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芝是我中学时的校友，称她为校友是因为我跟她既不同班又不同级，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她念初一我念初三。我们学校只是一所初级中学，初三的学生就算是老大哥老大姐了。红卫兵闹得最厉害那阵，我同班最要好的同学石应（因为他老爸当时在市政府当处长，算是“红五类”），也拉起了一支红卫兵队伍。初中的学生懂得什么革命造反？还不是鹦鹉学舌猴子学样。他们在学校把反都造光后，又杀向社会，搅得校园四周天翻地覆。
我们学校和我们家所在的行政区实际上是一个小岛，解放前这里住过不少洋人，还有一座小教堂。当然，后来洋人都走了，但是教堂没有关闭，文化大革命前，每逢星期天，教堂里都有宗教活动，还有一个专职牧师主持。石应们的造反行动波及到社会时，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这座教堂和这位牧师。当时李芝跟着石应冲冲杀杀，也在这座教堂里和这位牧师面前耍足了造反派的脾气，显尽了革命小将的本色，但冥冥之中仿佛真有命运之神在安排，自从她第一脚踏进这座教堂，第一眼看见这位牧师后，就跟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说心里话，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谁不想叱咤风云？但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戴红卫兵袖章，我只能躲在石应的后面，做他的 “狗头军师”。我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笔杆子”，那几年没少为石应写过“通告”、“勒令”、“严正声明”、“最后通牒”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盛气凛人的大批判文章。
别看我们只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学校还没来得及学多少文化知识，可在那些无人管束的日子里，有两样事我们是无师自通的，一是玩枪打仗，二是谈情说爱。我不知道石应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李芝的，但我对李芝的好感却早已有之。你无法不对她产生好感，当年的李芝正值青春焕发，她出身工人家庭，喜欢穿一身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十分合体的旧军装。腰扎皮带，突显少女的苗条，头戴军帽，更洋溢女兵的英姿，这是当年的时髦，标准的女红卫兵形象。李芝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一双大眼时常流露出激情，她是那种追求崇拜、追求刺激的小姑娘。有一阵子，她看我落笔成文，刷一手漂亮的美术字标语，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常替我提浆糊桶倒墨汁什么的。后来武斗开始，石应带人抢了学校附近驻军的枪支，李芝又跟着他舞枪弄弹，石应又成了她心中的英雄。
我和石应与李芝之间的“三角恋爱”是在武斗最激烈的时期结束的。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十几岁中学生所谓的“恋爱”，只是男女之间好感来好感去，喜欢多呆在一起而已，纯粹是小孩子过家家式的精神恋爱。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跳出了我们三人之间的感情游戏，原因是真抢真弹的武斗开始后，我家里人根本不让我出门。武斗结束，学校被“军管”“工管”后我返校时，石应和李芝已成为真正的“小两口”了，我听其他同学说，石应和李芝的“私订终身”，还有一段生死姻缘呢。
那是两派对立最严重的时期，有一天晚上，石应所占据的那座小楼遭到对立派的突然袭击，当时石应和李芝都在小楼里，他们立即向总部求救并组织抵抗。毕竟寡不敌众，对立派很快就攻破小楼，石应命令大家就地趴下装死，自己则用身体压住李芝。当对立派冲进小楼时，已经传来石应这派增援的枪声，对立派无暇检查这几个趴在地上的人是死是活，只是朝每人身上补了几枪后，拣起丢散在地上的武器，匆忙撤离了。石应的援兵冲进小楼，看到地上趴着满身是血的人，沮丧地叫道：“完了完了，他们都被打死了，我们来晚了！”这时只见李芝猛地从石应身下挣脱出来，大喊道：“我没死！石应也没死！我还感觉到他的心跳！赶快送医院！快呀！”
这以后的李芝简直象疯了一样，她第一个冲进医院急诊室，用石应送给她的那把 59式手枪，点着护士长的脑袋大喊大叫：“赶快准备急救，不然我毙了你！赶快叫你们主任来，不然我毙了你！”主任来后，李芝又拿枪对着他，凶狠狠地说：“你要是救不活他，我毙了你！”可怜的主任，他还是我们家的老交情呢，望着黑洞洞的枪口，战战兢兢地连声说：“我们尽力，我们尽力。”在那段时期，有枪便是草头王，何况是遇上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拿枪的女疯子，医生护士们都不敢吭声，马上着手抢救。
