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母亲的忌日就是清明，清明过了很快又到了母亲节。无尽的思念、无尽的悔恨都涌上心头，在这个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再也不能相见的无奈。

记得陪着母亲去肿瘤医院看病，我先拿着母亲的病历进到诊室，医生面无表情地说，“癌症，没法治了。”我恳请他接待一下，别告诉她病得真实情况，医生照着做了，母亲也自信她不会得什么大病，而自此以后，我知道母亲已经开始一天天地步入生命的终结，我曾自我安慰，只要母亲不痛苦，只能顺其自然。

我后悔呀！妈妈第一次不好的征兆，是突然说，舌头发硬，说话困难了，我在旁边，竟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脑梗压迫了神经，曾经准备的牛黄安宫的药丸没有立刻用上，致使后来语言也发生了障碍。

我后悔呀！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更多的时间是爸爸一个人照顾，我甚至不知道妈妈每天需要补充什么营养，是怎样吃饭、怎样休息？我在她能下楼的时候、能走动的时候，没能陪伴、没能照顾，2008年奥运会她曾说过想去看看鸟巢，这些我都没能做到。

妈妈住院的日子里，从可以说话，到昏迷，尽管我会常常来看望，也知道她时日不多，但那时不会深切地体会到一旦失去她，带来的是无法修补的伤痛，永远也不会有了从前……

妈妈，对于我来说，她是苍天，她是大地。

妈妈的家乡在浙江奉化，祖籍是一个美丽山村，她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但是，祖坟上的东青翠柏、文献记述中的字里行间告诉我，她的祖上文举、武举都有据可查。我的外祖父叫汪芝盛，毕业于浙江大学，北伐时期曾在武汉做了农会主席，在我母亲出生的时候，回到家乡，当了至今仍有名的奉化中学（现在的奉化一中）的校长。我的妈妈应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多事之秋则接踵而来…

我妈妈生于1934年，当要上学的时候，面临的是日本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袭扰，我的外祖父作为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整天为抗战而奔走呼号，在日本铁蹄占据奉化县城的时候，外祖父辞去官职躲进老家，然而，由于他的知名度高，有人让他出来作伪职，高官厚禄不可能打动他的心，而不得不躲进山里，家中仅有的几间房子，都被日本汉奸焚毁。在我母亲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奉化山里的茅草棚和外祖父学生们不定时的接济，常常面对的是无米下炊的艰辛。

盼来解放的日子，我的外祖父又因这个中学校长名头，自然是老蒋家乡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属于“杀、关、管”的历史反革命，对子女的影响是深重的，为了逃避和减轻这种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躲得越远越好，我妈妈来到了上海，一边上学一边为我大姨看孩子。我现在想想和保姆差不多。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她选择东北求学，从风光秀美的南方，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雪乡，我妈妈常常会说起那段岁月，她常常生病，常常胃疼的难以忍受，最舒服的地方，是靠在厨房烧水的大锅灶旁边，做饭的师傅用大勺子舀口水送到她嘴里，看她什么都吃不了，就用开水泡泡馒头喂喂她，学校也曾经要她退学，可不知道要退到什么地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在分配工作时候，分到了北京。

我妈妈是1953年来到房山煤矿医务所，医务所后来成为煤矿医院，距北京城50公里的山沟，在这里一干就是40年。

在她工作的那些年里，她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无私忘我的工作，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上班下班，只要有人要看病，随时都出诊。我们住在煤矿家属区，我们身边的人几乎都找过她看病、打针、输液。作为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她从没有停止过学习，她内科、儿科、中医、急救都能胜任。我妈妈体重一直不到100斤，煤矿经常组织井下会战，她都会参加，我妹妹至今还说，就是这样的劳作，损伤的是她的寿命。作为煤矿的大夫，不同于大医院，我曾经记得，在她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正赶上井下发生火灾事故，我妈妈不仅需要参加伤病员的抢救，还要组织来自于四面八方医护抢险的调度安排，为抢救伤员赢得了时间，她瘦小的身躯能够经历任何重压。大医院的大夫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在这里也是如此，妈妈退休的前一天，仍然看了几十个病人，在她脱掉将要永远脱掉白大衣的那一刻，泪水充满了双眼，她在离开医院、离开她毕生所奉献的岗位时候，她说，不敢回头看看医院，但最后还是凝望了许久。我不敢说她有多高尚，但是，我知道她救死扶伤的人难以计数，从死神那里抢救的生命难以计数，她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她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她是1959年的北京市劳动模范，成为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批见证者。

