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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人生一站
作者:笑君  发布日期:2019-03-10 16:53:20  浏览次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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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个时段,不论短暂与悠长,也不论疯狂与舒缓,都有可以回忆的细节,也有可以品味的点滴。有的令人陶醉,有的令人忧伤。尤其是人生起步的第一站,更是如此。我的人生第一站,是从一个叫古城桥的人民公社开始的。

说起古城桥,还是有些来历的。这个地方因一座桥而得名,桥因在古城之侧,而谓其名。然而,这只是近代的事情。往前推,要一直推到三国时代。一度,古城是属于东吴的战略前沿,从古城向西南,直赴荆州,是一条传递信息与运输战略物资的驿道,古城桥是必经之地。

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古城桥的桥头观察过。北面,一条大道自古城直接到达这里。桥南,有两条道,一条去西南,直对紫蓬山,应是战略要冲。一条朝正南方向,可以抵达安庆,顺江而下,便是建业城,是政治取向的通道。虽然,驿道只剩下土坯田埂,但那幽长深远的去处,是一直存在着的,不能不令人生出无限的遐想。

当时,这里是一条无名的河流,没有桥。但是,驿道从此经过,却被一条大河阻隔,来往自然不方便。据说当时运输货物最好的工具便是毛驴,可能是河面太宽,或者河谷太深了,毛驴到了河边便苦嘘苦叹,不愿过去。故此,这条河便有了个名字——苦驴河。

桥,就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但是,当时的桥是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字,建桥人是谁,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建桥用的石料来自湖北襄阳,是由长江入巢湖,再经派河运进来的。因为,襄阳石头坚硬又有韧性,非常适合建桥。可见,造桥人是非常讲究的。

到了清朝中后期,这座石桥可能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了。苦驴河北岸有位姓万的进士,与河南岸的一位姓张的进士,两家要结亲,因为苦驴河的阻隔,很多事都不方便处理。这万进士便提议重修这座桥,张进士也欣然同意。于是,万、张两家倾尽家财,也从湖北襄阳采购石料,经过了几年的精心施工,才让昔日的石桥重见天日。桥修到收尾的一个环节,是填放最后一块石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这块石头怎么也放不上去。施工人员在桥上焦急地大声喊:“放了没?”万进士看着,急着,大声说:“还没!”

那块石头终于没有放进去,万进士则吐血而亡。

桥最终落成了,而从襄阳运来的石头,就只剩下了没能放入的那一块,搁在了一边。后来,有人就用这块石头做碑,刻上“剩石桥”三个字,立在桥头,算是为这座桥立了名,也让这块石头发挥了作用。

这是一个传说,也是一则故事,是真是假,也无法考证。不过,桥是真的,桥名也是真的。古桥最早的名字,就叫剩石桥。

民国初年,因这座桥在古城之侧,被叫做城桥。此时的桥,选遭破坏,多少次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中华民国执政段祺瑞先生的祖上,就居住在城桥一带,因躲避土豪的骚扰,一度搬迁至寿春的炎刘庙。其祖父段佩老去世了,段祺瑞亲护灵柩,归葬古城桥南的陶岗村。从此,家道中落,段祺瑞便在一个叫侯大卫的村,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他发达了,对曾经养育他的故土恋恋不忘,听说城桥破损了,慷慨出资,使得城桥得到了修缮和保护。

经过修缮后的城桥,可能比当年初建时的难姿还要壮观。三个圆孔,呈品字形一字排开,中间一个大孔,两边各一个小孔,就像三只弯月一样横卧在清波之上,十分的优美。桥面两侧有精心雕刻的栏杆,不仅使桥上的行人有安全感,还让石桥越发的俊美。桥的上首,在三个孔的上方,有三把宝剑,似乎要斩断狂风恶浪,永保平安。桥的下方,也是在三个孔的上面,有三把宝刀,似是抽刀断水,任流水逝去,不许回头。最奇特的是,桥的南北两端,四个角落,居然设置了四口水井,称“四眼井”。井水分别是酸、甜、苦、嫩四种味道,似乎是在向世人昭示着某种寓意。

可惜,一九五四年的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没能撼动主桥。却将桥面上的栏杆,桥上、桥下的宝剑、宝刀都冲走了。四口水井,也只有甜水井至今还在使用,其它的三口井也相继废弃了。

