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刚懂事儿，模模糊糊记得听爸爸说：“你奶奶在香港去世，埋在那里，将来你长大了，无论如何要去扫墓祭奠。”
过几年上学了，又听他说：“你叔叔们获准去香港扫墓，这是寄来的照片，总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愿。”
上中学，开了历史课，才知道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统治一百多年，心绪随着老师悲愤的描述跌宕起伏。那时候去香港，要中国政府批，香港政府批，自己的国土，为什么连去给亲人扫墓都这么艰难？
改革开放了，港澳同胞潮水般涌入，成为各级政府的座上宾，“港商”是富裕光鲜爱国的代名词。
一天，爸爸在大学中文系的同事惠老师前来辞行，说要举家迁往香港。在告别宴上，惠老师说要去创业，那里遍地黄金，我也要做港商。同事们开玩笑：“你女儿这么漂亮，让她进演艺圈，赚大把的港纸，你们夫妻就吃喝不愁了。”惠老师正颜厉色：“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演员又是下九流的营生，我再辛苦也不会让女儿去做那个行业。”惠老师一家满怀豪情地去了香港。
几乎同时，我爸爸的另一个发小好朋友万先生，解放初期为了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义无反顾地放弃继承万贯家产的热血爱国青年，在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也决定举家回迁香港。
那时候，但凡想闯出一番事业改变自己人生的大陆人，都对它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我参加工作一段时间后，有几个月曾经被派往香港工作学习。同行的有一位黑黑胖胖的男同事，绰号“黑猫”，一位身材和我一般高、总爱穿着高跟鞋、大眼睛滴哩咕噜乱转的美女，绰号“白猫”，还有人事部经理，绰号“政委”，负责保证我们在经不起糖衣炮弹腐蚀的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
出发前的几个月，大家忙坏了。准备各种证明文件，申请中国护照，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到卫生防疫站打疫苗。据说那里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还是防着点好，打一针有备无患。公司又给了几个置装费，出去总要穿得人模狗样，不能给大陆丢脸。
那年冬天，我们傍晚从天津机场起飞，四周漆黑一片。一杯茶的功夫，就见脚下灯火璀璨，一条喷着火舌的巨龙盘绕着香江，飞机开始在摩天大厦间穿行，这里就是东方之珠—香港了。
坐上大巴，从启德机场出来，街上照如白昼，汽车川流不息。白猫感叹，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醉生梦死。
负责接待我们的新世界酒店集团的劳小姐，带着大家去吃西餐。几位英俊潇洒打着领结黄毛绿眼的男服务生，毕恭毕敬地斟茶倒水伺候着，政委有些受宠若惊。据说政委过去在部队服役，天天练习拼刺刀扔手榴弹，准备和美帝玩儿命，今儿个不费一枪一弹，拿出几张港纸，就让小子们俯首称臣，心中快意的不行。结账的时候，政委背着手特意吩咐白猫，别忘了给服务员小费，今儿个我真高兴！
席间，黑猫聊起当时在天津几所涉外酒店的酒吧，提倡学习香港先进的酒店服务经验，要求女服务员提供跪式服务。身着旗袍的小姐，给客人斟酒的时候要跪着。我们从小习惯了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都解放这麽多年了，怎么会有如此的沉渣泛滥？当时哥几个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边劝诫一边用双手相搀，使不得使不得，恨不能也给女方跪下，又不能当众露怯坏了酒吧的规矩，为此郁闷了很久。
劳小姐优雅地切下一块牛排，放到嘴里咀嚼，又喝了一口红酒，漫不经心地说：“很平常啦，资本主义社会，笑贫不笑娼。”
劳小姐带我们来到贵宾下榻处，中环附近的一栋高层民宅楼上的一个60平米的单元房，门口挂了个招牌，就成了酒店。屋子被房东隔成五六个小小的双人间，里面两张小床，黑猫要蜷着腿侧身躺上去，大肚子一半儿留在床帮外边，没有着落。一个勉强能直立洗澡的卫生间，一台陈旧的窗式空调 “嗡嗡” 作响，屋里弥散着潮湿的霉味。政委偷偷告诉我们，这个酒店掌柜的是我们董事长的亲戚，公司的人不管什么级别，来香港出差都得住这儿。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寸土寸金，什么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旅馆掌柜的很和善，叮嘱我们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出门要带中国护照，警察在街上会随时查验身份。我和黑猫看着白猫，相视一笑。
正在和掌柜的闲扯，有人急促地敲门。掌柜的通过猫眼向外看，神色紧张，不肯开门。外面不肯罢手，敲得震天价响。掌柜的无奈，把门打开。两个黄毛青年推门进来，一屁股坐到客厅沙发上，大咧咧说旅馆老板的儿子欠了高利贷，要二老就地还钱，气焰嚣张。政委一使眼色，我们赶忙回屋避祸。白猫跟了进来，一脸兴奋地说：“这就是香港黑社会！电视里总看，今儿总算亲眼得见，一会儿得出去和他们合个影。”政委神色紧张：“出门在外，不要惹是生非。”黑猫连连点头：“人家现在劫财，你主动送上门去，小心被劫色。”白猫不服气：“有你们三个大男人在，我还怕劫色？政委连美帝都不怕，难道怕几个香港的黑社会？”政委听不出是讽刺挖苦还是颂扬，一时无言以对。
