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梦中曾反复出现过一片有森林、山峦、河流和沼泽的地方，林火焚烧，孔雀乱飞，它不是我真实地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却又好象在哪里见过。奶奶说，怕是前世。
我出生在中国的南方，成年后去过越南，最后到了澳大利亚，越走越向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的指引。
-------题记
越南裔同事阮文新邀我到他在卡巴拉玛塔镇的家中参加他儿子的满月派对。这是我首次造访卡巴拉玛塔。我开车擦过高大的中国式牌坊和参差着中文、越南文和英文招牌的熙熙攘攘的繁华商业街，驶向星罗棋布着公寓大楼和花园洋房的居民区。二十多年前这里还是悉尼市西郊的一片荒地，是那些两手空空来到这里聚居的越南难民、华侨和其他亚裔移民凭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这里的奇迹。
按阮文新给的地址和详细到每一个红绿灯都标注出来的悉尼地图，我很容易便找到阮家，这是一幢有前后花园和车库的两层小洋楼，前院摇曳着一排翠竹，周边环绕着怒放的杜鹃花和玫瑰花，精瘦的阮文新听到车声便迎了出来，寒喧了几句，就引我到后花园。后花园有半个篮球场大，四周是花和树，环绕着中间绿色的草坪，早晨明媚的阳光斜斜地透过树叶缝隙拉出缕缕光束，草坪弥漫着清香。我公司的同事销售部经理詹姆斯和柬埔寨小伙子哈侬已经先我抵达了，正坐在葡萄架下的靠椅上品茶。阮文新向我介绍他的家人：晾衣服的那个身材娇小的秀美少妇是他的妻子琛；端茶盘的端庄妇女是他在悉尼大学任图书馆员的姐姐香；正用割草机割草的高个子白人是姐夫历史学讲师乔纳森；他母亲和岳母则在厨房里忙碌着，阮母体型富态、慈眉善目，岳母瘦削，高颧骨，表情坚毅；派对的核心人物躺在花丛边的摇篮里睡得正香，白白嫩嫩，象一块水豆腐。
有一个二十来岁的漂亮欧亚混血姑娘站在柠檬树下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身体随着音乐节奏轻轻摇摆着。阮文新没给介绍，我问她是谁。詹姆斯说是他女儿文美，今天特意带她来见越南老乡。那姑娘对我们颔首，算是打招呼。我对詹姆斯说，没听说你有越南裔老婆嘛。他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过去作为美军的澳洲盟军战士参加过越战，就有了这孩子。我说巧了，七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赴越南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七九年又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与越南算是有缘分。哈侬说他全家人都被红色高棉杀了，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扶植起来的却是另一个共产党政权，他与越南人也有过一番交道。乔纳森说他大学生时代曾参与过反越战运动，后来专门研究东南亚史，又娶了一位越南裔太太，对越南也有相当了解。大家不约而同笑起来，说怎么正好都凑到一堆了。
混血姑娘文美突然停止扭摆，脸色刹白，朝卫生间走去。阮文新的姐姐追上去问她是不是不舒服，詹姆斯说，别管她，让她独处一会儿就好了。于是大家继续谈话。
我虽然参加过越战，却始终不曾了解敌方士兵的心态，便问詹姆斯：“越南人内部的争斗与美国人和澳洲人有什么关系？你们干吗要打到人家门里去？”
“那越南的事与你们中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不也出兵到越南助战吗？”他反问道。
“那是因为你们先出兵，北越政府请求我们去帮忙。”
“我们出兵也是因为越共首先在南越组织武装力量企图颠覆南越合法政府，南越政府请求我们
去帮忙，阻止共产主义南侵。”
我说：“我因为两次去越南参战，对越南的现代史略有了解。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多党派联合阵线，并不单单从属于共产党。他们搞武装斗争是因为吴庭艳政权拒不执行日内瓦条约规定的通过全国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条款。”
詹姆斯捋了一下他亚麻般粗硬的棕发：“我听说过那个条约，它仅仅是越共与法国签订的，并没有照顾到南方政权的利益，按说对南方政权没有约束力。照那个条约执行，越共肯定占上风，整个越南就要赤化了，那对于全体越南人民和东南亚其他国家都会是一场灾难。”
我说：“灾难也好，幸福也好，应该由越南人民自主选择，而不应该由外国来干涉。民族自决不正是符合西方的民主理念吗？”
“不错，但是在共产强权的控制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选择。每个国家在世界上不是孤立存在，内政问题也常常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如果其他国家预见到了危害性，就有责任采取措施防止它发生。比如纳粹的侵略战争不是首先从德国内部的排犹开始的吗？事实不是证明了越共统一全越后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吗？他们大量驱赶难民，让各国头痛不已，又入侵柬埔寨和骚扰贵国边境。”他嘴角含着讥讽的笑。
“那为什么美、澳有那么多大学生和老百姓反战，而且最近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承认参与越战是一场错误呢？”
詹姆斯说：“那是从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越战对于美、澳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反而要牺牲生命和物力。”
我正待进一步发问，老太太们呼唤客人入席。阮文新说：“别争了，哪里争得清楚，喝酒去!”
