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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雷池·一個移民的旅程 (24)
作者:李潤輝  发布日期:2010-10-06 02:00:00  浏览次数: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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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章:生命中的閉門(2)
 
“我們去吃點午餐好嗎?” Laurie,我部門裏的一個初級工程師,同樣也是華裔,一天邀請我說。我們坐在馬丁廣場的長凳上,嚼著漢堡包。
“你和我不會在公務局攀得很高,你知道嗎?Francis。”他告訴我說。
“哦?為什麼?”我猜得出他要說什麼,但我還是想讓他說出來。
“我們不懂得如何巴結有作用的人!” 他遺憾的說
“當然啦!”我覺得我的同意是這次談話裏最中性的立場,“但生命裏大多數事情不都是這樣嗎?他們說不是你學識多少,而是你認識那個人,當然還要塑做出感情才有效果。”
“我同意是这樣,” Laurie說,“但在公務局則是更露骨。當他們不想給我們晉升時,他們說我們缺乏溝通能力,其實只是因爲我們說話帶著口音而已,但他們很明白我們所說的話。既然我們克服了語言的障礙而讓他們明白,又怎可以說我們缺乏溝通能力呢?”
我緘默了一陣子,當談到在公務局的晉升時,我已經感到比Laurie要幸運得多了,太積極同意他的看法會使我顯得虛偽,不過,我讓他知道我深有同感:“有時我會想,Laurie,如果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公務局工程部門工作的話,他會攀得高嗎?”
“時勢造英雄,”Laurie背誦到中國的古語說,“他肯定不會有大的發展!你怎麼樣呢,Francis? 有曾想過把你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務之中嗎?你喜歡做一些播音工作嗎?”
“播音?”我想不到與工程更格格不入的行業,但這兩個字很醒神
我在一個名為2EA的社區廣播電臺做散工,已有一個時期。它是由聯邦政府贊助的,我們說中文廣東話,每週兩個晚上直播,你聽過我們的播音嗎?”
“對不起,沒有,你們廣播些什麼內容?”
“我們讀新聞,播放一些音樂,做一個訪問或找一兩個我們在週内準備好的話題作報道或講座,讀一些我們收到的社區消息…有人剛剛離開,他們在尋找補替人選,您感興趣嗎?”
“當然咯!”我幾乎沒有考慮就回答,“那聽來蠻有趣的。”
接下來的一週我去到市政廳附近的一個辦公室,我發現自己坐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中年男子,他是2EA廣東話和普通話兩組的組長。他的廣東話能力——很快就明顯——只是很基本。那面試很容易,我被要求從一本書讀幾句子,並回答有關我的興趣和漢語知識的幾個問題。
“加入我們之後,你不要攪攪震,知道嗎?”他問道。
“我不會的,”我喜歡這個問題。
 
在獲得公務局批准兼職之後,我就被接納為2EA粵語組的一員(所有組員都是散工性質),組裏有六,七個成員,我們每星期獲得約20元的小津貼。那裏的設備只是很基本,我們的播音室比一個電話亭大不了很多,放入了兩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子之後,坐裏面的播音員得要側身才穿得過去桌子的另一邊。儘管在狹窄的環境中,我卻很高興,廣播電臺給了我創造的自由,並且做我喜歡的事情——演説。不過,這裏不是用英文,而觀眾們都隱藏在麥克風後面。我很快便發現,2EA裏充斥著多種聼來像很古怪的語言,但我感覺很親切。我們浸潤在大都會的小世界中,多樣性成為了我們的共同聯系,大家都朝著同一個目標去努力耕耘——幫助新移民定居在這個國家,並為那些仍然懷念他們過去的人提供一個文化橋樑。雖然是操著自己的個別語言,我們都明白英文溝通的重要性。自然地,不同語言組之間的討論仍是以英語進行。
我後來才得知,2EA(在悉尼)和3EA(在墨爾本)開始在1975年自由黨的Malcolm Fraser政府任期間,這個構思其實是由較早前一些主張多元文化主義的顯赫人士發起,如前工黨移民部長Albert Grassby,但Fraser上任後繼續及鞏固了這個方向的發展,那是他的功績。那個時代澳洲人開始明白有著多背景移民的好處,以及公平待遇的道德觀念。2EA開始的時候是以7種語言廣播,主要是歐洲語言,開荒牛之一包括義大利語言組的Franca Arena,她後來成為了新南威爾士州議會議員。一些其他的語言也迅速加進來了。同樣的,3EA用8種語言啓播,並且發展迅速。據我所知,早期的廣播有一段非常艱苦的歲月,播音員得提供自己的道具,如錄音帶等,更說不上津貼了。1978年,政府成立了SBS(特別廣播服務部)以掌管2EA及3EA,同時任命了 Grisha Sklovsky 博士為3年期的主席。 那時,2EA和 3EA都已分別增加到36和32種語言了,包括中文廣東話和普通話在内。
1980年10月SBS新生了第二隻翅膀:電視。那年我女兒Janice剛好出生,9個月大時她被招聘與其他幾個嬰兒一起爬進熒光幕,作為宣佈SBS電視臺誕生的特輯片段。我感到自豪,擁有一個在那年歲就可以幫助舒緩家庭負擔(50元)的女兒,但沒想到數年之後我也會去敲SBS的門。
Sklovsky 博士期滿後,接下來是Nicolas Shehadie 爵士,我是於後者的任期間加入播音組的。
Laurie沒錯,廣播節目是包括10分鐘的新聞,有國際新聞、澳洲新聞和家鄉新聞;從新聞來源我們也安排了時事短評;我們準備一些在那週裏感興趣的話題作報道;以及有專業知識的人作訪談我們把社區團體傳真或郵寄給我們的活動消息代為公佈;節目裏也播放一些音樂或歌曲,這在當時僅限於唱盤唱碟。
我的廣播工作為我從沉重的工程師工作提供了舒解,我也交到許多新朋友,不僅在播音室,而且在社區裏。即使在那個時候,估計已有著不少於100個華人團體在悉尼,它們都在致力於自己的興趣領域:有福利方面的、文化方面的、有宗親會社、甚至是醫療和體育組織,大多數團體都貢獻很大的努力去從事有意義的工作。我經常帶著錄音機去採訪社區團體或個人,或邀請嘉賓到播音室來,我的工作有時超出了華人社區,要是英文採訪便作現場翻譯。隨著時間的推移,播音室設備逐漸改進和現代化,我的廣播時間和工作也逐步增加,在幾年間我晉升了為粵語組的組長,但仍繼續著全職的工程工作。我永遠感激Laurie介紹給我那多姿彩的電波世界,提供了機會進入我真正喜愛的行業。
 
在那些日子裏,Sally在稅務局的職業生涯起伏不定。那個時候澳洲的會計師行業幾乎是男性的天下,沒有女人的位置。在稅務局裏,女性們遇到的障礙不僅是來自部門内部,而且還要應付納稅人及納稅機構的抗衡。贏得高職的女性都是不簡單的鬦士,她們偏於頑強及固執,Sally告訴我她經歷過的幾個上司都是如此(也許Sally也被潛移默化了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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