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汪先生、吴先生晚到这个世界十多年。文革的经历使我能准确地想象九年前的反右的场景，老师同学间的检举揭发，告密，立功者得到赏赐，打入另类者成了“众矢之的”。一位高中同届学友、发小，在江苏省常州高中三届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后的不到一年里，一直同学校的“牛鬼蛇神”老师关在“牛棚”里，在常州公检法公审“五一六分子”的大会上被判定为“骨干分子”，“依法逮捕”判刑，这缘由，其实也是班上同学告密，源自文革期间在各自家长供职的原属铁道部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参与工厂文革运动而蒙难，同母校的文革不搭界。该学友，判刑后不久又被“下乡插队”，到了个“太阳升公社”，也是安排了一个监督的“同伴”的。
《北方的白桦树》23页里（01 发配路上 16页—30页）因一本日记被同学告发而成为右派的事。因为日记里“记载了他对时局、对农村统购统销政策的许多看法，记载了他家乡农民的艰苦生活状况。”写日记的是书中的第一人称“我”的寝室室友，叫陆文举，陆文举日记里偶然记下了“我”的几句话，便差点让“我”成了右派，好在“我”坚决否认，才表面上过关。写日记的当然是右派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日记”咒语，是1968年10月下乡后不久，知道了公社所在地的大队，早我们三、四年下乡的一个知青，就是因为写的日记被同组插青告发，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他被捕前是知青组长，毛选学习积极分子。他的日记放在米缸里，他只是无法理解农村的贫穷和知青的荒废青春。我想，我那一代人，大约没人会写日记。告发者，不久招工回了县城。
因这日记事件，《北方的白桦树》里因此有相当的篇幅介绍了那几年农村的“统购统销政策”造成饿死人的境况（之后在『18 彭总身边的刘姐 』253页-270页也有相当的文字介绍）相信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这个词语的准确含义的也不会多。我是下乡后便从社员口里明白了真相，即便是江南农村啊！前不久在微信圈里读到一篇散文，文字不错，也是个上了年岁的人，却写下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个词语，我忍不住给了这么十几个字的交流：三年自然灾害？童贞坚持得可以，佩服了！
简短的几个字，透出对几千万生命被虐杀的冷漠，作者自身灵魂在真相前的萎缩、掉转开眼睛的猥琐，再多的头衔也挽回不了这种印象。碍与相熟，可以不说，但读者主要是通过文字了解作者，触碰作者的灵魂。《北方的白桦树》书价$25澳元，文笔优美而且老到，诚如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理事，中国矛盾研究会会长的吴福辉的『推荐序』所言，学者出身的作者汪应果先生的这部长篇， “作品里的许多叙述文字，具有流畅而尽情倾诉的质地。”有着“理想主义的情怀，抒情和许诺，都熔于一炉了。”不妨买一本至少可以矫正认知，这对—尤其酷爱写散文的写手—剔除散文书写时极易避免的不必要的瑕疵，事半功倍。类似的历史认知，尤其是真相大白的，比如“雄赳赳
气昂昂的抗美援朝”也已经可以归入这一类。但对我来说，沿用习惯称呼，该用个“……”号，含蓄地表达“时过境迁” 之意，但对用自己的血肉投入这场战争的军人们、支前民工们当然依然满怀崇敬，他们是“为国而战”、牺牲也是真切的“为国牺牲”，倒在或没倒在异国他乡还落个受惠者给冷眼—这包括那更凄惨地遭受侮辱的曾经的“志愿军战俘”，他们使得将军荣耀，自己却连人格都遭受权贵设计的冷血践踏。如此的“政治”不该波及他们的满腔热血，但矫正认知也是不让子孙后代重蹈覆辙。谁会愿意将自己的儿女如此填塞进战争的血口，却让历史冷嘲是个错误？
我老家有个邻居，他父亲作为铁道兵支前牺牲了，留下他姐姐、他的两个幼小的弟妹，靠他母亲一份纺织厂女工的菲薄月薪挣扎长大。他是我兄弟的同班。我知道何为“家穷”，就是以他家作为童年时的认知对象。而每年春节厂方敲锣打鼓送上门的那一篮子慰问品，实在是讽刺。我父亲，也已经编入预备队，胸牌都领了，我见到过，只是庆幸不久停战了。我这样说，同样不减认同瑞门文友写下的美文《濡碧空河祭》，一个“祭”字，哀伤尽在其中，为国哀为死者祭。
这个民族的那些个“细节”，生命力真的顽强。
在《北方的白桦树》215页，读到这么一段文字：“……学校里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它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在一个强控制的脆性稳定结构中，任何一个微小的搅动都有可能彻底颠覆系统的稳定性而酿成一个重大的事件，而它的影响波及却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那是1957年的事。只为了对领导多吃多占提了意见，便惨招政治暗算。而“我”实在看不下去，仗义直言，便惹祸上身，居然让书记发挥出在单位搞出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新双反运动”，量身度造。“我”最后不得不忍字当头。这一节的标题是『16 见义不得勇为』213页至234页。有趣的是，这一节里又出现了“日记”具有的举证功能，“我”57之后，并没有吸取反右运动中日记可以用来虐杀书写者的功用，“我”只是大难临头，才觉得这个可以倾吐自己日常心声的小本子是如此可畏，所幸他作为一个教师，有一个朴实的来自农村的学生，叫邓文颖，从日常的接触中知道老师善良，同意把装着老师一本日记本的大信封借着放假带回了老家，藏了起来，也没有背叛他。
读这样的“细节”真让人心酸。
再让中国的这段历史延续下去，是1982年了，我所去的三线企业，本身像个独立的社会体，有它自己的小学中学。那年从湖南大学分配去的青年教师里，就有一个也是带着“帮教同学”一起报到的年轻人，询问后得知他办“地下刊物”。一个非常勤奋地学习、思考着的年轻人，每天晚上去走廊尽头的盥洗间，都要走过他同样敞开着的房门，有时也会折进去聊聊，作为理工科的我，算是第一次同文科毕业生接触，知道他正在应某个出版社的要求，写一本书时，我是大感兴趣。回来同一位毕业於北京航空学院“陀螺仪表专业”的七七级同事谈及，竟然他能拿出类似题目的书给我，我便第一次接触到了“超稳定结构”、“稳定结构”这类当时用来形容探索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文化术语，在我是完全陌生的。我肃然起敬，感觉不过短短四年的大学生涯，数理化之外的社会的认知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慨并虔诚地读了同事读过的一些书，从此算是对文科生有了一个概念，他们中有着佼佼的思想者，也对身边比我小12岁的同级毕业生有了一个远超理工科知识的认知。过了六年多吧，这位有志的年轻人，终于考出去了，有位哲学教授收他读硕。那年，大概是1987年，他很幸运，我是1986年离开那里后听到这消息，为他开心。那时还是胡赵掌舵，一晃30年过去了，想他也该50多岁了。一定很好。1982年，我开始写日记。
多少年来，不断地遇到形形式式的文科生，不管他们是有着何等头衔，我常把他们写的东西会不自觉地摆在30年前获得的映像前比较一下。语言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不是用来包装思想的，越明晰的思想，其语言文字就会采用越简练的表达方式。某种意义上，就该明快简洁如“匕首与投枪”，比如十二月党人的“在近卫军广场上的呼喊：‘是宪法大， 还是沙皇大？’”“唤醒俄国”！ 比如21世纪中国第五代领袖的“党大还是法大？这是个伪命题。”的中国特色的回应，都简练而果断。（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