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学兼找生意
2011年8月11日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以商业移民的身份首次登陆澳洲大地。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一家人就这么满怀期许地旅居在悉尼的北区。
在移民中介的帮助下，两个儿子两周后就开始在车士活中学旁边的Chatswood IEC英语强化中心上课了。我和先生也开始忙着寻找房子，因为我们当时还住在镇上的一间酒店里。由于在国内忙着工厂的事务，我和先生一直都没有在网上找到合适租用的房子。我们就这样果敢地带着6个大小不一的行李箱，背井离乡地来到悉尼开始新生活。
一家人住了28天的酒店后，我们终于搬到了新租的公寓里，因为那里离车士活三个火车站的位置，方便两个儿子上学。
紧接着，我和先生便开始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寻寻觅觅，一边上学，一边寻找合适自己在悉尼创业的生意。虽然我和先生都是英语师专毕业生，考虑到入乡随俗，我们就开始在Ermington的AMEP成人移民教育项目中心上课，学习英语和澳洲新生活须知。这间设备简陋的位于二楼的教学中心，坐落在悉尼西北地区Ermington镇上小型的商业中心，我和先生每天都要开车一个多小时才能赶到课室上课。
我们的英语老师安娜是一位意大利后裔，她中等身材，金发碧眼，上课喜欢戴着一副挂着长绳的金边老花眼镜。也许她当时颇受中年更年期综合症状的困扰，在一天四个小时两节课的课堂上，她时不时会脱下外套，不一会儿又穿上，然后又再脱下，总是不停地重复两个单一的动作。她喜欢叫我们Boys and girls,经常用一个“嘘”的手势放在嘴边，示意我们保持安静。我们这群12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年新移民,还是非常安分守己，遵循安娜老师的指引。韩国同学总喜欢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私底下用韩语交流。安娜老师每次让我们讨论课题的时候，就会把她们分开。她经常让我们调换组员，以便我们多用英语交流和加强同学之间的了解。我们这个班有一半同学是韩国人，其他同学是来自中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伊朗等国家。
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城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聚集在一个班上，就像进入了一个文化万花筒，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分享。这种情形在我上学的三个校区里都重复演绎出不同的色调。
2012年初，我们转学到了北悉尼职业技术学院TAFE North Sydney 继续进修完三级英语课程，因为可以缩短一大半上学和放学的路程，而且这个学院各项教学设施齐全。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电脑上课，去学院图书馆借书和电影DVD,还可以在学生会买到九折电影票和超市购物卡。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认识了同班4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同学，通过课堂上的密切交流和日常生活的频繁接触，我们四家人在日后成为了在悉尼最亲密无间的同学之家。我们的英语老师Sarah 萨拉是个澳洲农场主的女儿，年纪比我年轻，才三十岁出头，已经有三个女儿。她性格热情开朗，第一节上课，就通过妙趣横生的方式，让我们15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同班同学，一下子就记住了彼此的姓名、居住地和来自哪个国家。她的课堂教学方案设计严谨细致，但又轻松活泼。同学们在她的课堂上总是能够谈笑风生，其乐无穷，她从此成为我在澳洲上学期间最喜欢的老师之一。当年澳洲华人艺术团体在悉尼歌剧院隆重举行了《岁月甘泉·知青组歌》大型音乐会，我参加了当中的大合唱表演。我热情邀请了萨拉老师前来观赏我们的演出，并且跟她详细介绍了中国知青年代的历史。她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一直都和她保持联系。
