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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六祖其人(十四)
作者:华坨  发布日期:2015-04-23 11:35:13  浏览次数: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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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疑问品第三’中,《经》说,那个韦刺使在听完惠能大讲了一通般若之智之后,这一天:“为师设大会”,也就是请惠能搓大席、吃大宴。

这说明惠能的宗教地位已经被他认可了。席罢,他把惠能请至上座,对其说:“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要注意了,这韦刺使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那时他在天高皇帝远的广东省独霸一方,有指鹿为马之威。有他对惠能自称弟子、并设大宴广聚四方乡绅贾贵为惠能拉大旗、扯虎皮,这就意味着惠能的好日子来了。

但是这韦刺使对佛理并不感兴趣,认为惠能讲的那篇关于“般若之智”的大论是“不可思议”,他想问几个与自己的利害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会是些什么问题呢?他当然不会问如何求富田,他的富田已经太多,种不了租出去了。他也不会求儿问女,他府里妻妾成群,这院不生,那院就多生几个。他问的是功德和西方乐土,他已满足了物质享受开始追求精神享受,或是说:现世已过足了瘾,为出世和来世打主意——这么好的日子,应该世世代代永远地传承下去。

    那么惠能是怎么说的呢?惠能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 看得出来,惠能在这里已经把“功德 ”这种出世的、来自“自性般若之智”的表现推演成世间的道德修养了。功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理想。佛教正是希望这边通过引导统治阶级实现这一道德理想,那边让贫苦大众再多忍一忍,以此来减弱统治者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巨大冲突。

在这里,令人容易产生错觉的是,似乎惠能是反对搞布施供养的。其实不然,尽管佛教中不同的教派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有差别的,但布施供养绝对是僧侣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劝导世人修行的五门中之第一门就是布施供养。

    中国佛教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一, 政府拨款,占主要地位。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因此中国佛教的兴衰始终依政府对其重视的程度有关。二, 社会的布施供养。不要把布施供养想象成僧人象乞丐那样沿街要饭那么可怜,僧人向社会索取布施供养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通常以放债、租田、大型法会、佛诞节、浴佛节、盂兰盆会、水陆法场、小型私人法事法会,等许许多多的名堂从民间敛取财富。若是在当前澳洲的这种环境里,政府的资助十分有限、甚至根本没有的情况下,布施供养便成为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在佛教理论上,做布施供养虽然积不了功德,却可以求得“无上无边福田”,也就是惠能说的“福德”,这已经产生了足够的诱惑。福德求没求到,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今天在澳洲许多信徒还没有还完住房贷款的时候,规模恢弘的大厦——南天寺却盖起来了;现代的那些职业僧人们住酒店、坐飞机、满世界转来转去,享尽了人世间的穷奢极侈!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投放于布施供养的钱不好过投入赌场:布施供养算是捐款,受益人不用上税;而政府却能从赌场的收益中抽出高达70%的税来,这笔巨大的财富将回馈于社会。目前维省政府已经准备将从墨尔本赌场中得来的钱用来兴建新的州立图书馆了。而南天寺位居一隅,只为少数信徒和旅游者享用。

从个人心理健康上看,大多数人作布施供养,既不是出于救助贫弱的爱心,也不是为了扶持文化事业,而是把钱交给心理医生或是买迷幻剂那样的病态的心理需要;况且悟来悟去,悟出的是进一步的悲观消极;若是把这些钱投在文化学习和智力开发上其结果将大不一样。

    墨尔本的著名侨领雷镇宇先生曾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在墨尔本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但是,至今基建资金不能落实,文化中心仍然是水中月、镜中花。反观那些妈祖庙、天后庙、南天寺等宗教事业的筹款工作却搞得有声有色,使我们在澳洲建立的中国文化景观大多带有陈腐的封建色彩,这当然与早期旅澳华人的文化素质水平有关,但如果令澳洲人错以为中国文化不过就是些诸如此类的神秘玩意儿,那就不能不说是我们澳洲华人整体的悲哀了。

    惠能在解答如何能求得西方乐土时这样说:“佛言,随其心净即乐土净。常行十善,天堂便至。”并作偈道:“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是良药,逆耳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出,惠能把佛教中世外的天堂也搬到世内来了。他的天堂是一种理想的君子国、乌托邦,实现把人类社会改造成天堂的手段靠得是道德信仰,而且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与儒家完全一直,是忠、义、孝、廉、耻,温、良、恭、俭、让的这一套,这就是他把佛教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重要贡献。

    我们再认真地思考一下还能发现,他的天堂论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十分相象,都是把“阶级斗争”当作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只不过他是搞调和,毛泽东是搞消灭;都宣扬一套教化社会的道德体系,通过节欲、斗私、来解决社会需求与社会供给不平衡的问题;都是迎合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态,企图实现物质分配的平均主义。

    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面对自然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走入自由王国之前,在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之前,这种仅靠思想教育来建立人间天堂的努力只是虚妄,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连惠能自己也不能做到这点!——他弃母出游是不孝,对张日用言而无信是不义,吃猎人饭却破网放生毁猎人生计是不忠----

    而且,他对韦刺使这类统治者进行的士大夫式的道德约束也是有保留的,他所创立的在家修行和顿悟之说,客观上提供了不破坏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不干扰其生活方式,甚至在作恶多端之后仍能求得道德安慰的条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曾国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而且在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惠能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宗教领袖以后,便和武则天、韦刺使这一帮统治者沆瀣一气,开始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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