随着古城地位的提高,地处古城门户的城桥,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古城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许,是因为千年古桥的缘故,或许,是政治的需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的人民公社。因为,此地因桥为名,人民公社还有什么理由不用此名,故称为古城桥人民公社。

沉寂无闻的乡村,虽然,距离古城很近,却因为交通、时空的缘故。此时此际,就如同那三口被忘记了的千年枯井,老百姓也就是那井底之蛙,无论外面是什么样的急风暴雨,在他们的面前只有碗口大的天,只有四壁苍苍的绿苔。无论怎么上蹿下跳,眼睛急成铜铃,肚子涨成皮鼓,都只是尺寸之间的王者。

现在,苦驴河的水,似乎是被一阵风吹起了涟漪。可是,老百姓根本不关心。春种、秋收,冬藏时能有余粮供家人吃饱饭,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事情。不过,这事对于我来说,却是改天换地的大事。

那一年,我十五岁,正在读中学。父亲却将我弄到公社电影队当放映员。我即使中断了学业,也非常的高兴。走出家门,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了,可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起码,能够解决我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有,一个乡下的愣小子,没见过世面,突然间到了人民公社,成了半个公家的人,不仅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身份,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那时的古城桥,除了那座千年古桥,还有一个小小的镇子。镇子也就是临苦驴河而建的一条小街,自桥向上,踏过十几个台价,便可入街。青石板铺砌的路面,两边的房屋也是那种白粉壁,马头墙,黑瓦顶,皖南徽派的建筑格调。因为,远离政治、商贸,缺少人气,有些破败。可能是觉得小街太小的缘故吧,人民公社机关没有建在街上,而是建在小街的北部,比小街地势高出很多的一片开阔地上。

我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己全部建好,开始了正常的运转。公社机关虽是新建的,却很简陋,很普通,两排大约二十多间的平房,坐北朝南,土坯墙,红色瓦顶。东边打横的,是大约五、六间,还要简易些的,土墙草顶的小平房。西边是厨房,规格却比其他的房屋高,红砖墙,黑瓦顶,有三、四间的样子。

从格局看,两横两纵的房子,和房子中间的那个长方形,如同一个“口”字一样的院子,便是人民公社的全部。

当然,一个基层政权的设立,还得有些配套的东西。那时,对于农村、农业、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国营三站”,即粮站、供销社、食品站。还有信用社、邮电局。三站和信用社,是紧随公社一同进驻的,他们分别在公社机关的背后,按街道形状,建在一条路的两侧,自然形成一条街。邮电局未建,则在公社装上一台电话转换机,电话一通,井底之蛙也就跃上了广阔的天地之间。

这样,公社有了,街道有了,集市也就有了。

我们电影队,也是人民公社的配属之一,却只有两个人,就住在公社机关东头靠中间的两间屋里。我是学徒,另一个人里师傅,也是队长。队长姓孙,也只有二十几岁,瘦高个子,是另一个公社的人。他是三年前招工到县电影管理站的学员,被分配在南边的一个区电影队,在即将转正的前三个月,放映途中,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场火灾,烧坏了一台发电机,也烧坏了他自己的一条腿。此事,被认定是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责任事故。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伤是好了,却转不了正。招工,过了学员期,不能转正,就只能退回原籍。也就是说,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当然不想回去,可不回去,去哪儿哩!那个年代,可不比现在,可以自谋职业。回去,就是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种地。当时,中央正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可以组建电影队。

古城桥人民公社刚成立,很多的刚性需求是可以优先考虑的。或许,是组织上考虑到我家兄弟姊妹多,家庭负担重,照顾我家。或许,是别人还没反应过来,我父亲利用了这个契机,合理的为我们公社配置了电影队,还配置了技术人员,孙队长便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不转户口,不是正式工人,名义上叫临时工,其实就是到人民公社打工。他,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能来了。

而我呢,算是搭配进来的一个农民工。

无论是什么工,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虽然,人民公社给我定的工资,第一年每月十八元,第二年每月十九元,第三年每月二十元。也就是说,我也要当三年学员。不管怎么说,我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的受益者之一。

电影队的工作就是放电影,县里无偿提供的是一台8.75毫米的小型电影放映机。那时的农村大多数地区都还没通电,因此,又配置了一台发电机。这是一台需要两个人用脚踏起来,才能有动力和发电的脚踏发电机。今天看来,这东西之筒陋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但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还是很聪明的,最起码,让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也能看上电影,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创举。