我的母亲经历了岁月的磨砺。最能检验人性的是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平时看似善良温顺的人，彻底暴露出动物的本性，特别是一些所谓有家庭“污点”的，更要冲在第一线，据后来统计，在我母亲工作的医院，除了“黑帮”以外，没有在批斗会上打人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她。那时候一些“黑帮”受到各种非人的虐待，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而他们都愿意找到我的母亲看病，在这里不仅可以得到精心的治疗，而且还能得到关照和精神上的慰藉。我还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在我们一起住的一排房子，我的小伙伴的母亲在家里自缢了，没有人敢去看一下，我母亲听到后毫不犹豫地赶过去，已经没法救了，又去安抚她的孩子们。人性与善良在那个时代是最无地位的，但又是最能够对人的本质进行检验与识别。妈妈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渴望被社会所承认，而承认的标志就是入党，她无数次地写申请，但是，直到退休都未能如愿，我的外祖父是“历史反革命”，作为他的后人，已经被划在异类，那洞红色的大门，是很难为她开启的。这些我父亲全了解，却从来也不说透，我母亲也许知道，但仍然一如既往。我们上学的时候，最恐惧的事，是要经历无数次的填表要面对家庭出身这一栏，我现在还记得，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中国的大领导都出身不好，出身无法选择，但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最大限度地为我们摆脱压力。我还记得，我奶奶作为“地主婆”最早送回了百里之外的山里老家，都是她带着吃的用的去看望，且不说坐公交车很不方便，好不容易坐上车，还晕车，每次在车上都吐得很厉害，其实，这到不算什么，而往来所受到的歧视，都是一种煎熬。

妈妈是我的榜样和行路的导航。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幸运儿，这都凝聚妈妈的一番苦心。她是我的榜样，她对新事物的追求，对学习的渴望伴随着终生，在她年纪很大的时候，要求西医学中医，她开始学起了中医，背汤头、记古方；在学外语热的时候，她学外语，背单词；在兴起计算机的时候，她又学计算机。她对我的人生规划，更让我终生受益，在“读书无用”盛行的时候，她关心的是我们的学习成绩，没有丝毫放松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她还为我请了一位顶着右派帽子的叔叔给我当老师，在选择学习的专业上，又按照我的特长，让我学文科，我现在都佩服她远见，社会学科如此众多，她却让我报考的专业是历史学、选择的工作还是鼓励我作历史相关的专业，而恰恰我就是在历史学的天地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让我们这些孩子各方面均衡发展，让我要有业余爱好并有所长，亲自找了不同的老师教我下棋、打球、练拳，造就了我成为一个智力、体力都得以健康发展的人。

有妈才有家。我母亲一直为这个家操劳，和所有中国母亲一样，上班即使再辛苦只要回到家都会不停地忙家务。在求温饱的那个时代，一分钱要考虑掰成两半花，记得有一年要过年了，妈妈顶着寒风步行二十多里地到坨里镇，一早排队去买可以不凭票的豆腐，过了中午以后才疲惫地带着几斤豆腐回到家，衣服都结冰了，那次过年我们吃上了熬豆腐、炒豆腐、炸豆腐几种不同做法的“豆腐宴”，那个年夜饭让我终生难忘。我有孩子的时候，已经再也不用为吃饭而发愁了，过年仍是她亲自做饭，她最拿手的是扣肉、蛋饺汤和宁波人爱吃的煮小山芋。过年也会凑在一起打扑克，我妈妈从来不记牌，常常因为出错牌而引起我们哄堂大笑，其乐融融，此情此景就如昨天一样。

我妈妈工作40年只回过一次老家，尽管，在北方生活了这么多年，但乡音难改，但是，从浙江到上海、又到黑龙江，再扎根北京，谁也听不出来她说的是哪里的话，可是，说到回老家看看，却成为她的畏途。我记得外婆曾三次来北京，没有像北方人那样裹着小脚；我外公却一次没有到过北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是管制对象，是不允许出来。最亲密的联系是外公外婆大约每月寄来的信，外公的信是用毛笔竖着写的，苍劲有力如行云流水（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再后来就是外婆用毛笔写的信，工工整整，只是到后来才有错字。我记得一天妈妈接到一封信，不是毛笔写的了而开始痛哭，外婆去世了，她说她再也没有妈妈了，我那时的感受不深，如今想起来，这是她人生多么痛苦的时刻。

我的母亲是因癌症而去世，是先天性的胆管息肉，最后引发多个组织的癌变。在她60岁以后就开始有心脏病、糖尿病、干燥症等慢性病，最痛苦的是胆管的息肉不定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我至今后悔，为什么没有及时手术治疗而去除后来的更大隐患。当她最后要离家住院的时候，是我陪着去的，当她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她回头凝视家门的眼神，是那样的恋恋不舍，是那样的无奈、又是那样的渴望，那种眼神让我永远都忘不掉。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也守在身旁，是昏迷了多日以后，那天她喘着粗气，一声比一声急促，一声又比一声的低沉，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知道那时她是有知觉的，她知道她的亲人守在她的身旁，她是多么不愿离开这个给她带来亲情、给她带来无奈、又给她带来痛苦的世界。

我母亲终年76岁，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常常期盼，哪怕是在梦里能够见见也好啊，时至今日，她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