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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雷池·一個移民的旅程 (29)
作者:李潤輝  发布日期:2010-10-11 02:00:00  浏览次数: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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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章:風雲湧(1)
 
何華德(John Howard) 繼續對工黨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發出反對聲響,但同時對亞裔移民問題發出混淆的信息。一天,墨爾本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i]刊登了一張照片:一個微笑著,揮動著筷子的John Howard正在和一群亞裔澳洲人進餐。
“在移民問題上,你能排除任何歧視亞裔人的政策嗎?” 有人問他。
其實“能”已是很多人想聽到的佳音,但Howard回答:“我只是重複我說了一次又一次的,那就是我們有著一個建立在非歧視性選擇移民的基礎上的移民政策,那政策保留了政府改變(種族)組合的權利——要是情況需要我們這樣做的話…”
有一段時間看來, Howard對移民及澳洲人特徵的看法越來越獲得更多大眾的支持。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同意他。澳華論壇認定有兩個對華人社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將來是什麽?和我們應該怎麼做?同年12月,論壇與澳亞資源中心舉辦了一場公開研討會:《華裔澳洲人——當前的路》。大概二百人參加了,代表著多個社區組織。大會達到幾個決議,最顯著的是呼籲華人積極參與主流活動。公報上強調移民需要向外看,我們的未來是基於表現出我們是主流社會中的一分子。我們的決議廣泛轉載於華文報章上。
論壇的工作受到社會基層積極的回應所鼓勵,大家有著爭取公平及包容的社會的期望,並且多元文化理想亦得到很多顯赫的黨派人物的支持。在我們的週年晚宴上我們邀請了一位特殊的嘉賓:韋林姆 Gough Whitlam。在他的演説中,他回憶了他第一次去到中國的突破性旅程:當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enger (尼克遜總統秘密使命他)來到北京時,我已經在上海了!” Whitlam先生讓它聽起來像玩著捉迷藏似的,誘發在座很多笑聲。
雖然我承認英國的歷史遺產在澳洲的創建上富有很大的意義和價值,我亦強烈意識到澳洲已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並有著它自己獨特的特徵。澳洲的驕傲不是在於堅持著保留英國的身份,那將是抑制了我們的包容性。大多數澳華論壇的成員同意重新檢討澳洲的憲法,以體現澳洲這新國家的方向。為了提高華裔團體對這個方向的認識,我們舉辦了一場公開辯論:《澳洲應該成為共和國嗎?》,兩名國會議員被邀請作為演講嘉賓,代表了相反的意見,她們是共和派的Franca Arena和保皇派的Bronwyn Bishop。兩人都灌輸了大量的機智及歡樂進她們的辯論裏。
“成為共和國不是反英女王,” Franca Arena強調, “只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歡迎英女王在任何時候前來拜訪!”
然而Bronwyn Bishop 則認為女王的角色是“超越了政治, 和容許澳洲在兩黨的共同目標上維持著自主權。”
隨住Arena和Bishop的嚴肅、但友善的發言,辯論便開放給與會人士,大體上他們偏向成為一個共和國的理想,這次的公開辯論撩起了社區裏很大的興趣。
*     *        *        *        *
 
“不要害怕發表你的意見…如果你的聲音不被聽見,問題將引不起大家的關注了。”新州冤情大使大衛藍達 (David Landa)這樣的忠告,這個忠告不僅是針對華人,因爲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出席了這個大型公眾研討會:《接受澳洲為我們的家——如何面對挑戰》。Landa也對政府部門忠告:“如何面對挑戰:對公共部門來説,是歸結於資源和態度…當局應設立管理和培訓,使員工更能人道地和有同情心地向社區上這類事件作出回應。”
這個研討會的起源是一封女學生 Nell Greenwood 向一悉尼報紙投寫的信。她在火車站目擊四名亞洲青年被當地一所中學的大約50名學生騷擾。大約8名身穿學校制服的男孩子毆打傷了沒有囘擊的亞洲青年們。然而, Nell看見並後來證實,警員來到時僅僅逮捕了並起訴了那些受害的亞洲人。這個起訴後來因公眾的疾呼而被撤銷,但是澳華論壇認爲事件反映到警隊中的文化問題,他們不一定是種族主義,但肯定是懶惰及缺乏敏感的。論壇決定召開研討會去回應這個問題。特邀講者包括Irene Moss——聯邦政府的種族歧視專員,以及警方、移民部、教育部、民族事務部等的頭目。他們所有在會上都表達了他們對公平機會的支持,和列出在他們部門裏已經,或者即將實行的措施。
一段時間後,這件事件和研討會的話題成為了冤情大使呈交給州議會的《特別向議會通告》的内容。要點包括:
 
10.1警員只是基於那些非亞裔打架者的説話而辦事,沒有作出公平的查詢。
10.2 …我覺得對四名亞洲學生進行指紋和攝影記錄是苛刻的,按照警方法例規定是不適合的。
10.3 起訴的根據是不公平的…警務副署長聲稱他放棄起訴…不是因爲據理不足,而只是要給那些過失的亞裔學生一個機會…忽視社區對警方處理事件的關注只會令警方失去更多信任,及增強警方偏袒的形象。
 
報告中對警員的行為提出了幾點建議。與此同時,在我的一個SBS電臺特別聽衆來電廣播節目裏,我邀請冤情大使與聽衆們討論他的調查結果。
 
那個時候SBS電臺被公認是積極反響著社區的問題。當我與所有不同語言的新聞員和廣播員相處時,我可以感覺到那場所是充滿生機的。大家都有住一個共同的目標和抱負:要使SBS電臺扮演著一個角色,就是使澳洲人,不論新與舊,對這個偉大的國家及人民持有更包容的態度。雖然每個語言組只是致力於他們自己的語言社區,他們的能量和努力都影響著整個社會。

i] 每日鏡報 ‘A taste of Ethnic Debating’, Daily Mirror 25 Nov 1988,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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