从那以后，紧张的学习工作开始了。我和黑猫、政委上街都是西服革履，拎着公文包，学着掌柜的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香港警察视我们为自己人，从不为难。白猫却好几次无缘无故被警察拦住盘问，回来气得直翻白眼儿。黑猫笑话她：“这么高的个子，鹤立鸡群，配上花里胡哨的一身捯饬，往街上一戳一站，典型的北妹，不查你才怪。”白猫急赤白脸：“变态！气人有笑人无！看着姑奶奶个高漂亮心里不忿是吧？我这是天生的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下辈子你们也赶不上，哼！”
第一个周末，董事长大人亲自驾车来接，请我们去家里吃饭。在天津的时候，大家提到董事长这仨字儿，毕恭毕敬。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就相当于国家元首，权力大得没边儿。到香港一看，原来有一辆老爷车，100多平方米的公寓，一个菲佣，再往大陆投一点钱，就可以当董事长了。
第二个周末，我带着祭品专门去粉岭为我的奶奶扫墓。地形不熟，给了当地的工人一些钱，请他带我找到墓地。由于之前，我的叔叔刚刚来整修过，墓地很是干净规整肃穆。上香，跪拜，把爸爸多年来在我耳边说过的话，统统告诉给奶奶。她老人家一定猜不到，从未见过的长孙，会在几十年后从2000公里外来到她长眠之所祭拜。
第三个周末，我去拜望了惠老师。惠老师请我去茶楼喝茶，夸我越大越出息。他说经过几年的奋斗，存了一些钱，到杭州开了一家丝绸服装厂，专门接香港的订单，儿子跟着跑腿儿，自己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港商。女儿来港后，果然被星探发现，要她去无线的学习班，两夫妻左思右想，还是替女儿婉拒了大好的星途，现在女儿初为人妇，我这个当爹的也算没有食言。
第四个周末，我亲切会见了发小同学，大学毕业后来香港发展的张诺。临来港前，她曾经请我们几个同学到天津干部俱乐部吃西餐。
干俱的前身是1925年兴建的新英国俱乐部，后来成为日军的国际俱乐部，美军军官俱乐部，解放后改名干部俱乐部。据说干俱是江青来天津时最喜欢住的地方，幽静、有弹簧地板舞厅、室内游泳池，还有风味独特的西餐厅。
张诺身材不高，不施粉黛，干净利落的一头短发，慢慢悠悠地表示将来要在香港出人头地。
我如约来到铜锣湾的接头地点。马路对面一个女孩子长发飘飘，化了浓妆，五官倒还是小时候的模样，捧着一束鲜花一溜烟跑过来，笑嘻嘻地说香港欢迎我。到了茶楼，她用标准的粤语点餐，和侍者开玩笑。她是否已经出人头地我不得而知，但惊叹这女孩子眨眼间已经成为一个地道的香港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见识了香港同胞的友善和勤奋。许多中年人打两份工，送孩子去海外读书，为了节省时间几乎顿顿吃外卖，做事情一丝不苟，企业的经营管理井井有条，ISO 9000大行其道，彼时的香港与大陆的确不同。
学了几招三脚猫的功夫，培训也即将结束。我和黑猫忙着给朋友们打电话告别，白猫画好浓妆每日神神秘秘地进进出出。政委精神高度紧张，注意着大家的一举一动，生怕哪位出什么妖蛾子，回去没法交差。黑猫在一旁添油加醋：“领导，我看白猫是不想回去了，整天忙着找下家，您这黑锅算是背定了。”晚上，政委小心翼翼地找她谈话，白猫拿出一个小本本：“亲戚朋友还有公司的这帮姐们儿都求我带东西，每人开了一张单子，您看看。这些天我的腿儿都跑细了，还没买全。怎么啦？”政委的眉头舒展开来：“我想提醒你，别忘了咱们是公差，可以带一大件儿回去。我们都买了相机，你也别亏待自己哟！”
我用出差补助买了一台尼康变焦相机做纪念，一直带在身边。可惜来悉尼不久，家中失窃，相机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打那以后好几年，我没有拍一张照片。
从香港回来后，大家都忙，渐渐把它淡忘。一晃二十年过去。
前年，我回国探亲，想顺路到香港看看姑姑叔叔表弟表兄们，还有惠先生。
惠先生老态龙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说到生意迫不得已关门，他豁达得很：“以前是历史的机遇，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我告诫儿子，不要怨天尤人，要学会审时度势，学会接受现实，林子祥唱的好，男儿当自强。”
“我这次来，和二十年前相比，这里好像变化不大。只是看到更多蜗居的人，心里很不舒服。”
“要怪就怪那些地产大佬，为富不仁。”
“还有，您帮我评评理。在出租车、酒店、餐馆、商场，我如果说英文，说广东话，大家还算客气，我如果说中文，他们就翻起白眼儿，爱答不理。昨天在一个food court吃饭，我用中文点餐，店员用标准的普通话回应：我不会说中文。恨得我当时就想抽他俩嘴巴。我在这儿，没拿自己当外人。自己人来探亲访友，怀着友好的感情，大把地消费，促进当地经济，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对待？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惠先生无可奈何地摇头：“你没做错什么，那个人病了。”
谈话间，有人微信video call我，一看是黑猫。
“怎么着哥们，好几年没消息，怎么茬儿？”
“没事儿，问个好，顺便让你搂一眼我在美国新买的车，大林肯，牛不牛×？”
“真不错。白猫这些年有没有消息？听说你们离婚了？”
“她不愿意和我在美国过这苦B日子，回去找了个小款，不上班，在家享福呢！就是不生孩子。我自己也不错呀，这样的车，哥们儿现在有好几辆，就随便扔院里。”
我正要恭维几句，一旁的鬼佬插话：“先生，这车我要了，咱们再谈谈价。”
“得，您先忙着，别耽误了买卖，回聊。”我怕他尴尬，挂了电话。
我和惠先生握手告别，互道珍重。酒楼的大屏幕，正播放罗大佑耳熟能详的那首《东方之珠》。我告诉自己，有先人在此，以后我还要常来常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