2012年4月中旬，恰逢在学业结束前，新州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新移民的就业机会，推出了另外200个学时的免费就业指导课程。我和先生一致认为，选择考取咖啡师、食品卫生服务和烟酒服务执照，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于是在2012年5月份，我们就在悉尼西北区的职业学院TAFE NSW RYDE学习咖啡师职业英语课程。正如我们当时的英语语言课程的主讲老师Burkhart博卡说的那样，无论我们来自何处，无论我们曾经如何风光过，只要我们是初来乍到，在澳洲这片土地上，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永远记住他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You have to eat your humble pie。”（你得吃谦卑的馅饼。意思就是：你得有谦卑的心态，放下身段，从头开始。）这位老师身材高大，白发蓝眼，接近六十岁，啤酒肚明显可见，走路时脚步沉重缓慢。他来自德国，原本是高级工程师，后来又做了五星级酒店高级经理人。为了完成妻子一心要移民澳洲的心愿，他放弃了德国的优厚生活，陪着妻子移民到了悉尼，兜兜转转地最后通过在TAFE教授英语来维持生计。他的经历非常明显地告诉我，只有放下一切包袱，才可在新环境里生存下去。
我们的咖啡课老师Andrew 安德鲁来自法国，他曾经在澳洲咖啡师大赛中获得冠军，因此在经营了20多年的咖啡店之后，准备退休之前，受聘于悉尼西北区这间职业学院，主要教授咖啡课程。他身材瘦小，脾气暴躁，经常穿着一身灰白色的西装，打底的白色衬衫搭配着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但是却无法让我感到他的儒雅风范。他上课不许我们随便发言，教我们做咖啡的时候，经常是语气很急躁易怒，致使我们全班15个同学上课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害怕犯错挨骂。我先生是班上唯一的男生，其他女生来自世界各地，一半来自中国，三分之一来自韩国，还有泰国人、巴西人、乌克兰人和叙利亚人。
来自巴西的Deisi（黛西）在巴西是个学霸，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可是为了悉尼的丈夫，她只身一人远渡重洋来到澳洲定居，那时也是为了能够在咖啡店谋得一个咖啡师的职位，专门来学习的。我们每次考试，她总是第一个交卷的。我们后来经营自己的咖啡店的时候，需要招聘咖啡师，我曾经邀请过她来应聘。可惜她住得太远，而且咖啡打得不够好，只能作罢。
思薇塔Svita是来自乌克兰的国营化工厂的工程师，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放弃了乌克兰的生活，以45岁的年龄来到悉尼从头开始。她的先生是物理学家，以杰出人才的身份获得移民澳洲的机会。她是我在北悉尼TAFE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的隔壁班同学，她中等身材，平和温善，略显疲惫，因为她每次上课和回家途中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她住在新州中海岸戈斯福德Gosford。由于英语口语基础不好，她老是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选择了咖啡师课程，她听课的时候也是没有完全听懂，她有时会问我，看我的笔记。学完那200小时的职业指导课程之后，我就很少跟她有联系了。两年后，我听另一个同学说，她在纽卡素镇上找到一份咖啡店服务员的工作了。
为了寻找到合适我们夫妻俩一起在异国他乡中年再次创业的生意，我们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大悉尼区域的各个角落，从悉尼市中心到市郊，从南到北，由东往西，但凡我们认为可行的生意，我们都不辞劳苦地约见生意中介，亲自会见店主人，试探虚实，以防上当受骗。在这一年半载中，我们探寻过不少于20家生意，有小工厂，有蔬果超市，有进口批发商行，有报刊杂志商铺，有文具店，还有美国品牌餐饮连锁店，看得最多的就是咖啡店。有东部红灯区的同性恋业主的咖啡店，有北海岸棕榈海滩上的游客咖啡厅，有两个澳洲品牌咖啡连锁店，最后我们看中了车士活镇郊上的一间希腊后裔开设的咖啡店。因为那里离家不远，还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可以让我们陪伴两个儿子在空闲之余补习功课和享受天伦之乐。
