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出生二十五天，我决定离婚。五个月以后，我遇上来中国旅游的鲁道夫。又经过20个月，我们拿到赴澳签证，随即，鲁道夫寄来两张机票——我的，和儿子的。
墨尔本机场
1988年10月22日，从北京出发的飞机徐徐降落。南半球的春季阳光和煦，天空湛蓝，草地碧绿。玻璃墙面的航站楼宽敞明亮，一尘不染。通往海关的过道两旁，商品琳琅满目，广告秀色可餐。小草对眼前的一切都极感新鲜，所有的东西都好看、好玩。他兴奋地东跑西窜，左右张望，碰碰这，摸摸那，没有一秒钟空闲。
我带着整夜的疲劳和扭伤的肩膀，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提着行李袋，只有任儿子四处奔跑。腾不出手来牵儿子，又不能施以拳脚，或大声斥骂，我追前赶后，时哄时吓，走上十来步，就不得不放下行李，把他捉到身边。可一分钟不到，他又跑开了。
如此这般，不知道多少回。最后，我让他推行李箱。这对两岁零两个月的孩子，不仅是个力气活，而且是一个技术活，用去了他全部的脑力和体力。总算我们来到海关出口——整架飞机最后的乘客。
我后来才知道，鲁道夫早早地等在了海关出口处。他在海关外焦急的程度恰与我在海关内狼狈的程度相当。我们在中国只见过一面，现在又隔了20个月，我会是什么样子了呢？鲁道夫做过警察局长，他相信他可以轻易认出我来。
人们相拥相携、陆陆续续都散去了，却不见我们的踪影。好容易远远地，一大一小走出来，他想“来了”。然而却是一位很胖的女子！他惶惑了，心想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吧！一时间他几乎想逃。
正在这时，一个小男孩推着行李箱走出海关，他认出了紧跟其后的我。
几十年里，提及我们落脚澳洲，鲁道夫总是说，“我第一眼看到小草，就知道他聪明！”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门户刚刚开启，内外差别之巨，常常令对方目瞪口呆。两岁多的儿子穿着开裆裤，戴了一顶和衣裤颜色不配的帽子，绕有兴致地推着行李箱——若在别人眼中，不是“土”便是“怪”，但鲁道夫看出儿子的灵气。
阿德莱德的新家
推着行李箱进入澳大利亚国境的儿子，根本不知道他这颗中国的小草，落在了澳大利亚肥沃的土壤里，落进了Hrotek温暖的家族中，也不知道他从此有了一个新家，有了一位真正的父亲。
然而我大陆的家人，一家三代，从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便每时每刻地为我们担着心，不知这跨出国门的一步是福是祸。他们尤其担心小草，生怕鲁道夫不接受他。倒是我自己稀里糊涂，忙着将眼里看到的一切，写成一封封长长的信件寄往中国的家里。
大约还是有妈妈在身边吧，小草对新家并没有强烈的陌生感，反觉比以前的家多出无数“玩具”来——橱柜里各种锅盆，展柜里的酒瓶酒具，用餐的盘碟刀叉，每一件都勾起他触碰和研究的欲望。
不陌生就自然，自然彰显天性。几乎没有过渡期，小草就展示出他好奇好动的天性。在屋里，他爬上爬下，跑来跑去。他抓着圆珠笔在米色沙发上涂鸦；爬上书桌将办公用品仍向地面；他捧起花瓶不小心砸得粉碎——鲁道夫外婆唯一的遗物。在屋外，他搬这搬那，敲东砸西。在前花院里拔了花草喂金鱼，到后院拆掉一堵啤酒瓶垒砌的矮墙。
鲁道夫回来，眼见一片断壁残垣，紧皱眉头，一言不发，只是缓缓地、无奈地摇头。
万里之外，妈妈看到我的信，说她特别能理解鲁道夫无语摇头时的滋味，她完全能想象，小草翻箱倒柜，我却视而不见，即使上天入地，我也能安然入睡。
过了那段“打家劫舍”的时期，鲁道夫对我说，那阵子他每天回来都不知道家里会出什么事情——也可能连房子都没了！
但于此同时，小草叫鲁道夫“Dad”，虽然他根本搞不清鲁道夫是谁。鲁道夫离婚多年，三个孩子均随前妻。这会儿突然窜出一个机灵的小男孩来，皮归皮，淘归淘，到底是有家的气息了，也让他回忆起他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饭桌上，儿子拿餐具当打击乐玩。但吃起饭来，小手却不知道怎样用刀叉，鲁道夫就喂他。儿子吃不完的，鲁道夫会消灭掉。
没多少日子，小嘴巴里能蹦出几个英语单词了。再过一段，父子就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了。