我们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放映,虽然,电影片源不足,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当荧幕挂到了生产队的房前屋后,打谷场上时,对于祖祖辈辈只在田间地头,跟着牛尾巴跑的农民来说,那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父老乡亲们喜悦的心情,都被那扶老携幼,奔走相告,三里、五里,甚至十里、二十里都来赶场的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一般都是上午睡觉,下午到几天前就约定好的某一个大队开展工作。每天傍晚,大约在四、五点钟的时候挂好荧幕,架上电影机,吃个简单的晚餐,稍事休息,天一黑,人到的差不多了,就开机放映。

电影机距离荧幕大约十多米远,一场能容纳的也就一两百人吧。可是,电影机的位置,是全场的中心点。或许,这里看的视角正,看得最清晰。或许,放电影的是两个毛头小伙子,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总喜欢往里头挤,而且是一波一波的挤,经常被挤得电影机都几乎无法立足。我们的电影台上,会不断地有人,一会递上一把花生米,一会递上一袋葵花籽。有时,还有人递上小手帕,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显然,我们是受宠的。

那时,能够放映的影片不多。七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是主要片源,还有“三战,”即《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也经常放。国外的电影也有,不多,我只记得有部叫《伏击战》的电影,在我们这里放了一个多月。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通俗易懂,老百姓能看得明白,也就非常的喜欢。

对于放映员来说,电影看多了。当然,我是说每部电影看的场次多了,最大的收获,不仅记住了电影情节,还能背诵全部的电影台词。与别人来说,可能就是好玩。与我来说,似乎是开拓文学荒原,奠定文学基础的开始,对我后来狂热的喜爱文学是有一定意义的。

电影结束以后,大约也就十点钟左右吧,纯朴的主人己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夜餐。那时,乡村生活是艰苦的,夜餐也基本是随季节的变幻,吃不同的饭菜。春天,有泥鳅、黄鳝。夏天,有鱼、有鲜活的蔬菜。秋天,有鸡、鸭、鹅,可烧,可炖,可以有多种方式的吃。唯独冬天,几乎没有可吃的东西。但是,主人会想方设法,一定不让客人光筷子下酒,比如蒸豆米,蒸咸菜,即使都是咸菜,也一样让我们,酒喝得尽性,饭吃得满足。

这些,今天看来简单、普通的食物。在那时,却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难得,无一不包含着农民们对能给予他们幸福、快乐的我们,最真诚的表达。

我是五岁那年,随着母亲下放回原籍的。是三舅的一架板车,把我们全家从县城拉回到故乡。从此,我在泥土上生活,在父老乡亲们的呵护中长大。但是,这只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生活环境,一切都是自然的,平常的。眼下,我依然在故乡的天空下,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工作,却被长辈们当作贵宾一样盛情款待着,既亲切,又意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吃罢夜餐,我们赶夜路回公社。两个年轻人,说胆子大,也大。说胆子小,就小得很。一路走着,排解寂寞的方法,就是对电影台词,往往,从起点到终点,正好说完一部电影。天空上的星星听着,快乐的眨着眼睛;田野里的青蛙听着,鼓起肚皮,为我们伴奏。我从家里来到公社时,妈给我配置的唯一一件物品,便是一只能装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光很亮,能照到几十来以外,走夜路有了它,是不会迷失方向的。每天夜里,一出门便打开手电,直至到了自己的宿舍才关闭。一路上,手电一会照一下前面,一会照一下左右,还会时不时地照一下身后,似乎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其实,那个年代走夜路的人很少,乡野的安全状况非常好,从没听说有拦路抢劫等事件的发生。我们的害怕,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什么鬼呀神呀的,一些虚幻的东西。然而,最害怕的是才死了的人,被埋下的坟墓。有好几次,下午走过的路上,什么也没发现。夜里回来时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花圈,还有一座醒目的新坟。身上的汗毛会立马竖了起来,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睛盯着它一刻都不敢离开,两只就像鸿毛一样轻的脚不知如何迈,简直就如同末日来临了一般。

人民公社,是一级政权机关,有政就有权,有权就有斗争,好像是亘古不变的现实。

人民公社的第一届领导班子搭配时,不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党委书记是个初踏仕途不久,只有三十多岁的大帅哥,来这里之前担任过什么职位,我不知道。不过,听过别人议论他,说工作能力很棒,组织、领导水平也很高,还是县委、区委委员。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曾做过几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来这里是职级上转正了。但是,党政机关里,党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主要工作都是由党委做出决定后,革委会才可以执行。革委会主任自然也就是副职。本来,这在党政机关里是约定俗成的事情,谁都知道,都会不言而喻的照此办理。