在澳洲，无论是购买生意还是租房置业，一切都要倚仗律师协助办理。找到一个经验丰富且又价格合理的律师，实属难得，犹如神助。不同的行业管理系统，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同样是律师，从实践经验中，可以证明一个律师的能力在哪里，在这点上，我们是吃亏在前，长智在后的，教训尤为深刻！
二，试生意
2012年6月中旬，我们委托了律师办理订金和生意转让合同的交接手续后，我们便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试店工作。这位出生在悉尼的希腊后裔麦克，三十岁出头，矮小精瘦，但是动作机灵，头脑敏捷，打得一手色香味俱全的好咖啡。他的妻子凯特是他的中学同班同学，两个人从中学就开始互相倾慕，大学没有考上就结婚了。她婚后生下一对可爱的儿女，女儿大些，才5岁就可以用榨汁机打自己喜欢的果汁了。麦克的爸妈平时都有来帮他打下手，他的爸爸彼得30岁就从希腊移民到悉尼，开始做厨房助手，后来是靠开咖啡店养家糊口，并且赚取到养老金。常年累月地站着打咖啡，积下了背部劳损和腿部静脉曲张的老疾，因此后来他每周都要去门诊做物理治疗。他每天上午送完他的一对孙子孙女去幼儿园后，就来咖啡店的厨房帮忙，用小锤子敲打鸡块，放完配料就去炸好。
看得出这家人都是勤劳手巧的希腊人，在试店之前，我心里是挺喜欢他们的。我们还带了两个儿子利用周末上午的时间，去参观和考察这间小小的咖啡店。麦克夫妻俩也带着他们的一对儿女在店里上班，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一家人在那里吃午餐。说实在的，我还跟他们学了几招做菜心得，非常受用。
2012年6月初，为了试店，我和先生向学校请假了一个星期。我们在那五天里，分别一前一后地到这间名叫Niche的咖啡店，轮岗检查他们那五天中的每一笔进出账和工作流程。先生一大早就去了，而我是在家准备好了一家人的午餐，把家务做妥当后，才带上装着午餐的保温盒，从家里开车去咖啡店替换先生吃午餐。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微笑着面对所有进店的新老顾客，一来可以有效观察他们的每一笔收入的真实度，二来是为了他们夫妻俩顺便介绍我和先生给顾客认识。
从中午11点半开始，咖啡店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咖啡店的收银机是所有工作中的人员都可以操作的，有麦克、他妈妈、他妻子和一男一女服务生，目的就是要快速高效地接单、收款和送餐，让在店内吃午餐的客人和提走快餐的客人满意。每天中午时分，客人络绎不绝地进店选购午餐，他们五个人就像在打仗一样，在窄小狭长的过道里，他们的身影转动得飞快，而我和先生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银台看。第一天还算顺利进行，收入可观，他们夫妻俩满脸笑容，我们也满意。到了第二天，他们中午开始有送餐上门的 订单，于是我提早到咖啡店，目的是可以坐车随麦克一起去了解送餐服务。送餐的地址是一个在三楼的公寓，麦克提着满满一大个送餐塑料托篮，按了门铃，里面有人回应了一下，门就开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里面有三个房间，全都关着门，我们所在的小客厅里只是摆着简单的茶几和沙发。麦克 把订餐的食物放在茶几上，我们就离开了。我好奇地问麦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见我们，他解释说订餐人在里面房间开会，他们是老顾客，一直都这样。我一路纳闷着这其中有什么蹊跷的地方。那天下午结账的数目也是可观的。
第三天中午也有订餐，但是麦克没有叫我去，而是让那个英国来的男侍应生开着麦克 的车去送餐，他去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还带回了货款，他把钱交给了老板。麦克当着我和先生的面，清点金额，我们发现比实际货款有多，他解释说是前一次的货款。下午结账的时候，麦克把那一笔货款一起合计了，我们要求减除那一笔钱，我们都注意到了那天老板娘一直板着脸。