阳光和煦，大饭桌便被搬到院子里开宴，凉菜、热菜摆了一满桌。大家谦让了一番，一一落座，然后是互相敬酒，说些客套话。詹姆斯绕来绕去又把话题绕到越战上来，还想跟我论个明白。乔纳森大约是出于历史学者的职业习惯，建议大家各自谈谈与越南有关的亲身经历，“事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也更有趣。”他说。这建议得到一致赞同。我说：“两位老人家经历的事情多，也请一定谈谈。”阮母和岳母连忙摆手，大家一再恳求，她们才答应谈谈。阮文新说：“好，我当两老的翻译，不过，大家别只顾说话，忘了喝酒吃菜。”
以下就是各位口述的故事，笔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
詹姆斯：杀人的老妇与被杀的姑娘
1968年我随部队被派往南越，驻扎在顺化，顺化靠近北越，是承天省首府，西靠长山山脉，有铁路通向北越，是南北交通要冲。阮氏王朝数百年来把这里当作首都，城里有不少古迹，也有法国人盖的一些欧式建筑。美丽的香河从市区穿过，河上漂着木船，河边有一些小茶室，景色绝佳。不过，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这里成为交战双方反复拉锯的要点，战斗异常惨烈。我们常常在潮湿闷热的雨林里与越共游击队捉迷藏，随时会有冷枪和竹尖桩伺候我们。最头痛的是许多老百姓为越共通风报信，甚至直接刀枪相助，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为了越南人民的利益而战，却得不到他们的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见所闻太多了，我拣印象最深的事说几件给你们听听。
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攻占一个高地。晚霞正飘在山头，象火象血。越共有一挺重机枪猛烈扫射，我眼睁睁看着几个冲在前头的弟兄象空布袋一样软扑扑地倒在地上，开花子弹把他们的肠子都炸出了腹腔。我心里害怕极了，躲在一块岩石后面不敢动弹。班长瞪了我一眼，架起反坦克炮，瞄准敌方火力点开火。“轰”，敌人机枪哑了。班长推了一把：“跟我冲。”我硬着头皮踉踉跄跄冲，心想这下我要报销了。算我们命大，冲上高地时，越共兵都倒在地上，班长踢他们，检查有没有没死的。我跟在后边看。突然从一处暗壕里蹦出几个越共，手持匕首扑向我们。我迎面抓住了一只刺向我胸口的手，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敌兵，但他的劲很大，我使出吃奶的劲才抵住刀尖，它离开我胸膛才五厘米远，我们僵持着。他的小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充满仇恨，脸憋得通红。我到底块头比他大，渐渐压过了他，扳着他的首腕转向，刀尖朝向他，一点点逼近他的胸膛，他的脸由红转白，显出恐惧。他的样子使我害怕了。我是基督徒，上帝要我们爱人，甚至爱自己的敌人，我连鸡都不敢杀，怎么敢杀人哪! 可是由不得我犹豫，他的手一点也没有放松抵抗，只要我一松手，刀尖就会刺进我的胸膛。求生的本能使得我别无选择，只有闭上眼睛，推着刀尖一点点刺入他的胸膛。鲜血噗嗤喷到我脸上，惊得我睁开眼，但见他的脸孔因痛苦而抽搐得恐怖，身体也挣扎着，慢慢地倒下去。我也精疲力竭地瘫坐在被血染红的地上发愣。班长干掉一个敌兵后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这才是好样的!我却“哇”地呕吐了一地，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为什么杀？不知道。我和他无冤无仇，如果我们同住一幢楼，或许会是好邻居，好同学，好同事，可是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国家，为各自的国家服务，于是只能兵戎相见。生命是那样脆弱，从母亲十月怀胎到一口奶一口饭地喂大，活了十几二十几岁，母亲操了多少心，多么不容易，而死亡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凶手是我，他的家人还在等他回去，哪里知道我毁灭了他们的全部梦想。我蹲在他的尸体旁哭了。上帝，饶恕我吧!我不是情愿的。
后来仗打得多了，我胆子也大起来，杀人也不再手抖了。人啊，都是环境逼出来的。
我们曾经抓到过几个越共俘虏，因为暂时没有车把他们送往战俘营，只好临时关押在我们兵营。那天弟兄们都出门扫荡去了，留下我和艾伦看管战俘。我们觉得无聊，就甩起了扑克，玩了一阵，觉得俩人玩没劲，要有四个人打对家就好。艾伦说：“我们干脆放两个战俘出来与我们玩。”我说：“这太危险了，出了事不是闹着好玩的。”艾伦说：“别怕，我们有枪，他们没枪而且已经饿得浑身无力，我们把枪看紧就不会有事。”他资格比我老，比我有经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
他挑出了两个看上去最瘦弱的战俘，象拎小鸡似地把他们从地坑里拎出来，他们以为要处死他们，有些战战兢兢，当他们被按在牌桌前面对扑克时，大惑不解。他们不懂英语，艾伦就用法语告诉他们怎么个玩法，并且警告他们休想逃跑。艾伦会说法语，是因为他母亲是法国人。为了分组实力均衡，我和一个战俘为一方，艾伦和另一个战俘为一方。开头一两局因为他们不熟悉我们的玩法，玩得不顺畅，接下来他们就玩得比较好了。我们打了两个小时之后，就越来越不拘束了，彼此间居然还说起了玩笑话，就象熟朋友一样。如果没有战争，我们也许真的能成为朋友。我后来要小便，就暂时离开去厕所，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一定是出事了，我警觉地攀到房梁上端起枪，就见那两个俘虏扑向厕所，其中一个举着艾伦的枪。我居高临下向他们先开火，把他们打死在地上。我回到牌桌前，发现埃伦已死在牌桌旁，头部在滴血，牌还摊在桌上。仅仅五分钟前，四个活生生的人还在一起娱乐，转眼功夫，就厮杀得你死我活，只剩下我一个。真让人感到生死无常的残酷。
有一次我们战斗小分队经过一个小村庄，进到一户人家的竹楼里讨水喝，见一个老头子正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呻吟，他那骨瘦如柴的老妻跪在楼板上朝着佛象祈祷。老妇人看见我们，满脸惊恐，眼睛向墙上瞥去。我顺着她目光看去，墙上围着黑布条的镜框里嵌着一个青年的照片，想必是她的儿子。挂遗像的景象在越南人家庭很常见，我们并没在意。大家进到厨房依次捧起水缸里的耶壳瓢大口喝水，弗兰克则走到老头儿床边观察，说他像是在闹盲肠炎。弗兰克是悉尼大学医科毕业生，自愿从军，说是想有很多的机会练他的手术刀功夫。他说他的老师号称澳洲第一把刀的沃克教授就是在二战的战场上练出的一手硬功夫。弗兰克背包里总是带着小型医疗用具和常用药品，为战友们解除过不少病痛。他拿出听诊器在老头儿肚子上听了一会儿，又用手指按了按他肚子，对大家说，请等一下，一个小手术。他拿出手术刀，老太太吓得惊叫起来，冲向他。我把老太太拖出屋子，她急促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越语，拼命挣扎，大约以为弗兰克要杀她丈夫。我只好死死扭住她，她就一个劲哭啊哭。