问题在于一把手年轻,又不谦虚,工作上常常是独断专行,显得对副手们不够尊重。副手呢?又有些倚老卖老,自视经验丰富,瞧不起年轻人,对一把手的领导不以为然。甚至,很多时候自作主张,根本不把真正的领导放在眼里,还觉得这是在为领导分忧解难。

如此等等,这个班子怎么能搞好团结,有矛盾是自然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班子不只是书记、主任两个人,还有一大帮人,甚至,几大帮人。有些人善于察言观色,投机取巧,为了一己之利,搬弄是非,拉帮结派,利用一人,排斥一方,不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健康机体,都会破毁坏。

我们这个电影队,在人民公社的地位是属于下下层的,两个毛头小伙子,谁都不把你当数,却又是谁都想挂在身边,当作可以被利用的一块石头。

我到人民公社,很长时间都没见到书记、主任。只和武装部长、水利委员、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党委秘书、革委会干事、广播员等一干人有些接触。

武装部长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什么来历我不知道,但为人有些强势,做事喜欢揽权。他的妻子是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因此,他家住两间房子。他妻子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以,他家是公社的中心。

党委秘书兼文教干事,也是个中年人,与我有点亲戚关系,是我奶奶娘家的侄孙子,我应该叫他表哥。本来是小学教师,因为会写文章,成立人民公社时,被调上来的。他这人很温和,没有野心,做事认真、细致,适合做秘书工作。

我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里看到书记和主任的。书记大约一米八几的个头,瘦瘦的,显得很精干。长方脸,高鼻梁,薄嘴唇,眼睛细长,却有两道很浓很长的眉毛,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主任呢,个头也应该在一米七以上,但身材有些胖,背也有些驼,圆形的脸盘,眼睛不大,眉头的皱纹很深,感觉很深沉,很有内涵,也饱经沧桑。

食堂虽然有三四间屋子,却没有供大伙吃饭的餐厅,三口联在一起的大锅就占居了一大半的位置。有些人,可能是懒得跑,或在门口的过道上,或在院子的空地里,蹲下去,将盛菜的碗放在地上,就地便吃了起来。

书记、主任从来都是打好饭菜,端着就走,是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吃各自的饭。

我是分别看到书记和主任的,看他们进入食堂,又端着碗走出食堂,都有一种莫名的傲慢,看我用的只是眼角的余光,很轻淡的一瞥而己,好像早就知道了我,也早就认识我似的。尤其是主任的目光有些复杂,似乎在轻淡以外,还多了一些轻蔑。

我好像知道一些原因。我来公社,最初是我父亲与书记沟通好的,与主任是否说了,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或许,这就是根源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我在人民公社的队列中,不由分说的,就成了书记的人。

我和书记、主任,在公社的几年中几乎没有说过话,就像是根本不认识似的。对于书记、主任来说根本就不是事,我对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对于我来说,好像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我还太小,除了每月十几元钱的工资,其他的什么需求都不知道争。

据说,书记、主任在工作上从来就没有一致过,什么时候,什么事都有各自的主张。但是,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书记占上风,表面上看,书记总是赢家。

公社党委、革委两个班子中,跟书记一样年轻的人很少,比如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广播员等。不知道是因为年龄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年轻人自然的成为一帮。而且,这个帮人数不多,却很团结。以主任为首的中老年帮,人数过半。可是,每个人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比如武装部长就是这样的人,与己无关的事,只随大流,轻易不得罪主要领导。因此,主任一帮的实力不强,关键的时候顶不上去。

书记及书记一方,在获得每一个胜利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埋下了一份难以解脱的怨恨。这种怨恨,就像一粒种子,被埋得久了,只要气候合适,就会发芽、生根、长叶子。

书记这一帮人,女人较多,都是单身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年轻男女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有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发生,而且,还会愈演愈烈。工作也好,平时相处也好,有了一种超越工作本身的关系,似乎是不寻常的。

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书记和他的女人们,本以为做事机密,毫不设防。熟料,人民公社就那么点大,又是两派对立。在很多人的眼睛里,人民公社是透明的,无论什么事情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书记和妇女主任都住在第二排东首的屋子里,两人之间就隔着一个门。某天夜里,书记悄悄地进入了妇女主任的房间。关门,熄灯,一切都在无声无迹中进行着。门外无人,窗外无月,整个世界只在一片黑暗之中,有谁会关注人民公社的屋檐下,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呢!