到了第四天，由于那天我的咖啡课程要进行实际操作考试，我决定上午去学校参加考试，下午2点钟左右赶回去咖啡店替换先生。那天结账的时候，数额明显多于前几日的平均值。看得出麦克夫妻俩很高兴，而先生在回到家后告诉我，由于我的缺席站岗，他一个人看不过来，就在他上洗手间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悄悄输入虚假的销售收入和放现金进去收银机里面。于是我们商量好了，如果第五天生意收入没有达标的话，我们将选择放弃购买这间咖啡店。
没想到在第五天，咖啡店的客流量明显没有前几天的多。到了下午，生意中介跑过来买了一些糕点、咖啡和饮料，他一直是麦克的朋友。到了下午结账的时候，麦克把生意中介购买的金额一起计算。我们咨询过律师，我们有权提出不包括生意中介的帮衬金额。减去了那个金额之后，五天的总销售收入比试生意的合同里列明的总金额，少了澳币五十元。看到他们夫妻俩充满无奈的表情和期待的眼神，先生说我们回家商量一下再给他们答复。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分析之后，决定放弃这间咖啡店。他们也许隐瞒了很多我们未知的内幕，这是我们是无法接受的。如果勉强买下这个咖啡店，可以想象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掉进一个未知的深渊里去，更别指望可以靠这样的营业收入申请获批澳洲永居身份了。我们第二天打电话给律师表明我们的决定，一周后，对方律师也将我们的押金退回到我们的银行账户。这次试生意的经验，让我们从此更加小心谨慎地甄别其他心仪的生意了。
三，Quattro Cafe阔绰咖啡店
经过了近半年的挑选，我们在2012年11月看中了一间位于通往悉尼西北地区的大道Epping Road艾坪路上的Quattro Cafe阔绰咖啡店，我按照Quattro 的发音翻译成“阔绰”，希望这家咖啡店能够给我们家带来好运；其实它的中文意思是四轮驱动系统。
阔绰咖啡店就在办公楼下第2层，咖啡店周围云集了多个享誉全球的跨国集团公司和澳洲本地著名品牌企业，所以咖啡店的大部分客户群体就是这些商界精英人士，小部分客户是来办事的各个社会阶层人员。咖啡店其实并不大，只有大约28平方米的面积，前面过道有7米宽，后面厨房过道只有5米宽，因为最右边有一个4平方米的冷藏室。咖啡店是用落地推拉玻璃门与大厅相隔开来的。在大厅路过的人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食品陈列和准备过程，因为前面和后面有一个小门开在最左边，只要在大厅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洗碗柜和洗碗洗菜平台。前面服务台与后面厨房中间隔着1.5米高的白色围墙，方便前面收银台和后厨房传送菜单和食品，这种高效快捷的方式，节省了空间和时间，尤其是人力。对我这个身材不高的老板娘来说，操作简便易行。咖啡店最大的好处是办公楼的Goodman好人物业管理公司免费让咖啡店主在整个大厅摆15张白色四方餐台，还可以在大厅门外摆6张餐台，还有一个地下室车位专供咖啡店主拍车。
我和先生初次到这间咖啡店的时候，是以探个究竟的目的而去的。那里的员工都很热情好客，食物味道也不错，价格相比于商场饮食区的价位还算便宜。第一印象很入眼缘，于是先生马上联系了生意中介科恩，他是个希腊后裔，以前开过很长时间咖啡店，那个咖啡店店主也是希腊后裔。没想到科恩跟我的先生同龄，所以他们挺谈得来，于是我们开始第二次去这间咖啡店，实地了解内部的结构和具体操作情况。经过中介的介绍，对这个价格不菲的咖啡店生意买卖合同，我们也进行了精细的成本核算。最后我们决定买下这间对我们充满希望的咖啡店，于是在办妥生意买卖合同的法律条文和支付完订金之后，我们开始了为期五天的试生意流程。
这一次我们试生意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早餐和午餐时间客流量的饱满，让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在意这里面是否存在虚假的成份，我们看重的是如何尽快了解这间咖啡店的实际运作流程、客人们的喜好、可观的经济效益。当时确实是被喧闹的表象蒙住了双眼了，我们哪里知道这趟浑水有多深啊！在那五天里，我站在收银台后面，只管看她们飞快地转动身体接单、收钱、端出咖啡、饮料、酸奶、糕点、水果、蔬菜沙拉、意大利粉、炸鱼薯条、鸡肉、牛肉汉堡包等等。这种热火朝天的喧闹景象从早上7点钟开始，持续到10点钟，然后又从中午12点钟持续到下午2点钟。员工们都鼓足干劲 ，齐心协力地把顾客们的订单处理好，到了下午两点半，她们就开始清理食物、打扫卫生，到三点钟就结束营业时间了。员工们纷纷回家了，剩下我们夫妻俩和咖啡店的经理马修一起核对进出账数字。马修是咖啡店老板之一的儿子，他爸爸和他伯父才是真正的老板，另外他爸爸妈妈还在2公里以外的办公楼里自己一家人开了一家咖啡店。