约半小时后，弗兰克拿着割下的盲肠笑咪咪走出房来，说了声“OK”，将盲肠扔到猪圈边，用棉花揩拭满是血污的手。我放开了老太太，她哭叫着捡起盲肠奔进屋去。
我们重新上路，没走多远，背后炸响了枪声，好几个弟兄倒卧在血泊中，弗兰克捂着胸口痛苦地挣扎。我闪到树干后回头一看，那老妇人正端着长枪颤巍巍站在屋檐下，枪口冒着蓝烟。再看弗兰克，已经断了气。我气疯了，一梭子扫过去，把她撩倒了，跑近前去，把她射了个稀巴烂，然后进屋把老头儿也打死了。
后来我常想，在这样一个愚昧的国家里，连拯救他们的肉体都遭到拒绝，更不用说拯救他们的灵魂。
为了杜绝老百姓投共，美国援助了大量生活物资给千疮百孔的南越政府，让他们发放给老百姓，谁知许多美援物资却被贪污成风的官员们卖往黑市，很少能派到老百姓手上，我们的军队不得不承担起直接发放物资的任务。有天我们在火车站发放大米，饥民们被监督着排队领取，开头秩序还好。后来眼看粮食不够发了，队伍大乱，饥民们争先恐后朝前挤。我看见一个已排到队首的神色忧郁的漂亮姑娘一下子被挤到圈外去了，她着急地叫喊着，几乎要流出眼泪来。我顿生爱怜之心，舀了一钢盔米，挤到她面前，倒进她米袋中，然后又加了一盔米。她迷惑地瞅了我一眼，她黑弯弯的眉毛下，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就像浓浓的树荫掩映下的黛色的湖泊，那忧郁的神色有如湖面上飘的薄雾，愈增添神秘的美丽。她对我不自然地笑了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牵着一个瘦小的男孩沿着弯弯的铁轨路基走了，她的黑色喇叭裤鼓满了风，月白色上衣衬着黑色的披肩长发飘呀飘，在铁轨间，就像五线谱上一个跃动的音符，渐渐远去，余音袅袅，当她快缩成一个小黑点时，我看到她回头远远望了我一眼。
从此，那对漂亮而忧郁的眼睛就总是在我脑海中晃。
数周后的一天，我们和一队共军发生了遭遇战，队伍被打散了，我的左肩负了伤，几个共军士兵在丛林中追杀我，我且战且逃，跑进了一个村子，冲入一幢竹楼。里边的人被突入其来的我吓得尖叫起来。我定睛一看，是她!她搂着那小男孩瑟缩在墙角发抖，但很快认出了我，连忙解开屋檐下一大捆竹子，把我藏进去，然后从外边用绳子扎好。刚扎好，游击队就赶到了，我听到搜索的声音和盘问她的声音，说的越语我不懂，后来声音就渐渐远去了，她才把我放出来。我向她道谢。她腼腆地笑了笑，烧了一壶盐水为我擦洗伤口，包扎。她的纤纤玉指轻轻抚摸着我的皮肤，弄得我心里痒痒的。她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告诉我她的名字叫黎青，那小男孩是弟弟寿，他们的父母都被炮火炸死了，仅有的一点土地也被炸得无法耕种，姐弟俩只能靠救济粮和竹笋、野菜充饥，有一餐没一餐的。我问她为什么救我，我说因为我帮助过她，是好人。我问她是喜欢政府军和盟军，还是喜欢共军。她说她也弄不清哪一个好，两边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只希望不要这么无休止地打下去，两边应该坐下来和谈。她留我吃了顿香喷喷的竹筒饭晚餐，然后带路送我回营地。
那夜的月光很好，从竹林缝隙中斑驳地筛下来，把她的白上衣染得蓝莹莹的。她蓝莹莹的小巧身影在起伏不平的山路间时上时下时前时后地飘乎，像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在有坑凹的地方，她怕我看不见，伸出她的小手牵引我。我真想把她搂入怀里。我们营地离她家不远，很快便到了。我请她进去坐坐，她说她该回去了。我不肯放开她柔软而温暖的小手，问她我今后是否能去看她。她抽出手，嫣然一笑就跑入了丛林深处。
后来一段时间，游击队的攻势被我们打退了，顺化相对安宁了一阵子。我常常带些罐头食品和日用杂物去看青。她总要留我吃饭，并且十分小心地不让外人看见我，一有人来就叫我到阁楼上回避。有时她带我到雨后初晴雾气缭绕的山岭上采蘑菇，或到山间清澈的小溪里捕小鱼，我们手拉着手攀山，我会顺手采了野花插在她头上，真是美极了。
那天，在一个最高的山头上，我揽住了她的腰说：“我爱你，你爱我吗？”
她推开我说：“不，我们不能相爱，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说：“我是认真的。”
“那你能娶我吗？”
“我当然愿意娶你，但是现在还不行，因为我随时可能在战场上死去。如果我能够活到回家的时候，我一定娶你。”
“那时候你能带我去澳洲远离这血腥之地吗？”
“当然！”
“可是，我们俩还说不定谁先死呢！”
“为什么？”
“子弹和炮弹不长眼睛呀。”
“是啊，人生无常！”
她微微闭上了眼睛。我激动地吻了她的唇，她很陶醉，我特别喜欢她那小巧玲珑的样子，就像一个令人爱不释手的小宠物。我用一只胳膊把她夹起来放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她羞红了脸，我爱得恨不能一口吞下她。头上是云彩翻腾的苍天，脚下是起伏如浪的群山，我们所在的山头，就像耸立入云的一尊祭坛，被带露的山花和小鸟的啼啭环绕着。我们幕天席地尽情做爱，幸福无比，饥饿、战争、死亡和一切烦恼统统被我们抛在脑后，显得那样遥远，那样微不足道。性，是人类最重要的本质之一，它可以是最低级趣味的的对象，也可以是最高尚情感的源泉，它可以是战争的原因，也可以是和平的目的，不同种族、年龄、性别、时代、信仰的人都可以在性上找到共同点。
她后来怀孕了，这当然不是我所期望的。我要她去打胎，她捂住肚子说不，这是我们的爱情结晶，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在观念保守的越南，未婚先孕是很丢人的事，更何况是怀着美国人的孩子，如果她不能尽早离开这里，处境会十分困难。我要她仔细考虑清楚。她用宽布带把肚子勒紧，穿宽松的裙子，尽量少出门。好在那里偏僻，又是战争时期，人们不常来往。就在她快分娩时，我们部队要调防到另一地区打仗。我去跟她告别，送给她一张我们的合影照片，我说：“下次拍照就是三个人了。”她紧紧搂住我不放手，好象怕我一去不回。我说：“放心，有你，有我的孩子，我会回来拍照的。”
调防之后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她，打仗的空隙间却常常想着她，揣想我们的孩子长什么样子。两个月后我返回顺化去找她，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寿。他告诉我，姐姐生下一个女婴不久，游击队打了回来，姐姐为了孩子免遭不测，赶紧把她送到一个远房亲戚家躲藏。游击队抓住姐姐说她是越奸，把她捆起来殴打，然后枪杀了，还要追杀孩子，也不知道最后杀到没有，谁也没有再看到收留孩子的那户亲戚。寿领我去看了屋后山坡上黎青的新坟，我扑到坟上，愤怒得几乎要发疯。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子，根本不懂政治上的是非，仅凭着直觉生活，跟我相交只是出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异性之爱，从来不曾出卖过同胞，更何况，初生的孩子又何罪之有呢？我试图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是打听不到，心好象被剜去了一块。
我疯狂地报复，见到越共及家属，不管男女老少，我都杀，杀红了眼。你们看到现在的我衣冠楚楚，文质彬彬，能想象我曾经是一个杀人狂吗？