小草喜欢学爸爸。他穿夹克故意不拉上拉链，因为爸爸如此；他穿的裤子屁股上一定要有口袋，因为爸爸的就是这样的。他故意用低频说“你好(Hello)”，而不是他的童音。他喝斥家里的猫“你这个淘气鬼！（You are a naughty boy!)”,俨然就是家长训斥孩子。他还指着自己说“本男子汉（This man)”如何如何。
爸爸要保养汽车，加水，测油，或观察状况，儿子总忙不迭地跟在后面，左钻右拱地凑前看。爸爸故意左拦右挡不让儿子看，儿子越不让看越要看。鲁道夫嘴上说“到旁边去！”但满眼都是欢喜，说他自己的小儿子两三岁的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鲁道夫五岁时随父母从德国移民澳大利亚。那时二战结束不久，德国人颇受歧视。鲁道夫的名字很德国，引得小孩叫他“纳粹”。但鲁道夫永远为德意志民族骄傲。
鲁道夫叫小草Shaza。说英语的人发不了x的音，只能以sh替代。于是我建议给小草起一个英文名，鲁道夫坚决反对，他要保持原创，一如对待他自己的名字。
读了我几个月细致详尽连续报道，我中国的家人终于确认了小草为鲁道夫所爱，为Hrotek全家所爱，总算一块石头落地。
可这最初的几个月里，鲁道夫也有他的担心。这个叫他爸爸的小家伙皮得出奇，正说明他聪明。但小草的无法无天，却是做妈妈的没有立好规矩。他认为，孩子聪明而没有约制，将来很容易出问题。身为警官，他看到过很多这类例子。他还认为如果两岁还不教育，那就太晚了。
德国人视规矩（Discipline)天经地义。他们对孩子的爱和教育就是要他们懂规矩。
第一个下马威，是儿子得单独睡。鲁道夫说，孩子应该是独立的。这对小草和我都极其痛苦。然而，若是儿子夜里有声响，鲁道夫定然推醒我，要我去看看小草怎么了。
之后鲁道夫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从早上按时起床到晚上按点上床，从早餐营养搭配到对可乐饮量的限制，从衣服如何摆放到保持房间的整洁……一应有其标准。
儿子很快地也以遵守规矩为耀。他不仅乐于执行，还鹦鹉学舌地教导妈妈，说上床前脱下的衣服要如此如此地摆放在地毯上；这样如果失起火来，你可以在黑暗里拿上衣服就跑（不至于光着身子……）云云。
鲁道夫是大鼻子。高耸的鼻梁两边是深凹的大眼睛，眼珠碧蓝。假如在严肃的时候，只消看他的眼睛，小孩子是会怕的。而当他生起气来，再睁大眼睛，可就更吓人了。但他看不得儿子淌眼泪。
儿子五六岁的时候，话语中夹了一个粗鲁的字眼；鲁道夫厉声呵斥，儿子难以承受，便哭下来，说爸爸“伤了我的感情！（You hurt my feelings！)”。鲁道夫立时变了口气，连连问道：“怎么啦，怎么啦？”那原先一脸的严肃顿时烟消云散。
鲁道夫一面坚持凡事有规矩，一面看不得小孩子流泪。他那颗敏感的心给予了德国人的刻板一个平衡。
儿子上学，是鲁道夫接送，顺带做早餐。周末的体育训练，不是足球就是棒球，或是柔道，或是游泳，也都是鲁道夫接送。在回家的路上，鲁道夫总会给儿子买点好吃的。运用车里的空间，鲁道夫也会寓教于闲聊。
鲁道夫一直为自己的眼力骄傲。在酒吧里喝得半醉时，父亲居然会吹嘘儿子：我儿子太聪明了，将来可以做澳洲总理……
南京丁家桥
到达澳洲近三年，儿子五岁，上全日制学前班，而我理应重返职场。这让我碰到了移民生活最坚硬的一面——就业。多番尝试，左冲右突，全部失败。恰恰国内的外资投资政策宽松，我决定回中国一搏。这是1993年。
年初是中国的冬天，我不忍让儿子和鲁道夫受苦，便孤身前往，计划天气暖起来再让他们过去。
在我离开之后，他们父子相依为命地睡到了一张床上。父亲扛不住对妻子的思念，会在床上淌眼泪；儿子的心里也好想妈妈，知道思念的滋味难受。每每见到父亲流泪，他便趴在父亲身边，认真说道：“爸爸，我知道你想妈妈。但我爱你！”鲁道夫感动又安慰。
同年4月，鲁道夫和儿子到达南京。独资企业刚刚成立，生产、营销、财务、人事，千头万绪。我原以为往年能对付工程，如今当能应对管理。但事实证明我是多么无知！管理也是一个专业。我既无知识，又无经验，则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他们父子的日常生活，只有交给阿姨。
没有人可以沟通，鲁道夫的全部世界就只有儿子。儿子上当地的小学，但隐瞒了“外国人”的身份，故鲁道夫不能接送儿子。虽然仍旧给儿子做早餐，却只能目送儿子去上学。而在中午和下午放学前，鲁道夫便早早地倚在窗前，等待儿子的身影出现，那期待和慈爱的眼神，没人会相信不是来自一位亲生父亲。
鲁道夫烟不离手。父子一同上街买烟，是他俩每天的固定节目。中国的烟是20支一盒，而澳洲的是30支，所以一天上街一次还不够。我们的住处附近还有夜市，有时候他们也会去逛夜市。可以想象，一个大鼻子的中年男子，同一个中国面孔的小男孩同行，一定引人注目。果然，麻烦来了。