石应真是命不该绝，事后我听那位主任说，对方补的五枪，枪枪命中，但全没打中要害，甚至连骨头都没伤着，只是流血过多而昏迷，取出弹头输血后不久就醒过来了。整个手术过程李芝是提着枪守在手术室里的，谁也没想到叫她离开，谁也不敢叫她离开。当她看到石应睁开眼睛，先是一愣，随后猛地扑在石应身上，忘情地放声大哭。主任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哭声。医院的气氛本就是阴阴沉沉的，夜半时分更显得凄凉，李芝的哭声叫人不寒而栗，仿佛大限临头。那时候，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重厄下，他们这些受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的人更是精神惶恐心情压抑，已经忍辱负重到了欲哭无泪欲泣无声的地步。主任说，李芝的哭声勾起了他无尽的辛酸，他真想陪李芝大哭一场，发泄心中的抑郁，他真希望自己陪李芝哭，在场的人陪李芝哭，全医院的人陪李芝哭，让哭声唤醒人们沉睡的良心，让哭声唤醒这个疯狂的社会。
2
良心没有醒，社会也没有醒，石应和李芝却醒了，然而，唤醒他们的并不是石应那次的大难不死，也不是李芝那回的哭天喊地，而是那场泼灭千百万青年学生希望之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开始强制性动员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许多人下意识地用观望的方式消极抵制了一阵，不久大势所趋，上山下乡已成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这股洪流把我冲到了我省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石应和李芝也被双双卷到西部山区紧挨着省界的一个生产队。
按照当年我市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分配区域，他们俩本不会去西部山区的，只是因为前一年部队秋季招兵时，不少高级干部子女为了逃避上山下乡走后门参了军，石应父亲的官太小，这条路没走成，石应一气之下就报名去了那个无人问津的山旮旯。自从那次“生死姻缘”后，李芝是死心塌地要跟着石应，为此，李芝也跟家里闹翻了。
说实在话，没有哪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十五六岁就交男朋友谈恋爱的。李芝的父亲是个粗鲁的搬运工，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更助长了他易暴易躁的脾气，听到李芝说要跟石应走，他不由分说一巴掌把李芝打倒在地，骂道： “你贱骨头！发什么情？要走你就别再回来！”李芝也不是省油的灯，哭喊道：“不回来就不回来！”扭头就跑了。她妈妈只是在一旁抹泪，她连劝一声都不敢，连跑出去拉住女儿都不敢。李芝有三个弟妹，还有一个耳聋的奶奶，一家七口挤在两间小屋里，这样的家庭，她还有什么好留恋？
插队早期，我和石应李芝还有书信往来，得知石应不久就入了党。后来，由于我搞曲线回城，跳了几个公社，就跟他们断了联系。我父母亲下放后，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我们家也就散了，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搬回那个岛区。我不知道石应李芝在那个穷乡僻壤挨过了几个年头，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熬过那几个年头的。
再苦的日子也是日子，再无望的生活也是生活，人只要活着，心总是不死的。幻灭、认命、挣扎、奋斗，尽管前途是那样的渺茫，但我总抱着幻想，也许有一天会出现奇迹。
对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噩耗频传灾难丛生的年头，但也是否极泰来的一年，第二年恢复高考，更是给那些不甘沦落不愿沉沦的知识青年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那年，我考上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因为我的名字时常在刊物上出现，并且也时不时写一些评论，我在读者中也有了点名气。回城后我也找过石应和李芝，他们都不在原地方住了，十来年音信全无，不知他们过得怎样。
一个冬天的上午，我上班后按惯例先处理各种邮件，在不多的信件里，我发现有一封字迹十分眼熟，我打开一看，不由得 “啊”了一声，这是李芝的来信。我的脑海渐渐涌现出李芝的形象：穿军装，扎皮带，解放帽后倔强地翘着两条小扎辫，瞪着双大眼，一付气势汹汹的样子。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李芝，现在一定不是这模样了，十几年了，她象落花随着流水，一去无踪，渺无音信，她现在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