后来我退役回国，原以为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但是国内反战运动正如火如荼，迎接我的不是鲜花，不是掌声，而是人们的辱骂，骂我们是刽子手。在走出机场大门时，我的头上被淋上了一桶红油漆象淋漓的鲜血。人们大多认为澳洲追随美国参与这场于本国毫无益处的战争完全错了，而我自然成了一个愚蠢的帮凶。为国效力得到的居然是这般结局，令我难过极了。如果参战真的错了，责任应该在国家，而不在我。人们因信仰的不同而发生仇恨，常常用最低劣的手段去捍卫最崇高的信仰，劣行被美化为国家行为的战争，战争把人变成野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最后，信仰远离了，剩下的只有仇恨和永远抹不去的心灵创伤。我知道那场战争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除了军火商和某些伪善的政治家，但是我又不愿意听到别人去否定它，因为我们一代人为国家、为民主自由信仰奉献了赤诚的青春和无价的生命，如果这种奉献得到的只是一声“呸”，我成了个什么东西？我们虽然败了，但你能说我们为捍卫民主所作的牺牲是毫无价值的吗？
我极力想忘掉这场战争，但我错了，历史是抹不去的，我常常会在梦中见到青，见到战争中血淋淋的恐怖场面，许多被我杀死的人的面孔在我眼前晃悠，把我吓醒。有一次年夜我去悉尼海港看新年焰火，它象炮火令我感到恐惧，我赶紧逃回家，以后从来不再去看。我以为结婚会淡化我对青和战争的记忆，于是与一个道地的澳洲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没想到这孩子先天弱智，医生检查后说，这是因为我受过化学物品的感染导致染色体异常，我这才想起，美国人曾经把大量的毒药喷在丛林里，防止游击队藏匿其中，但常常忽略了知会我们澳洲军队。妻子从此常常与我争吵，直到有一天，一个混血女孩敲开我家房门，拿着我和青的合影照片认我为父亲的时候，整个家庭就彻底瓦解了。女孩儿那时有十一岁，学名叫武文美，是随着养父母乘小船逃出越南，被联合国难民总署安置到澳洲的。养母死在了逃难的船上，临死前说了她的身世。她在逃难路上被海盗奸污了，来到澳洲后又遭到养父的奸污，她不愿再回养父的家，所以想尽办法找到了我。我听了她的哭诉，看着她那张很象青神态的面孔，悲痛莫名。我不能不收留她，我欠她的太多，而不堪忍受的妻子便弃家而去了。
现在阿美已经二十七岁，未婚，还跟我一起生活，她有不少男朋友，性生活很随便，还染上了毒瘾，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她很小就受到性伤害造成的。一儿一女，一个身体残障，一个精神萎靡。他们没有参与战争，却要承受战争的苦果。我给了他们生命，也给了他们苦难，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竟遭到上帝的如此惩罚？
阮文新岳母：无夫可眠；与敌同眠
我从小生长在北越的海防市，父母亲都是抗日抗法的老战士。抗法胜利后，北越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着和平建设。一九六五年春节，二十二岁的我结了婚，丈夫是工厂的同事。新婚生活很幸福很宁静，可是不久，美军飞机越过日内瓦协议划定的十七度线，对北越狂轰滥炸。
那是一个星期天，丈夫陪我回娘家过周末，和父母兄弟姐妹们围桌而坐吃午饭。爸爸给我们讲参加奠边府战役的故事，和新女婿碰杯喝了好几盅酒，妈妈说等着抱外孙。饭后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全家人把我们送出门口。刚走出没多远，响起了警报，我们还没来得及躲进防空洞，就看到一大群美国B52轰炸机低空飞来，炸弹象蝗虫般铺天盖地而落，把海防市炸成一片火海，楼房纷纷倒塌，许多尸体被炸飞到空中，有的挂在树梢上。我们命大，没被炸着，敌机一走，就赶紧往父母家奔。天哪! 我家老屋荡然无存。我发疯般地从瓦砾中翻出了家人的尸体，父亲的脸被弹片削去了一半，母亲的大腿没了，哥哥姐姐的头被水泥板砸得脑浆四溢，小弟弟的整个腹腔被炸烂了，肠子血乎乎流了一地。大饭桌倒伏在中厅，杯盘狼籍，酒瓶子歪在墙根，溢出的酒还在飘出香气。二十分钟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倾刻间就全死光了，这血淋淋的场面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和平生活就这样被美国人砸得粉碎。我越想越恨，一咬牙，把丈夫送去当兵报仇。他临行前夜，我哭了一通宵。他安慰我说他会回来的。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今日一别可能就成永决。我没有告诉他我已怀孕，怕他牵挂。当朝霞升起的时候，他随着队伍向着火红的太阳走去，仿佛一直走进了那团火，被火吞噬了，熔化了。
他走后，我参加了妇女救护队，寻找和抢救被炸伤的人们，排除定时炸弹，有时还用高射机枪打敌机。阿琛就出生在一个弹坑里。生下她才七天，我就用竹篮提着她，又参加了战斗，忙碌时，就把孩子放在一边。她不停地啼哭，揪得我一阵阵心疼，我却不能停下来照顾她。躲飞机时，便拎着她飞跑。
琛出生后十天，我收到丈夫阵亡通知书，他是在孩子出生前一天牺牲的，连尸体都被炸得无影无踪。我这个新媳妇从此成了寡妇，阿琛未见父亲面就成了孤儿。美国人在越南制造了太多的寡妇和孤儿。我一人带着孩子，过得真艰难啊! 我常想，死去比活着更轻松。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凝视着丈夫的遗像，会有深深的自责，他是他父母的独子，如果不是我催促他参军为我的家人报仇，他或许不会死。我有时抱着孩子去见我的公婆，两位老人在爱抚孙女儿的同时，对我不冷不热。我能感觉到他们无言的责备，可是罪过在我吗？我又何尝愿意失去丈夫？许多并没有参军的无辜平民被炸死了，又该找谁去算帐？
作为救护队员，我看到了太多惨不忍睹的场面。在医院的废墟里，好些刚出生的婴儿含着妈妈的奶头与妈妈死在一起。在一所小学校，死去的年轻女教师手中还握着粉笔，尸体下压着两个她想保护的学生，也都死了。一对新婚夫妻光着身子拥抱着倒在结婚照下的血泊中……还有比这更惨的。以后的好多年，美机轰炸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巴黎和谈期间，谈得有进展的时候，轰炸就暂停一阵，谈不拢就狂轰滥炸。整个城市炸得稀巴烂。
那个年月，大部分青壮年男人都参加到了战斗中，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后方的男人很少，大街上、工厂里，放眼望去都是女人。天热难耐的时候，有些女人们无所顾忌地在公共场合打起赤膊。姐妹们解闷的话题就是谈论男人，以前看上去挺本份的良家妇女，也敢说十分淫邪的玩笑话。我们十几个妇女救护队有一个总负责人，四十来岁的汉子，死了老婆。物以稀为贵，他成了好些女人争夺的对象，但他对哪个女人都没真心，今天跟这个好，明天跟那个好，纯粹是玩弄女性，还都是黄花姑娘，我们这些已婚嫂子，他还瞧不上眼。我们队的一个嫂子陈氏春，人长得不算好看，身材很丰满，丈夫死了好几年，她很有些难耐的样子，老想把那个头儿勾上，却遭了好几次白眼，气得只哭，与那些得宠的小姑娘们吵过好几架。