你还别说,就有人在关注着。主任和水利委员就住在前一排东首的两间屋内,后窗正对着书记和妇女主任的门,他们若是想注意观察书记的行踪,坐在屋里,只要将窗户打开一条缝,一步路都不用走,就可以看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书记进了妇女主任的屋里,怎么能逃过主任和水利委员的法眼哩。

男女之间谈情说爱,本来无可厚非,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你能怎么着!问题是党委书记居然睡自己的部下,这不仅损坏了党委的形象,更是让很多想动而未敢动的人受不了,起码不平衡嘛!

于是,第二天的清晨,主任和水利委员去敲书记的门。试想,天亮以后,书记和妇女主任都在自己的屋里,谁还会承认夜里干了什么事情!

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清楚。主任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难道古话说的:“拿贱拿藏,捉奸捉双”的道理都不懂?是想着拿住书记的一个把柄,可以任意操纵,还是只想给书记敲个警钟呢!无论怎么说,这事弄得不好收场。

于是,事情闹到了区里,区里汇报到了县里。没几天,来了工作组,调查开始了。调查的主要人员是武装部长,党委秘书,还有我们。

为什么要向武装部长调查情况,他又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

调查党委秘书,是因为他住的屋就在书记和妇女主任之间。按理说,他与书记、妇女主任的距离最近,若真的有什么动静,即使看不见,也能感觉得到。我这表哥可是个老实人,平时与书记、主任都是若即若离的,对谁都没有意见。他怎么说的,我当然也不可能知道。

调查我,就有点不合逻辑了。我被看成是书记一方的,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对谁都无关紧要。找我谈话的是县区联会调查组的副组长,也是我们这个区的副区长,中等个子,胖胖的,很和蔼,说:“那天夜里,你看到,或者是感觉到了,书记去妇女主任的屋了?”

这样的问话,是个傻子都知道怎么回答。我说:“没有!”

“要说真话啊,实事求是,看到了就说看到了。没看到,就……”

忽然,那副组长不往下说了,一双像叶片割开了一条缝似的眼睛看着我。

“真的没有!”我又说了一遍。他的那只胖乎乎的大手向我挥了挥,坐在那不动了。

我知道,这是让我走了。我如释重负,三步并作两步,逃出了门。

没几天,工作组走了。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我依然不知道。

半个月后,书记调走了,去了什么地方,一时还没人知道。主任没走,还是主任,却新来了一位书记,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

这事到此,应该是结束了。

第二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虽然离开了农村的田间地头,可我依旧是农村户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无疑,当兵是一条路。

于是,我请表哥帮忙,去找武装部长报名。表哥一向不善词令,说话的声音小得跟苍蝇似的。他跟部长说:“今年好像是四川兵吧,让我表弟去锻炼锻炼。”

部长的手一挥,说:“行啊,四川可远得很哩,别哭鼻子啊!”一边说,一边打量着我,怕真走时,我会变挂。

我没敢笑,只是肯定的说:“不会的!”

然后,跟着那一帮十八九岁的村娃们,在区武装部住了一夜。先是填填表,后又量量身高,称称体重。还脱光衣服,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身上摸摸、看看,就算体检结束了。

体检后,我回了趟家,跟妈说:“我当兵了。”

我妈很吃惊!她从没想着要让我去当兵,感觉非常的舍不得。可我坚持要当兵,她也只能随我的意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跟我一道体检的人,只有一两个人不合格,其他人都领到衣服,准备入伍了。唯独没有我的消息,我又去找表哥。表哥见到我,两只手老是摸着脑袋,不正眼看我,也不说话。我很诧异,就说:“表哥,怎么还不通知我领衣服呀?”

“今年,你不走了。”表哥终于说话了:“你还太小,只有十六岁,明年再去吧!”