有一天，鲁道夫正牵着儿子在街上走，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拍到了鲁道夫的肩上，鲁道夫回头，一位中国男子向他说什么，他领会了，便伸手向上衣口袋里拿证件。看到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与鲁道夫没有言语，只有动作，儿子仰面冲着鲁道夫问：“爸爸，他要干嘛？ ” 这下中国警察看出来了，并非“洋鬼子拐骗中国儿童案”。
时至年底，我们举家回到阿德莱德过圣诞节。
本来我们还是要全家再回中国的，可儿子不想上中国的学校。小草在澳洲已经上过学，那是玩乐，是享受。六岁的儿子基本不懂中文，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学校氛围。一次他很不愿意去上课，我只得亲自送他去。走进校门后，他几度回头看我，但转回去就用袖口擦眼泪。我硬着心肠让他上学，因为我相信这个年龄是学中文的最好时期。
但儿子不愿再去中国的解释却是：“中国的教室太冷。”他坐在小板凳上，悬起两只小脚来示范说，教室里冷得他得这样上课。我一下子心软了，不再坚持。于是，鲁道夫和儿子留在了阿德莱德。
1994年和1995年，我不得不在南京和阿德莱德两边跑。这样的局面当然不可持续。1995年底，我只得放弃工厂，回到了阿德莱德的家。
身世震撼
鲁道夫虽是极爱这个非他所生的儿子，也知道儿子爱他如生身父亲，但早在我们抵澳不久，鲁道夫就有他的担心：他不知道将来儿子长大，得知自己的身世时，他们父子关系会怎样？鲁道夫说，把他自己放在小草的位置上，也会难过的。我的回答很简单：儿子是有良心的；我相信我的儿子。
但这个问题何时可以揭晓，又当如何处理呢？
儿子10岁时，我向有关儿童组织咨询。答复是：越早越好。孩子小，接受这样的事实如同认识太阳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不是亲生成为自然。他们建议，等下次孩子问起时，便如实告之。
这一天来了。儿子问我，什么是“bastard”。 我解释，就是没有结婚而生的孩子。他接着问，那他是在我同鲁道夫结婚前，还是结婚后生的呢？这下，我不得不顺势解释，说他的生父不是鲁道夫, 而是Travor， 妈妈的一个“朋友”。
儿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结果震晕了。他沮丧得哭了，将自己关进了卧室。好几个小时后，儿子走出卧室，来到鲁道夫面前，郑重地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爸爸，今天妈妈告诉我，我的生身父亲是Travor。但我爱你。你永远是我真正的父亲。
爱你的小草。”
鲁道夫如释重负；但责备我，应当当着他的面告诉小草。
城郊之间
流年似水。转眼我们到达澳洲已是第八个年头。儿子快乐成长，我却裹足不前。现实留给我唯一的道路是重返校园，以高等教育做起飞的跑道，并相信鲁道夫也如此认为。
1996年，我开始读管理。读书固然辛苦，但最苦是语言。我理所当然地求助于鲁道夫，但他却漠然置之，甚至动辄发火。我对此完全不能理解，夫妻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儿子和鲁道夫的父子感情仍然深厚，但我们的夫妻关系却产生了裂痕。
我想到了分居。试探地，我半开玩笑地问儿子，如果妈妈和爸爸分开，你怎么办呢？儿子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会跟你住两周，然后跟爸爸住两周。”同学中父母分居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分居并不稀奇。然而我却因了儿子的这句话，搁置了分居的念头。
三年读书期间，我同鲁道夫的关系继续破裂。一场原本要誓死捍卫的婚姻，如同在下坡路上无摯动的车辆，眼睁睁地往下滑。我可以放弃工厂，但我不能放弃学业；鲁道夫可以陪我去中国，却不愿意帮我读书。毕业典礼上，鲁道夫与我冰火两重天，成为我们关系的最后一击。
又过了五年，儿子大学二年级，我同鲁道夫法律上的分居成立。尽管我们都痛苦，鲁道夫尤甚，然而鲁道夫对儿子挚爱依旧。他相信，“如果苑离开我，小草不会。”
我们在财产分割上没有半点争议，但因儿子不愿离开我们的住地，鲁道夫选择了另一住处，让儿子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
