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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梦”共舞 交相辉映---张诗剑《香妃梦回》与陈娟《昙花梦》刍议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6-08-04 18:21:03  浏览次数: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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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与创作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人类的艺术创作常常得益于梦,有人甚至把梦看作艺术创作的源泉,某些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者干脆称自己为“梦的艺术家”。纵观古今中外文学,有不少佳篇妙构竟令人分不清到底是在写实,还是释“梦”。从庄周生发“梦蝶”的华章,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的“梦天”,苏东坡的“记梦”、陆游的写梦之诗,还有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当然,梦作之集大成者,当数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展示了“金陵十二叉”正册、副册、又副册中女主人公的不同结局,且预示了全书构思的最终结局:“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非同凡响的“梦”,实中不虚,虚中有实,可谓石破天惊,浑然天成。难怪乎脂砚斋在第四十八回有此脂评:“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是情梦,贾瑞淫是梦,秦家之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柄)风月鉴亦是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

梦与文学,究竟有多深的关联和缘分呢?的确发人深思。格哈·德·奈伐尔说过:“梦是我们的第二生活”。它是生活的折光,如同一个大容器把现实生活化为诸如梦幻、幻象、幻影、形象、迷误等各种不同的形态,在特定的语境下,隐晦地呈示出来。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则创建了一套非常系统的梦的理论。就此而言,一个诗人作家,只要善用意识,清醒入梦,掌握梦境,就等于掌握了另一种生活。

被誉为香港文坛“夫妻档”的诗人张诗剑、小说家陈娟,深谙其中三昧,不约而同地做“梦”、写“梦”,让“梦”成为他们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以诗的形式、一个以小说的形式,受益于梦,淋漓尽致地书写各自笔下的“梦”,并获得神奇的艺术效果,乐何如之,幸何如之。倘若说梦是生活潜层的万花筒,是通向人们心灵深处的幽径,是窥探人们灵魂奥秘的窗口,是启示人摆脱思维惯性、跨出思维常轨的话;那么,只有日思夜寻、梦寐以求的人才能发现之,洞悉之,抓住之,而后变成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从张诗剑的《香妃梦回》和陈娟的《昙花梦》这两部堪称为他们各自的代表性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文体的作品,在处理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如果说诗歌倾向于写我的心我的情即写内在宇宙,应是心学也是情学;那么,小说更侧重于写人写事即写外部世界,是人学也是事学。前者的“宇宙”是充满情感和心灵奥秘的宇宙;后者的“世界”是烙印人情和世事色彩的世界。因而我们发觉,在《香妃梦回》中,诗人的梦是动情的、是瑰丽的;在《昙花梦》中,小说家的梦是曲折的、是悬荡的。虽然同是关注历史题材,同样借“梦”的意象去架构篇章,或牵引一个真相,或探寻历史线索,但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注定了诗歌与小说的写作风格各异其趣。诗人笔下的文字更多的是浪漫的、想象的、抒情的,而小说家笔下的文字多为写实的、描述的、叙事的,尽管好的文学作品终归都指向心灵,都应在现实之上。因为唯有贴近心灵的写作,才有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仿佛人类心灵的艺术极品。诗人作家对梦的思考和探索,往往属于人对自身与世界的一种“反观”,一种审视,一种自我意识。当笔者再次打开“双梦”,掩卷之余,有种意犹未尽之感,于是不揣浅陋,谈谈自己重读两部作品之后的看法和思考,旨在对张诗剑、陈娟这对“作家夫妻档”置身于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香港,依然心无旁骛地守护文学这方净土,耕耘自己的果园,守住自己最后的故乡,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福!

记得笔者曾以《在爱与美的圆融中通向无极——张诗剑〈香妃梦回〉的审美形象建构与人文情怀》为题,认为《香妃梦回》中呈现的香妃形象,不仅富有明显的审美特性,而且具有当代性经典气质。总括而言,一者生动形象、感性具体的艺术化呈现,不同于传闻中身世一直备受争议的香妃原形。二者它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是以审美化的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三者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在虚与实的张力关系中来构建诗意。四者它是个性化的,以民族、地域、民俗、传说等独特人文生态展现中华文化多元而具有整体感的特殊性。正因为有着这种审美特质的灵动呈现,为更多的追梦者生动地提供了一幅“香妃梦回”的文化生命图景,既塑造出审美化的人格精神,净化了人的情感世界,又体现出鲜明的审美人文情怀。或许,这乃是这首抒情长诗之所以打动人心并入选当代华语诗歌经典的真正缘由。换句话说,诗人在这首诗中立足于现代的高度,以睿智的眼光探索历史文化,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以个性化和心灵化的赤裸,借历史典故和地域风情传达自我情感体验,用浪漫情怀的抒写律动一种历史的乐感,且以独特的感悟重建历史评判坐标,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对文化生命做真正的慧命相接,让某些特殊人格和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中,与宇宙人生作同一生命的协奏,因而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爱与美,还包含着“在无限圆中通向无极”的哲思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通过主客体穿越历史时空的“互文性”关系,演绎了一场跨越古今、超越生死之恋的隔世情缘,试图去破译“生的意义∕爱的秘密∕死的抉择”。诗人善于用一双爱与美的眼光观今察古,诗中的情境充满了理想精神,充满了人性的温婉。一旦爱上了香妃玉骨冰肌的美,便驱使诗人循着历史和记忆的线路,寻找那片圣洁之境和早已化作一尊被情感和坚贞所怀抱的灵魂雕像去圆心中之梦。然后与自己所钟情的意中人共饮美酒,共浴于天池,且携手并肩“共游新江山,观美景,赏巨变”。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内心深层的精神性叙述和追寻被灌注一种强烈的乌托邦情结,那是对人为物役的现实所承担的一种“个人反抗美学”。