五天过去后，所有营业收入大大超过了买卖合同里面的规定数额，我们告诉律师可以接手这门生意了，包括愿意继续聘用原有的几位员工，保留她们原有的职位，但是除了马修以外，因为他只是临时代管父辈们的咖啡店经理。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律师经验还是不够丰富，疏忽了保留原有员工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应该把原有员工在原来咖啡店的所有工作时间和劳务补偿，一并列明全部由原店主负责，与我们无关。可是我们的律师却没有在生意买卖合同里注明这一点，而我们也没有足够应付的专业知识去阅读所有的法律条文，我们差点掉进了这个大陷阱里。
2012年12月3日，我和先生第一天在自己的咖啡店上班，我们两个穿着咖啡店的职业服装，从那天开始，我们几乎每天一身黑色上衣上班。即使买衣服的时候，黑色也是首选。我只有在大年初一至初五的春节期间，我才会穿着唐装或者喜庆艳丽的上装。顾客们都心领神会那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大日子，他们除了对我说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中国新年快乐）以外，还会跟我说Gongxifacai（恭喜发财）。虽然在异国他乡中年创业，入乡随俗尤为重要；但是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演绎好自己的中国故事，我一直认为也是我的使命。
第一周到了周五下午3点钟，紧张的第一周终于结束了，可是当我看到剩余的一大堆过期的面包，被员工们放出来说要丢弃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可是用真金白银的澳币买来的，但是订购面包的意大利后裔咖啡师露西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她说她们一直以来都这样处理的。我和先生刚开始还不熟悉面包的各种名称，所以只能跟她说希望她下周订面包的时候，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她耸耸肩地说尽量吧。
等员工们都离开后，我和先生商量好了，为了减少材料浪费，从下周开始尽可能由他来订购所有食材和物品，而我的任务就是尽快熟悉所有食品和饮料的价格，以便能够自己单独接单。那个原有的收银机是最简陋的款式，员工们都是通过自己心算收取顾客们两种食品以上的费用，而且所有前台的员工都可以接单和打开收银机，这是非常明显的漏洞，必须尽快调整。
第二周星期一上午，先生和颜悦色跟咖啡师讲，为了尽快熟悉供应商和所有物品，由他订购所有材料，咖啡师只须在订购单上列明所需数量就行。没想到她在下班的时候，赶在先生订购之前把面包都订好了。然后她告诉我先生说她已经订好了，接着就下班走了。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周，我们已经感觉到不对路了。由于我们暂时不熟悉咖啡店的所有物品名称和价格，还有我们没有相对过硬的打咖啡和做各式各样面包的技巧，我们只能暂时忍耐这种乌龙事件的持续发生。
有一天，先生发现咖啡师收少了一名老顾客的早餐费用，先生等客人离开后，问咖啡师是不是算少了钱，露西说她没有错，满脸不高兴。第二天早上，没想到咖啡机出了故障，露西在预热咖啡机的时候，咖啡机突然冒出了一大堆热气腾腾的蒸汽，当时先生还在推拉着玻璃门，整个咖啡机的台面弥漫着吱吱作响的热气。一大早老顾客们来买咖啡，看到这个情形，有人叹气，有人掉头就走，还有人戏笑着问露西，是不是她搞的恶作剧。当我们在急等着咖啡机修理工前来维修的时候，只见露西左手扠着腰，右手指着我先生，突然大声吆喝道：“你昨天这样怀疑我收少了钱，非常差劲！这间咖啡店，是你懂？还是我更懂？我得告诉你，没有我，你的咖啡店会开不下去！”