鲁道夫的住处离我们不远，儿子不时去看望父亲，带上啤酒，或者薯条薯片什么的。如果我也在场，看去似乎还是一家人。鲁道夫总是手里夹着烟，边聊边吃边喝，不时咳两声。抽烟自然会咳嗽，大家都习以为常。
又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搬到了靠近他父母的住处。在那里，有他的掌上明珠，女儿丽萨（Lisa），还有儿子本（Ben）, 及他的前妻葛艾尔（Gayle）。
不在同一屋檐下，鲁道夫和我的关系开始好转，而大家庭里关系依然如故。我仍旧是鲁道夫父母的儿媳，小草依然是两位老人的孙子，依然是鲁道夫的儿子，也依然是哥哥姐姐们的小弟弟。
一年到头，生日聚会不断，加之圣诞节，复活节，母亲节……所有的家庭聚会都在一起。一次我们去鲁道夫生日派对，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儿子说，“爸爸跟你的话好像比跟我的多嘛”， 儿子不假思索地说“当然了！我是他儿子嗳。你什么人哪……”
鲁道夫对小草的爱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他身边的人。葛艾尔曾说，鲁道夫一生中最尽责任的就是抚养小草，她是在赞扬他。大概年纪轻吧，鲁道夫并未尽心尽力——像对待小草那样——照顾他自己的三个孩子。
丽萨和父亲最亲，她看得出爸爸对小草格外疼爱。她难以想像爸爸会带小草去皇家复活节展
（Royal Show），因为她小时候怎么也说不动爸爸带他们去。说爸爸照顾小草远比对他们照顾得好，人们总问丽萨，她是否嫉妒？丽萨说一点都不。相反，她为自己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让女儿引以为傲的父亲，带出了让父亲引为骄傲的儿子——小草。小学里儿子智商153, 中学考入类似国内的“天才班”（SHIP program），高考轻松考上理想专业，又拿着荣誉学位毕业，一脚跨进全球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AECOM。小伙子长得帅，在洋人眼里更帅，葛艾尔说看上去像电影明星…… 鲁道夫实在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
弗林德斯医院
祸从天降。2010年底，鲁道夫被诊断为晚期肺癌。
病房里一片白色，白得生寒。四周是静静的，静得听得到死亡的声音。护士们匆匆地、轻轻地进出病房，过道里间或有担架床车轮的声响，不知是从急救室来，还是到手术室去。空气中的消毒液气味无处不在，提示人们这里是生死交战之地。
鲁道夫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左胸上侧一块小小的纱布，覆盖着刚刚做过穿刺的伤口。他想起22年前第一次见到小草的样子，想到儿子趴在他胸口“睡觉”时故作鼾声，想着他坐在他大腿上“驾车”……鲁道夫常常眺望窗外，不由自主地望向市中心犹如浮在空中的建筑群。
病友们彼此关切，互道家常。提到孩子，鲁道夫总要说“我儿子就在那栋最高的楼里工作”。那是Westpac 大楼，是阿德莱德为数不多的高楼中最高的一栋。而整个阿德莱德基本是一片平房。
医生告知，如果不做治疗，鲁道夫的生命仅只六周。鲁道夫拒绝治疗。
回到家里几天后，因为癌细胞已扩散到大脑和肋骨，为免痛苦，医生建议做放疗。本来丽萨要接送父亲去医院的，每个单程100公里。但小草将任务接过来，让父亲住在他的家里——那曾经是鲁道夫和我的家。
每天，儿子接送父亲去医院。儿子开跑车，我怕鲁道夫有不适，亦开车前往。回来的路上，瞒着我，父子俩溜进酒吧，喝上一两瓶啤酒。要是我问起怎么会这么晚到家，父子相对神秘一笑，得意他们的所为和默契。
在家里，儿子将
爸爸的饮食起居全部管起来，尤其是必须按时吃的各种药物。在空闲的时光里，儿子搬出沙发让父亲坐在后花园的阳光里享受自然，他自己则端一张椅子，挨在父亲沙发旁捣鼓他的计算机……
在鲁道夫得知自己最后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时，他要同所有的亲人亲口告别。我们即刻驱车前往。
鲁道夫对儿子说：“……我做得不够……”
儿子泪水涟涟，回道：“…….你给了我父亲……”
两天以后，2011年2月6日，鲁道夫离开了尘世。也许在最后那一刻，他又看到了两岁的儿子，正推着行李箱蹒跚向他走来。
草于March, 2013，Sep 20th, 2014 完成，阿德莱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