原来,我被刷下了。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是太小了,恐怕军装都穿不起来哩。”表哥的情绪低落,脸上却是红红的,好像这事是他没办好,有点对不起我似的。

这一年,我没当成兵。虽说确实不够年龄,可能不能当兵,武装部长是清楚的,要不然,他是不会让我报名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公社党委研究我们这一批兵时,主任拿着我的申请表,对于会的人员说:“太小了吧,这是去当兵,不是上幼儿园!”随手将我的那张表抛到了一边。

他这一抛,抛掉了我自小就想当兵梦想,也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遗憾。

人民公社机关,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但是,公社所属的部门里却有很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朝气,就会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我在公社以及公社所属的部门中,都是最年轻的,不客气的说就是个毛头小子。放电影的工作都在晚上,也不可能天天都放,总有一些是属于不工作的时间。因为我年轻,自然也就找年轻一些的人玩。学校有个老师小张,粮站有个开票员小沙,食品站有个杀猪的小秦,拖拉机站有个驾驶员小王……这几位都是年轻人,当然,都比我大。而且,这几位都是不喜欢与那帮中老年人厮混的不识时务之人,我们却成了好朋友。

那个年代,物资溃泛,文化落后。在远离都市的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里,一帮小青年在一起能干什么呢?

喝酒是聚会的最好形式。中国人喝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只要有酒,只要想喝。一个人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人越多,喝得越热闹。虽然,我们这帮人,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每个人,依旧是经济拮据,没有多少钱可以供喝大酒的。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赶着下雨天,尤其是秋冬季。一到雨雪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干什么呢?喝酒!这一帮人中,只要有一人挑个头,其他人会一一响应。

怎么喝?可不是现在这般情形,给某个酒店打个电话,什么都会安排得好好的,到时人去了,坐下就喝吧。

我们没有现代人的福气。如果,用时髦的说法,我们采用的是自助式喝酒。先由牵头人指点地点、时间,同时指定各位参加者的任务。就是看有多少人,安排谁带酒,谁带菜什么的。带什么酒,随各人的意愿。带什么菜,生熟皆可。因为,我们在哪个人的宿舍喝酒,都会安排两样东西:一只煤油炉,一只摘掉了底座的大灯泡。

若是谁有生菜的,就先放到炉子里烧熟,再将谁带的熟菜倒进去,一锅烩。弄一只大茶缸子,倒上半缸子开水。将酒倒到大灯泡里,再放到茶缸里烫着,酒很快就热了。

这样子的喝酒,我喝过好几次。但轮到我做东,在我的屋里喝,只有一次。

那是我到人民公社第二年的冬季。那一天,上午的时候,天只是有点阴,有点冷,没感觉要下雪。午饭以后,在西北风的缝隙中,雪星星点点的飞落了下来,而且越下越大。我和学校的小张老师正在拖拉机站,看小王跟着他师傅修理拖拉机。

他们修的是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而且有点旧,毛病不少。修了半天,终于听师傅说:“摇摇看!”

师傅是对小王说的。小王也就十八九岁吧,为人憨厚,身体也很壮实。这时,却缩着身体,好像冷得直不起腰来了。听到师傅的话,赶紧拿起那个很长的,拐着两个九十度弯的铁摇把,插入摇把孔,弯下腰,摇了起来。连续摇了三四次,摇把居然没能转动一圈。小王不冷了,腰也直了,眉头似乎都要出汗了。

站在一旁的小张老师说:“我的乖乖呀,别是冻住了吧。干脆,今晚我们喝它两灯泡。”

然后,转身看我,说:“在你那,还是在我那?”

“在我那!”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在我屋里喝。因为,我一直在别人那喝,总得做一次东呀!

“那好,我通知他们几个。”小张老师说完,便先走了,给各位酒友们下达通知去了。

没一会,我也走了。

我师傅有煤油炉,我得去向他借用一下。另外,还得去供销社打一斤煤油,不然,这晚上的酒是喝不成的。

冬季,日短,大约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只是,因为下雪,看起来不是很黑。

我将屋里唯一的一张三抽桌,顺直了,又从隔壁的几个邻居处借来几只小凳子,在桌子四周一围,桌上放着煤油炉,还有一只白色的搪瓷大茶缸,就等着酒友们光临了。

酒友们陆续地来了。先到的是小张老师,他从食堂打了一碗白菜豆腐。接着小沙、小秦来了。小沙提着一瓶酒,里山芋老白干。小秦则带来二斤猪肉,他是杀猪的,弄这东西,很是方便。

小秦,瘦高个子,也不足二十岁,家在区上。小秦不仅会杀猪,还会烧菜。他带来的肉,早己洗好、切好,便熟练的打开煤油炉,端上钢精锅,将肉放进去,烧起来了。

接着,拖拉机手小王来了,他带了一碗咸鸭,好像是从他的家里拿来的。因为,他家就住在小街边上的一个村子里。

随后,我师傅也来了,还提了一瓶酒,高粮玉液,瓶装的。

今天,我是东家,自然也不能空手。我从食堂买来了一颗包心菜,并在食堂切好、洗好,装在洗脸盆里,也放在桌子上。

来到的人,谁也不跟谁客气,自动地坐下来,在长桌四周围成了一圈。

不一会儿,钢精锅里的肉烧熟了,小秦随手将白菜豆腐放了进去,又将包心菜放了一些进去,再洒上一撮盐,用筷子搅了搅,说:“开始吧!”