有一次，我们用高射机枪打中了一架低空轰炸的美国飞机，飞行员跳了伞，我和几个姐妹立即开着摩托车去抓。赶到时，飞行员正张皇失措地想躲，被我们用枪逼住了。我当时恨不得一梭子打死他，但是纪律不允许这样做，战俘是要留着交换我方战俘用的。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大孩子，嘴唇上有细细的黄毛，腼腆而且漂亮。怎能想象得出，杀害我家人和无数越南人的凶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全家福照片。每个人都有家庭，为什么美国佬这样珍惜他们的家庭，却残酷无情地摧毁我们的家庭呢？我狠狠地怒视他，他吓得发抖，怕我开枪。我从怀里掏出自家的全家福照片，伸到他眼前。他愣愣地望着我。我吼道，他们都死了，是被你们飞机炸死的。他深深低下了头。
那天夜晚，由我和陈氏春看守美国飞行员。他双手被反绑着，关在一间闷热的小房内，身上汗如雨下，军衣都湿透了。他央求我们帮他把衣服扒下来。我没理他，陈氏春就帮他把上衣脱了，露出白白细细的肌肉和浓浓的胸毛。他又要求把长裤也脱去，阿春也照办了。他身上只剩下一条短裤衩，裤裆处鼓鼓囊囊的。阿春的眼睛就一个劲朝他身上瞟。半夜两点的时候，我要回家一趟给孩子喂奶，便关照阿春好生看紧敌人。走到家门口，我发现家门钥匙忘在看守室了，就返回去拿。到了那里，听到屋里传出气喘嘘嘘的声音，门从里边扣死了，我觉得蹊跷，拉了张椅子站上去，从门上的窗户朝里瞧，天哪!阿春和那个美国兵正赤条条身子对着身子干得热火朝天，美国兵的双手还被反绑着，阿春手上紧紧握着一把手枪。我浑身突然热血沸腾，沸腾得仿佛要把身体炸开。若不是亲眼看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和敌人性交，简直太不知羞耻了，一个女人怎么能下贱到这种地步？我愤怒地嚷了起来。阿春和美国鬼子都吓坏了，她赶紧拉上裤子打开门，跪在我面前，苦苦哀求我不要说出去。我骂道：“你这个贱妇，叛徒! 太丢我们越南人的脸了。爱我的仇人的人怎么可能得到我的怜悯？”我对空鸣了一枪。很快，姐妹战友们就赶来了。大家气极了，围起来打阿春的耳光。阿春哭着说：“我守寡了三年，受不了了，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女人啊。我们的男人都死光了，我没办法呀。敌人他也是男人。你们都是女人，难道就真的不想？就不能够原谅我？”大家听了这话，都抱头痛哭起来。后来大家私下议论这事时，有人还不无羡慕地说，阿春还她妈的开了洋荤。
阿春没脸再呆在救护队，后来穿过十七度线，参加了南方的解放战斗。她给大家来过一封信，说很后悔做的那桩错事，因为她现在真正懂得了应该痛恨美军。美军在对南方解放区扫荡时，有组织地强奸大批妇女，连孕妇、幼女和老太婆都不放过，强奸过后还统统杀死，把尸体堆起来用地雷炸碎；他们用毒气残杀百姓，用火焰喷射器烧毁整个的村庄；他们有时以猜孕妇肚子里婴儿的性别打赌取乐，然后活活剖开孕妇肚皮取出婴儿…… 阿春后来死在了南方，听说她一人炸毁了美军好多辆坦克，被敌人活捉后强奸，她不停嘴地骂，最后被敌人抛在坦克轮子下碾得稀烂，牺牲得很英勇。我常，她被强奸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真正后悔的是我，我不该捅出阿春的丑事，她只是一时糊涂，情绪失控而已。如果我不是那样，阿春也许现在还活在世上。为此，我常常受到自己良心的遣责。
当然，活着的我并不比死去的人好过多少。南北越统一后，人们重建家园，我也想再组成一个家庭，可是百分之七十的越南男人死在战争中了，连黄花姑娘都愁嫁不出去，哪里还轮得上我们寡妇。如今我已经五十二岁，婚姻生活只半个月，守寡整整三十年，我白做了一世女人啊! 孩子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长大，她曾经对我说：“妈妈，别人有兄弟姐妹，我就一个人，好孤单，你能帮我生个妹妹吗？”我无言以对。
国家可以有未来，而未来却不属于我。美越两国可以重建邦交，而丈夫和亲人们却不能生还。这笔笔帐，我向谁去讨？
我的故事：恋人与敌人
一九七一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随部队援越。我们先在我国境内经过短期训练，便换上越南人民军服装进入北越，因为中国军队并未公开参战。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运输线的畅通。敌机常来轰炸，敌机一走，我们就和越南友军一起抢修铁路和桥梁，让满载中国援越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通过。
与我们合作的越军中有好几个洗衣班，全是女兵，她们除了给男同胞洗衣服外，还把我们中国兵的衣服也包了下来，并且承担着部分工程辅助任务。长期战争使越南男性伤亡巨大，越军不得不徵招了大批女兵，她们和男人一样，什么都干。女兵到了男兵堆里，就像是洗衣粉溶进水里，搅和几下，就冒出五光十色的泡沫来。她们走到哪里，就把欢声笑语撒在哪里，就把男兵们的目光和心思牵到哪里，使残酷的战争显得不那么令人难耐。越南姑娘普遍娇小清丽，肤色如中国姑娘一样白皙，她们多不扎辫子，长长的秀发像黑瀑布泻在脑后，一长排姑娘袅袅婷婷走出来，就像一串叮叮当当的编钟，迸发出美妙得令人心醉的音乐。她们说起话来，声音扁扁尖尖的，如同清晨树林里的鸟语，清脆悦耳，令人遐思。
常常到我们排来收衣服的那个小妞叫萱，年龄与我相仿，丹凤眼，总是一副笑模样，很妩媚。她的军装经她自己改过，非常合身，掐出她挺挺的胸、细细的腰和翘翘的臀。她在学校学过一些中文，能与我们用中文进行交谈，尤其爱与我接近，叫我教她学中文，她也主动教我学越文。她每次一来，就到我们每个人铺位上搜索脏衣服，常常还逼我扪把身上的衣服也脱下来。我光着膀子很难为情，她却若无其事地拍拍我的背说，你也该洗澡了。战友们起哄说，那你也帮他洗澡吧。她说，他敢全脱光我就敢洗。倒把我闹了个大红脸。大家就上来扒我的衣服，我拼命躲闪，她并不走开，站在一边吃吃地笑，玩笑最后总是在临界点停下。她一离开，我们就盼着她的下一次到来。
有一阵子我们在义静省的蓝江修桥。那天收工后，因为公共茅坑太脏，我就钻到江边的灌木丛中大便，面红耳赤正使劲时，听到传来嘻嘻哈哈的声音，是一群女兵来了。我不敢动弹，悄悄窥望，祗见她们留了一人在坡上放哨，其余的人前后相跟着一长溜，走到江边，抖散长发，脱下衣服和女人家的小玩艺，赤条条一片洁白，缓缓走入江中齐腰深处，先弯下腰侧着脸洗头发，然后搓洗浑圆的胳膊和坚挺的乳房……我呆住了，心中像有一头小鹿在乱撞，想看又不敢正眼看，想逃走又怕被她们发现，只好蹲在原处一动不动。她们在水里笑着闹着，萱闹腾得最欢。映在水里的晚霞被搅碎了，像无数片散落的桃花瓣。 突然，天边传来嗡嗡声，敌机又来炸桥了。姑娘们慌慌张张朝岸上跑，有的试图穿衣服，有的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动作慢的被炸弹掀倒，鲜血染红了江水。我也蹿出灌木丛逃命，萱正好赤条条跑过我身边。我拉着她的手飞奔，忽听到尖啸声，赶紧压着她卧倒。炸弹掀起的泥土地溅了我们一身，所幸我们都没负伤。
