的品德的歌颂。

一位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大灾大难的七十六岁的老人写了这么一部“儿童文学”。这类题材的作品很少,特别写当时国民政府南京的好像还没见过。应果兄对我说,他要用他的真实经历让没有经历过那段人生的年轻人知道什么叫做亡国奴,也让日本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他在书的扉页上标明:“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国抗日战争牺牲的敌后无名英雄们”。这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作品。全书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爱国意识。但读者感受到,这股爱国意识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而是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宽容、谅解等文化的基因。应果兄在书中写道:

“我的父亲却从来不曾教过我要恨所有的日本人,不,即使是在对日抗战的艰苦岁月,即使是在我们已经沦为爸爸所谓的‘亡国奴’期间,也从来没有。父亲不认为盲目地仇恨其他民族是正常的,他的恨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是按善恶划线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好人用好人的办法结交,坏人用坏人的办法对付。’”

小时的应果兄,深受父亲这种思想的熏陶。在小说的最后,日本投降,给“我”一家和周围的中国人制造诸多灾难的龟田队长剖腹自杀,他的儿子小龟田现在已经是小困兽一样,小朋友报复,打他,也叫“我”一起来打。但“我”捏紧的拳头打不下去,孩子简单的感同身受的逻辑使“我”放下了手。“我”看他的鼻血还在淌,想起了以前文老师止血的办法,还教他。的确,战争波及甚广,但带来的更是个人的悲剧,“我”以童心所感受到的人性不仅是对抗暴力刚强不屈的精神,还有战争给人带来的无限伤害。医院里背井离乡却受同国人欺负的日本孩子、战争结束后自尽的日本军官遗留下的家属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在《烽火中的水晶球》扉页上,应果兄引述米兰•昆德拉一个观点:人生就像演戏,但它永远没有彩排,没有预演,经历一次,就等于什么也没有。用他的话说,就是“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应果兄认为米兰•昆德拉此话是不完全的。在应果兄看来,人生就像品茶。真正的品茶是放在第二道,茶味儿就品出来了。生活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当初懵懵懂懂经历的一切,只有在事后的回味当中,才能加深理解,甚至逐渐领悟生活的真谛。这也有点像空谷的回声,永远比真实的声音韵味悠长……人生不能重复经历,但却可以重复回味,思考,因而它既等于“压根儿没有发生过”,也等于永远存在。生命就在永劫回归的偶然性中实现了它的价值。

生命就在永劫回归的偶然性中实现了它的价值。诚哉斯言!在结束战争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是否能返璞归真冷静反省过去?汪应果教授痛感当下中国的抗日“神剧”有悖于史实的现象,抗战岁月的亲身经历成了激励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动机——当年的无名英雄唤醒了他这段记忆;家国情怀文化忧思又让他这段记忆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于是,这些内心冲动铸成了《烽火中的水晶球》这部可称之为“南京版《城南旧事》”的作品。它超越了普通的“二元对立”式的“抗战”小说的描写模式,具有更为宽广的思想内涵——其博爱情怀让它超越了个别民族的范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因而具有普世价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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