而陈娟在《昙花梦》中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于她作为女性作家的文学天资和才情,与同时代的作家不同的是,她的小说涉及“侦探学”和“盗窃学”的常识,但不故弄玄虚、不稀奇古怪,也不阴郁,书写离奇案情和社会的残酷丑恶却不流俗。作为小说家,她注重的不是个人情感的无聊宣泄,亦非现实世俗的无奈表露,而是调动不同写作技巧营构文本的品相和意蕴。

阅读《昙花梦》可以看出,陈娟的这种带有侦探推理(还应加上言情)的叙述方式颇为得心应手,且以不俗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将小说世界建构得如同迷宫一般,腾挪跌宕,摇曳多姿,氤氲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在她那里,悬念可能是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小说的开篇直截了当而又吸人眼球——

一九四八年,早春二月,南京的气候还是春寒料峭。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全市各大街小巷,到处都听到报童的呼声:

“卖报!卖报!上海发生离奇大窃案!价值黄金四百两的七克拉钻戒被窃!”

的确,突出的新闻,离奇的窃案,珍贵的钻戒,不仅扑朔迷离,而且吸引了许多人的好奇心。以此切入,生发开去,全书四十一章,如同四十一集电视连续剧,环环紧扣,徐徐展开,可谓严丝合缝、逻辑清晰地将那些连环发生的案件不断推出。主人公程慈航及其身边或背后牵扯进来的几个重要女性的爱恨情仇、离合悲欢,在整体布局中暗藏着用心经营的变数。故事的组织毫无凝滞,情节的展开甚合情理,人物的形塑鲜活丰腴,足见陈娟驾驶长篇小说的能力令人称奇,也隐约可见作家本身的文学素养和深厚功底,无论是语言的驱使,还是技术层面的处理。饶有意味的是,与主人公程慈航有过亲近关系的几个女性——李丽兰、花锦芳、黎丽丽、林映雪,还有杨玉琼、柳素贞等,不同的生存境遇和情状,不同的命运意识和活法,背后其实掩藏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创伤,一种个人劫难与历史剧变的交叠。陈娟对这些处于悲剧或历史命运中的女性形象的描写,融合了对历史和宿命的些许无奈之情,让读者可以更好地融入作家所营造的悲喜世界。难得的是,《昙花梦》并非仅仅停留于对离奇案件侦破的渲染和通俗性叙述,而是以人为核心,让事件成为一种容器,人在其中担当着更为重要及实质性的作用。主人公程慈航作为“中国版”的福尔摩斯,固然是作家刻意经营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相当复杂和矛盾的思想性格,但并非是没有情感的冷血动物,既有情有义而又铁面无私,既真实又具有历史感。引人关注的是,书中对几个重要女性形象及其曲折命运的描写,尤为感人。她们身陷混乱的社会和没落的年代,以个人的命运作出各自的抵抗,这些抵抗却逃不出宿命的“怪圈”。于是,小说在结尾处写程慈航打开黎丽丽为其遗留的剪集簿,后面写着红字白边的美术字“昙花”,悲恸欲绝,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回想几年来京都生活,在花团锦簇中沉浸于“温柔乡里”,“想不到好景不长”。面对沧桑世事,风云变幻,“几天之内,鲜花美人,面目全非。她们死的死,走的走。”最后的结局尽给他留个“空”字。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对他作了极端尖刻的嘲弄”。此情此景,使得伤心的他喃喃自语道:“末日来临,风流云散,回首前尘,昙花一梦!”篇末点题,堪称画龙点睛之笔。这在某种意义上,勾连起中国传统的小说美学,即一种表现为“宿命”意识的美学。

应该说,陈娟对待自己营造的世界是极其投入的。《昙花梦》写于上世纪60年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女作家带有某种先锋意识。从题材上看,勇于冲破“禁区”,从正面(包括负面)描写民国时期国民党官员的“现形”生活;从类型上看,是今天网络上流行的推理、侦探、悬疑小说的先行者。此外,这部长篇不同于那种主题先行和概念化演绎的小说,而是通过富有历史感的真实性故事和具体生动的文学性文本来呈现题旨,使《昙花梦》这个带有双重意象的书名更具隐喻性和象征意味。诚然,《昙花梦》除了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包括故事情节曲折多姿、张驰有致,叙事节奏分明,文笔清丽隽永等特色外,还在于作家善待写作,善待自己笔下世界的态度是真诚的。尽管《昙花梦》并非完美无缺或无懈可击,但作为一部有着自身特色的长篇小说,具有很高的历史、社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一般的言情、悬疑小说难以望其项背。作家精心打磨的这部长篇力作,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以至在两岸三地多次再版并拍成电视连续剧而风靡一时。其产生的效应,起码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有益的启示——当今文坛倡导写中国故事,表现“中国式”审美元素的中国小说。那么,如何才算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小说”呢?显然的,一方面是要敢于摆脱对西方经验的复制或被动依赖,另一方面应自觉而主动地回归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即属于我们精神的特殊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描述我们自身精神生活与现实世界的一种心灵档案和时代见证。难怪有论者认为,《昙花梦》“光照当代小说新领域”。

原载《香港作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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