敌机远去了，我紧张的心情松驰下来，才意识到眼前的尴尬：她洁白温软的胴体与我紧紧相贴，我来不及系牢的裤子也垮下一截。她翻身转过脸凝视着我笑了，微微上翘的红唇与我的唇靠得如此之近，我能够感受到她灼热的呼吸和女性荷尔蒙的香气。我心里慌乱，想站起来，她却像水蛇一样用双臂和大腿把我紧紧缠住，亲了我一下。我心旌摇荡，又有些胆怯，军纪不允许我们与越南姑娘发生恋情。我瞅瞅四周，姑娘们都已跑散，一个人影也见不着。萱把我搂得更紧，送来雨点般的吻。我也是血肉之躯，怎禁得住这般诱惑，也解了衣服和她滚作一团，肉体的交流超越了一切的规限，炮火和硝烟此刻仿佛离开我们很远很远，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两人……
我们悄悄如干柴烈火般地热恋了一段时间，常常偷跑到没人的地方做爱，直到有一天全班战友被塌方活埋在隧道里而我负伤被送回国治疗为止。萱含着热泪把我送上火车，火车开动了，她挥手跟着车跑，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抽动着肩膀。
回国后我给她去过好多信，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已经升任连长的我随部队再次跨出国门开赴越南，这次不是援越，而是实行对越自卫反击战。想到中国老百姓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裤腰带拿出二百多亿美元援越，我的那么多亲密战友为越南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越南人却忘恩负义调转枪口来打我们，我就恨得咬牙；可是想到我们与越南战友共同战斗的那段情谊，想到那群女兵，尤其想到火焰般炽热的萱，我又很不忍心与越南人交战。历史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昔日的“同志加兄弟”如今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仇敌，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与不同的民族利益，到底哪一个更神圣呢？
我军炮兵发出排山倒海的炮击过后，我们步兵便向着莽莽群山进发，开始总攻。我们连沿老山西侧502高地向长毛岭方向穿插。我深知这场战争不会是轻松的，我太了解越南人的英勇善战精神了。开头的挺进还算顺利，但稍往纵深去，就遇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在那些林木茂密处，越军隐藏在星星点点的暗洞中，猛不丁扫来一串子弹，撂倒我们好多战士。仗打得很苦，我们且战且行，在快要到达上级指定的目的地时，我们被一处险要山口居高临下的机枪堵住了，战士们发起了好几次冲锋，死伤了二十多人，还是攻不下来。敌人的所在是炮火难以射到的死角。我急得毛焦火辣。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派一人倒退回与这个山口相对的山头高处，居高临下用长射程枪点射顽敌。我决定亲自担当此任务（我的枪法准，曾获得“神枪手”称号），打电话到团部要求立即送一枝带望远瞄准镜的狙击枪来。当我到达预定地点时，枪也送到了。我从瞄准镜中看到，敌阵地上只有一个身影在频繁地跑动，不断更换着发射点。我屏息瞄准，当那个敌人定在一点扫射时，我扣动了扳机。敌人中弹倒下，机枪声顿时喑哑，我军战士立即冲了上去。
当我爬上那个山口时，见到躺在血泊中的是个女敌兵，肩部负了伤。战友们正争论着是否该枪毙她为死去的战友报仇。我定睛一看，惊得倒抽一口气，居然是她----萱，虽然细微的鱼尾纹已经爬上了她的眼角，但她那副神态一点没改。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昔日的情侣今日成了敌人，而且是我亲手击伤了她。她像一头受伤的小鹿，眼神悲戚----她听得懂战士们在争论什么。我从她的眼色中看不出她是否认出了我，如果不是她，我会睁只眼闭只眼，任战士们去报仇，面对她，我的满腔愤怒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中充满了怜悯，遂吩咐给她包扎治疗。
当晚我在连部的小山洞里单独提审了她。
“你还认得出我吗？”我用越语问道。她抬起头冷冷一笑：“我认得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但这里可不是叙旧情的地方。”她也用越语答道。
“是的，你现在是我的俘虏，所以你应该回答我的问题。你这些年生活得怎么样，结婚了吗？”
“和过去一样，长年在枪林弹雨中打滚，去柬埔寨打过仗，现在又来和你们打，我还活着就算
过得不错。越南男人都快死光了，我跟谁去结婚？能给我一只烟吗？”
我给她松了绑。她接过我递的烟，美美地吸起来。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你走之后。”
“我给你写过好多信，为什么不回信？”
“中越关系恶化，上级知道了，我就会有麻烦。”
我们接着很轻松地谈了些彼此的近况和熟人们的情况，我说：“唉，真没想到，我们会打起来。”
“我们的生命只是政治家手中的棋子，要我们和就得和，要我们打就得打，我们除了服从，没有
别的办法。说实话，我对战争厌倦透了。”她说这话显得成熟了许多。
我问：“你到这个防地有多久了？”
“才三个月。”
“你们在这一带的兵力部署是怎样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毕竟是在为我的国家而战。”她立马严肃起来。
“你不想换取我的优待吗？”
“我情愿做一个受难的战士，也不愿当一个受优待的俘虏。”
我心中暗暗佩服她的勇敢，知道依她的脾气什么也问不出来，便说：“那我就只好把你交给上级处置，我估计到交换战俘时会放你回去的。”
“我不愿有被俘纪录，我的母亲病危，正等我回去见最后一面。你能现在放我走吗？”
“你想连累我上军事法庭？”
“不，只要你给我一个小刀片，我就能设法逃走，你没有直接责任。”
我沉吟了好一阵，说：“看在过去情份上，我放你一马，但你不许伤害我的战士。”她点了点头。我在她鞋底藏了一块小刀片。她趁势吻了我一下，说：“爱是不会忘记的，等我们两国休战和好时，我再去中国看你。”
我重新将她捆绑好，然后叫人把她押了下去。
第二天清晨，看守她的战士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她割断绳索逃走了。
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我受到上级的调查，被认为有放走敌人的嫌疑，却又查无实据，上级遂让我转业到地方，我在国内一直不再受到重用，后来有一个机会，我就到澳洲来求发展了。
如今，中越两国又重新修好，领袖们握手言欢，重提传统友谊。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无数生灵若泉下有知，又该作何想法呢？
她还活在人世吗？真的会去找我吗？
阮母：创业艰辛，怒海惊魂
我父亲是一个华侨富商，六十年代时在西贡华人聚居的堤岸区开着两家中餐馆和一间百货公司，家庭生活优裕。我年轻时长得漂亮，又读了高中，富户人家求婚的不少，父母希望我能嫁到华裔有钱人家庭，我却喜欢上了我家的越裔伙计宽。他老实聪明，人也长得帅气。我在家里帮忙干活的时候，经常给他打下手，接触多了就有了感情，是我主动表示的。