于是,我提起大灯泡,把己烫热了的酒,给每人自带的,或碗,或缸子里倒上酒,没有人客气,没有人阻拦说不要。

开始了,每个人都端起自己的酒,不用人劝,也不用人分付,喝多、喝少,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意愿。

喝酒总是要说话的。小张老师先问小王师傅,说:“拖拉机修好了吗?”

“好了。”小王刚好咽下一口酒,说:“那家伙老掉牙了,常坏,天冷了不好发动。”

“那为什么还要用它。”小沙说:“我们站里也有一台,现在不用了,就放在那,都锈了。”

在一边只顾喝酒的我师傅,突然说:“你们知道吗,主任要调走了。”

他的话就如同这雪天里的雷,大家都一惊,却又不知为什么,都相互看着。

“听说跟书记的那件事,县里对他有看法,搞得没头没尾的,影响可坏了。”还是我师傅在说。

“调到哪去了?”小秦接着我师傅话茬,问道。

“说是县里,到什么公司,当副经理。”还是我师傅说的。

大家又各自的喝过了一巡,我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没帮他指认书记,你呀,没当成兵。”

我早己不想这事了,现在被师傅这么一点,心里着实不是滋味。本来,我的酒量不大,两口酒下肚,头便有些昏了,又被点到痛处,喝酒就有些把持不住了。

一边喝着,一边想着。一边想着,也就一边怨恨着。不知不觉,别人还没怎么喝呢,我到先醉了。

第二天醒来,屋里的桌子、凳子,都按原来的次序、位置摆放得好好的。虽然,满是酒气,但一切都是原来的状态。推开门,院子里盖着厚厚的一层雪,一片洁白。只是,昨夜飘飘洒洒,满天飞舞的景象己经停止了,似乎有了放晴的迹象。

呆在公社里,总是想着要出去看看,尤其是省城近在咫尺,早早晚晚的就想着要去逛一逛。还好,小王师傅的拖拉机,近期正在向省城送货,想去,自然也就有机会了。

在今天看来,拖拉机跑运输,实在好笑。可是,那个时期,有拖拉机己经是了不起的事了。如果,我不是小王师傅的朋友,想搭一次拖拉机出门,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春月里的一天,师傅派我去县里送拷贝。因为,我想去省城逛逛,便坐上了小王师傅的拖拉机,向省城进发,然后,再转道去县里。

从公社去省城,要经过一座小山。这一段路,也就十几公里,却是弯弯曲曲,大坡小坡好几个,又是毛石磊砌的路面。拖拉机在这样的路上跑,除非载重了,要不然,就像是在跳舞。若是平坦的路段,到也无大碍。

拖拉机的挂车,至少载有七、八吨的货。前面一个大坡,站在坡底向坡上看,得仰起脸来。拖拉机是耕田犁地的好手,拉运输,爬高坡,就勉为其难了。只见拖拉机向坡上爬着,车头的烟囱里,一股浓浓的黑烟狂喷上冲,发动机的声音就像要撕裂了一般,速度几乎跟人散步似的,一米,十米,总算爬到了坡顶。虽然,也只有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却让人感觉像是过了很多年似的,太难熬了。

我忽然像是悟到了什么,心里头沉甸甸的。我在人民公社快三年了,伴着千年古桥度日,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不懂人情世故,不参与任何团体的活动。却因为没让主任当一回枪使,失去了一次当人民解放军的机会。

应该说,我这三年没有白度,知道了尘世的复杂,领略了人与人之间许多不可理解的问题。起码,开始认识世界了。

我也知道,将来的路,一定不会是平坦的大道,就像拖拉机跑运输,爬着高低不等的坡,其艰难,其困惑,其无奈,都会扑面而来。我没有选择,只能一心一意的去面对。 

2018年12月31日写合肥翡翠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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