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来好象没有的姓名，只记得他算是个孤寡老人，膝下只有个又聋又哑又笨，而且又非常难看的女儿，小名叫“阿用”。大家都叫他“爷用”，住在村里的那条靠螺丝山中间，茅房又破又旧，家里可以说在里面舞拳弄棒没有打着东西，只有那么两张用几块旧木板铺搭而成的床铺，破烂的棉被，和一座摆放在屋中的小三角铁火灶。很是清贫。

后来人们又叫他为“公来”，这个“来”字，就是用了他的一个外孙子名字叫起来的。原来大家尊称呼唤他为“爷用”，就是呼他那聋哑女儿“用”的名字的。就是七十年代中期，他那聋哑的女儿被一位外地来搞建筑的工崽在工地里面和山路上强行地“搞”上，就怀孕而后便生出一个“外甥”来，他就给他取名字叫“阿来”，就是自然送来的意思。据说，聋哑女儿被奸后，曾经举手划脚地告诉过他，他也去找那个工崽，想要那工崽娶聋哑女，工崽听到风声之后就逃之夭妖了。父女俩只好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去“依依哑哑”地报告，之后就生下了“阿来”。

这样，给这个平静而又贫困的家又添上一张“哇哇”的小嘴巴。公来就此更加辛苦劳累了，自己上山去打柴来卖，或者帮人做一点小工来维计那么一点油盐。阿来的生活大多是街邻们的一些帮补和捐助提供的，不知不觉一晃就过了几年，三人的小屋里开始有说有笑了。公来很是喜欢外甥阿来，常常爷孙两一起嬉乐，哪怕没有吃的，也还是在自家的小屋里高兴玩乐，爷孙两自娱自乐。

公来，是个有文化功底的读书人，只是由于父母亲的过早去世和生活所给他留下的创痛太深了。所以他这个人就变得很衰老寡言，而且还驼背，有点象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位孔乙己一样。据说，他还是解放前县里的老师范生呢，就是由于当时把他分到一个偏远的山沟里去教书，他耐不了寂寞，干脆卷起行李回家来了，找上老婆，生了两个儿女。可是儿子没有到三岁就得病夭折了，老婆哭得死去活来，没多久老婆就成了一场大病，无钱就医，也随着儿子去了，给他撇下了刚刚有几个月大的还没有会说话的女儿。

为此，父女两相依为命苦度时光，心身憔悴。每当他看到女儿聋哑的样子时，心里很是酸痛，独自默默地流泪，有时还轻轻地叹息，仿佛从他的叹息中听到了他对自己说道：我的命为什么这样的苦哪，老婆儿子都走了，只留下这么一个聋哑女儿，什么也不会做，苦啊，老天爷哪，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地残酷对待我呀……

记得1961年大年三十清早，他和刚刚有七八岁的聋哑女一起坐在屋里发愁，望着空荡荡那么寒冷的四壁荒凉的房里面，还有那灶台里已经几天没有烟火的痕迹，过年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就连女儿的过年的新衣服也没有钱买，他只好抚着女儿的头苦怨地说道：女儿呀，你老爹没有什么本事，过年的东西都没有一点丁，等下你爹就到你的舅舅的家里去看看，能不能给一点东西。说完，他突然好象想到什么似的，就找来了一张旧得很皱的大红纸，便割成了两张写对联的长条纸型，用很大的力把锅底的碳黑刮放在一个破了的碗里面，放上了一点水，搅了搅，就用一支很旧的毛笔踹了上去，想了一会儿，就颤抖着手写道：

“多劳多得多饮酒，少劳少得少吃饭。”横批“社会主义好。”

他写好后，默默苦笑地看着，就到邻居去讨了点米粥过来，公公整整地把对联贴在自己的那两边门柱上，自个儿欣赏着好半天，然后就低着头钻进了自家的门去了。也真是揍巧，这时，区里的刘区长正好路过他的家门口，猛然地读看到了刚刚贴上的对联，心中一颤，感到很不舒服和着急，什么话也不说，就立即返回到不远的区府里面去，叫民政助理一道要来了三十斤大米、五斤猪肉、两斤茶油走进了“公来”的茅屋里来真实慰问他。

公来一见到区领导拿着东西亲自登门送到家里来时，便老泪纵横，父女两就跪在区长的面前说：“太感谢你了区长大人，感谢人民政府，你们真的能够看到老汉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