记得那天夜晚，满天繁星，我和他坐在院子里摇着竹扇乘凉，我给他讲中国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天上玉皇的女儿爱上了地上的牛郎，下凡到人间与牛郎成婚，我说他就象是牛郎，我愿意成为织女。他以为我说笑话，我说是真的，他紧张了，说我们的家庭地位悬殊太大，不行的。我说只要我们坚持就能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他终于抵挡不住我的攻势，和我私定了终生，父母知道后家里就象蹋了天，他们软硬兼施要我离开宽，我宁死不从。父母一气之下，把我赶出了家门，宽自然也失了业。
我和宽用他仅有的一点积蓄租了一间破旧的板房栖生。宽每天出去找工作，总是唉声叹气而归。那年头经济萧条，失业者很多，许多男人只好冒死当兵混饭吃，女人成群结队当妓女卖笑为生。哥哥同情我，背着父母给了我一点钱作本钱，我们夫妻俩便干起了果菜贩子营生，每天天不亮就到西贡河边的码头上从农民手中买货，挑到集市上去卖，我怀着阿香六个月时还不得不挑担子，收摊回到家，身子骨就象要散架一样，对于阔小姐出身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的生意经，我还是很有生意头脑的，靠着薄利多销，苦干几年后有了些积蓄，我瞅准一家小酒吧盘了下来。美国大兵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死，所以有钱就花掉，出手阔绰，我们的生意相当不错。美国兵们常领着些越南姑娘来寻欢作乐，这些姑娘为生活所迫也变得毫无廉耻。有天夜里，一个越裔小伙子怒气冲冲闯进酒吧，把他的女朋友从一个大胡子美国兵的怀里拽出来狠狠扇了两耳光，大骂她臭婊子。大胡子走过去，三拳两脚把小伙子踢出了门外，掏出枪就把他打死了。站在附近的警察一声不吭，像没看见一样。大胡子兵收起枪，踱回酒吧照喝不误。第二天警察登门叫我们交罚款，说是本店治安条件不佳。
我看这酒吧是非多，就把生意卖了，开了一家服装厂，主要承接军服生产任务。为了能接到活，我们必须贿赂政府和军界官员，他们还通常要我们开出多于实际交货量的假发票，从中贪污差额。我们当然也是有钱可赚的，生意好的时候，开五十台机器，三班倒。招工广告一贴出去，门口就排起长龙。越共游击队有时偷偷派人来向我们借钱，说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我们，我们也不敢不借。我们既不喜欢阮文绍政府，也害怕越共掌权共我们的产，希望有一个多党联合的民主政府来统一和治理这个国家，但是一切都由不得我们。
美援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阮文绍政府越来越烂，越共游击队赢得民心越战越强。美国人看扶不起阮文绍政权，就撤了军，政府军立刻兵败如山倒，大官们纷纷带着刮饱的钱财往国外跑，我们算是有钱人，共产党来了不会有我们的好日子，我们也想逃，听人说只要能闯进美国大使馆就能被美国直升飞机接到美国的航空母舰上运到美国去。我们就携了细软赶到美国大使馆，到了那里，人山人海，大群美国兵荷枪实弹把守着大门，大门只开一小条缝，有大使馆官员查验证件，只有南越政府的公职人员和家属才放进去，有的人就想办法混。我们到底也没有混进去。到最后离共军进城只差一个小时，把门的士兵才全部撤进大楼，院子大门洞开，人们涌进大院，眼看最后一趟直升飞机从使馆大楼的顶端飞走渐渐远去，我们彻底绝望了。听说有些人搭上南越军队的直升飞机往运难民的美国航空母舰上飞，舰艇上停满了飞机和人，没有空位，停不上去的飞机掉到海里，死了好多人。
北越共军会合南方游击队很快便占领了南越全境，分裂的越南终于统一了。北方派来了许多干部，大量前政权的军政官员被枪决或关入监狱。越共又开始大规模没收工商业主的财产，我父母和一些大老板被关进大牢，西贡市面一片萧条。越共不仅没有还朝我们借的钱，反而把我们制衣厂和所有固定资产都没收了，只给我们留下很小一间栖身的房子，好在我们提前抽出全部流动资金换成黄金埋藏了起来。不久，越共又大举排华，连贫苦出身的华人也不放过，他们用各种方法侵夺华人的财产，限制华人的权利，逼得华人无法生活下去，我既是富人又是华人，自然更加遭罪，越裔的丈夫和孩子也受到株连。实在没法过下去，我和宽商量决定冒死逃往海外。我到牢里见了父母一面，两老痛哭流涕地原谅了我的过去，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一个风雨之夜，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有船出海，叫我们赶紧收拾细软跟他走。我们挖出黄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心惊肉跳地一路躲过岗哨，来到黑沉沉的大海边。一艘十来米长的机帆船泊在那里，大约四十名惊惶不已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岸边等着上船。一个样子很凶的蛇头告诉大家，这船准备开往澳洲，不论大人孩子，每人需付三十两黄金。我家四口人付出一百二十两，所剩无几，十多年的辛苦落得一场空，花巨款买来的是一场死亡冒险。
船迎着凄风苦雨启航了，驶向黑洞洞的远方，就像扑往死神张开的大口，西贡的灯火离我们越来越远。望着这片生我养我、我本舍不得离开的土地，我哭了，心想也许再也见不到父母和哥哥了。
船行出第三天，海上起了大风暴，小船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被摔入波谷，船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仿佛随时都会散架被大海吞噬。电闪雷鸣吓得娃娃们哇哇大哭。男人们前后左右跑动，试图用体重来平衡船体。一位年轻的父亲冷不防被浪头卷入大海，一下去就不见了踪影，他的妻儿号啕大哭，央求人们下海去救。没有人答应，谁都明白，下去只能送死。
次日，风浪平静了下来，毒热的日头却烤得人难耐，好些人病倒了，有个孩子发烧痉挛，两天内就死了。他的父母伤心欲绝，抱着尸体不放手。尸体很快发臭，大家要求把尸体扔到海里，孩子父母不答应，硬要坚持登上陆地埋葬，于是争吵打斗起来，有人破了头，有人断了腿，多亏宽费尽唇舌调解，才使事件平息下来，尸体扔入了大海。
晕船使许多人呕吐不已，身体都虚脱了，熬了大约四个星期，我们才终于遥遥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陆地，那是印度尼西亚，我们兴奋地欢呼，期望上岸好好休整几天。正在高兴中，远远驶来一艘军舰，拦住我们去路，是印尼海军，我们被告知不许靠岸，但可以向他们购买食物和淡水。我们空欢喜一场，只好疲惫不堪地继续朝南边澳洲方向行驶。
行出印尼海域不久，远远又驶来一艘快艇，艇上一群面孔黝黑凶神恶煞的海盗架着机枪对着我们，嘴里吼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我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提枪挥刀登上木船。有两位同胞想偷偷藏匿珠宝，被海盗发现，举枪就崩了。我们不敢有任何反抗，由着他们把所有的钱财和大部分食品甚至船长的指南针都夺去了，还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几个年轻姑娘奸污了。海盗们开着快艇呼啸而去。我们前路茫茫，生死未卜，没有退路，只能摸索着方向往前行。