我当时看着她那一副嚣张的嘴脸，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听得我目瞪口呆！面对如此目中无人的蔑视挑衅，我先生强忍着怒火，选择冷静、低调处理，其他员工都看傻了眼。那一天，我们都暂时放下怨怼，全力投入到工作中。露西还是继续比先生提前订购面包，然后嘻嘻哈哈地和其他同事一起下班离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商量对策，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这样的员工继续在我们的咖啡店工作了。第二天上午，在早餐时间一过，我先生悄悄离开了咖啡店，去了专业劳工律师事务所咨询我们咖啡店的事情。露西发现他不在咖啡店，赶忙问我他去哪里了。我平静地说我先生有事回家一趟。在中午11点左右，当所有面包成品摆满在橱窗最上层的时候，我把每种面包一个个拿出来，解开一个个包装，分开里里外外的层次，把所有材料全部进行拍照，把图片保存起来，以便今后自己学着做。员工们看到我这个举动，开始吓了一跳，然后已经心知肚明了。
中午12点前，先生回到了咖啡店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已经是胸有成竹了。第二天下午下班之前，先生召集了所有员工开会，人手一份书面通知，要求所有员工在一周内把自己的护照原件给我们查阅，上交复印件给我们存档。过了两天，其他员工都交了护照复印件给我们，只有咖啡师和另一个做三文治的员工没有交。先生在我发工资之前，再次给她们每人一份要签名存档的书面通知，提醒她们没有递交复印件的后果。我们都站在店里的摄像头的范围内，在我的见证下，她们签了名之后，拿起自己的那一份通知，没有吭声；然后领完周薪，最后离开了咖啡店。
到了下一个周一清晨七点钟，她们两人在没有电话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同时没有来上班。我们也预料到她们很有可能会来这么一招。广东话说得好，既然已经洗湿了头，只能顶着硬上吧！楼上德国太阳能设备公司的一个女职员照常来买咖啡，当她看不到咖啡师的时候，竟然指着我先生大声叫嚷着：“露西她为什么没有来上班？一定是你解雇了她了！我绝不会来买你的咖啡！”我先生向她解释了是她们没有事先通知我们就没有来上班的，然后冷静地看着她悻悻地离开。那个整天皱着眉头，很少有笑容的中年金发女人，除了每天买杯咖啡，偶尔会买块香蕉面包片。她每一次都要把每一块拿捏一下，想看看是否新鲜。她的这个动作，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几乎都找不到像她这样挑剔的顾客。露西有上班的时候，每次都会主动拿一块当天切的给她。这个女人从此以后迎面遇到我们的时候，总会傲慢地转过头去。我起初还主动跟她打过两次招呼，到了第三次偶遇的时候，我也只是微笑一下而已。在以后的一年里，她经常要找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物业管理处告状。比如：不许我们把退回给面包和蔬菜供应商的塑料托篮放在大楼门口侧边，那可是老咖啡店早在开店之时就一直采用的做法。她连我们沿用老咖啡店摆咖啡台的位置都看不过眼。我们开始的时候好纳闷究竟得罪了谁呢？直到后来有一天，她的一个男同事主动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她干的。由于这个女人时时处处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公司里的同事对她怨声载道。一年后德国总部派了新的总裁走马上任，她就被辞退了。新的一位人事经理是一位严谨细致但又善良正直的德国女人，她后来告诉我，那个女人总跟她说我们咖啡店的种种不好，但是通过她与我们平时的接触，她发现我们跟那个女人讲的完全不一样。自从那个女人被辞退之后，那家德国公司就开始跟我们咖啡店订餐和做月结了，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意往来关系，直到两年后德国公司搬迁到北悉尼为止。
咖啡师和做三文治的员工没有来上班的第一天，真够我们忙乎了，老顾客来到之时，看到这种情形，有人听完我们解释，继续等候先生做咖啡，有人失望至极，扬长而去。幸好我们勉强挺过了这一天，下午收档的时候，收入少了一大截。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