又经过了几天几夜，食品吃完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孩子们饿得哇哇哭，后来连哭的劲都没有。毒热的太阳几乎要把人烤成乾，淡水也快消耗尽了，船长把大伙召在一块说：“航程大约还要十来天，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吃的问题，大家都会饿死，你们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人提出捕鱼，但马上发现这不现实，渔网已被海盗抢走，也没有钓钩，要想徒手下海摸鱼，谁也没有力气游泳。船长最后叹了口气说：“祗有一个办法：吃人。”大家惊呆了，纷纷大叫不行，这太残酷，有谁吃得下自己的同类呢。争论来争论去，最后大家却不得不一致承认，吃人是生存的唯一办法，否则就会全部同归于尽。下一步问题是吃谁，有人提出吃孩子，从年龄最小的开始。宽反对说：“孩子的日子还长，肉又少；我们逃出来不也主要为了孩子吗？还是吃大人吧，大家抽签，船长除外。”大家只好同意。所有十八岁以上成年人参加抽签，写上了问斩先后顺序的纸团扔在甲板上，每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战战惊惊惊伸出手去玩这场死亡游戏。抽到后面数码的人，大松一口气。宽展开执条，面色刷地白了，哀嚎一声，被死神第一个选中的偏偏是他。我死死抱住他痛哭，我们那场刻骨铭心历尽磨难的爱情和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难道就是这样的结局吗？他神情痛楚地说：“不要哭，是我提的建议，我必须遵守。几十年打仗，我能活到现在，已算幸运了。能用我的死保住大家特别是你和咱们孩子的性命，值得！ 你们动手吧。”
没有人动手，他又叫道：“为了孩子们，动手吧。”人们大眼瞪小眼，仍是下不去手。阿宽一把将我推开，抢过一把匕首，朝自己胸口扎去。我伤心得昏死过去。
当我苏醒时，身边已经放着一碗熟肉，我那两个半大不懂事的孩子正狼吞虎咽着父亲的肉。我恶心得呕吐，吐出的只有黄水，又昏了过去。再醒来时，感到似乎不那么饿了（后来到了澳洲才有人告诉我，当我昏迷时，有好心人给我灌食了肉末糊和肉汤）。一个人的尸体只够几十个人节约着吃几天，后来不得不又吃了两个人，大家居然有些习以为常，不象当初那样害怕和犯恶心了，连我也不得不胡乱吃了些。
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岛，大家欢呼起来。小船急切地向小岛驶去，快到岸边时，突然轰地一声响，船触到暗礁了，海水汩汩地涌进底舱怎么也堵不住，大家只好弃船登岸。这是一个荒岛，我们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和鸟蛋，美美地吃了一顿。吃过以后，无比的惶恐却袭上心头。没有船就等于没了命，环顾四周海天茫茫，如果不能遇上别的船搭救，我们就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我们拾了干柴架起柴堆，准备在有船经过时燃火求救。大家分散在岛的不同方位，昼夜轮流值班，观察海面有无船只经过。岛上白天酷热，夜晚刮海风又冷得刺骨，下起大雨时人们无处躲，只好任雨淋个透湿。有两位老人染上重病，很快就死去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到任何船的踪影，信神者不停地求神保佑。就在大家快要绝望时，一天夜里，海天相接处出现了隐隐约约的灯光，我们赶紧点燃柴堆。那团灯光渐渐推近，是一艘大货轮。我们欣喜若狂。大船放下救生艇把我们接上船。这是一艘澳洲货轮，船员们非常友善，船长亲自为我们分发食品。我们终于得救了，大家相拥而泣。同船出逃四十多人，路上死去了差不多一半。这时候我想起的是宽，我们逃出了生天，他的骸骨却永远地埋葬在大海之底了。
三天后我们到了达尔文市，在那里受到澳洲移民部的甄别，全部以难民身份获得这个天堂国家的永久居留权，政府免费提供我们食品、住房、医疗和教育，给我们安排工作，我们从此开始了新生活。
阮文新：故乡之旅，沧海桑田
我小时候随母亲逃难到澳洲是坐小木船从海上漂来的，路上花了两个月时间，三年前我回越南探亲旅游是坐飞机，仅花了十二个小时。我在飞机上俯视着脚下的茫茫大海，心里是一阵阵的痛：假使当年越共允许我们坐飞机离国，或者假使不逼我们逃亡，会发生那样人吃人的惨剧吗？父亲，您的骸骨躺在哪一片海底呢，您知道我在呼喊着您吗？还有那许许多多葬身大海的同胞的冤魂在哪里呢？
飞机抵达西贡就是如今的胡志明市，一出机舱就迎面扑来一股热浪，气候热，人也热，机场拉着大横幅：“欢迎越侨归国观光投资，支援祖国建设！”当年出逃像贼似的，如今回去却被各地党政官员当成大老板盛情款待，请我给他们从海外招商引资。胡志明市的私营店铺遍地都是，歌台舞榭，灯红酒绿，流莺乱飞，老人们说比当年的西贡有过之无不及。我去寻访过妈妈开过的那个小酒吧，如今已改成豪华的歌舞厅了。人们对政治早已淡漠，关心的是怎样多赚钱。我外公外婆早已出狱，不愿意再经商，却被各公司争着聘为顾问。舅舅开了一家摩托车行，生意相当不错，受到政府的表彰。我一回去，登门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介绍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她们都想到国外享福，有的甚至抱怨她们的父母当年怎么没有也乘小船漂出去。我一个也没看中。
小时候我没去过北方，这次便乘火车北上游览，祖国统一了毕竟是一件好事。我有时想，假设当年是由南方政府统一了全越，和现在的景象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车窗外椰林婆娑，稻田碧绿，农民悠然耕作在田间，成群鹅鸭泛游在湖塘里，远近参差着新盖的农居，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上学去，到处是一派祥和景象，有谁看得出这里曾经是炮火连天的战场。也许多年之后，当农民耕田掘出一块弹片，孩子们摸鱼捞出一根人骨，会提醒人们这段抹不去的血腥历史。
我一直到了最北边的中越边境线，两国各自山头上排着密密麻麻的阵亡将士的坟墓，山头相夹的国境线两端却已经成了热闹的边境集市，听说两国边民们又象多年以前那样通婚、走亲戚了。我想起妈妈给我讲过的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次回国的最大收获就是遇到了琛，她成了我的好妻子。你们想知道细节？没什么好说的，在海防市我水土不服生病，住进医院，就认识了当护士的她，她人漂亮，又体贴温柔，关键是她不求攀高结贵，我就看上了，就这么简单。
故乡之旅就像一场梦。世上的好多事不都像梦么？
尾声
混血姑娘文美已回到餐桌边，出神地听着我们的故事。
阮文新的宝贝儿子醒了，哇哇啼哭起来。琛赶紧抱起他，喂了几口奶。孩子吃饱了，睁大黑宝石般亮晶晶的天真无邪的眼睛，好奇地看着饱经风霜的大人们和这个陌生的世界，咧开小嘴笑了。
乔纳森举杯站起来：“让我们共饮一杯，愿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不再经历战争。”
所有的酒杯都举了起来……
发表于1997年2月27日澳洲《东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