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曾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来概括世界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人即套用这个公式来分析中国文学，但实在难以说明历史上五花八门的文学主张，这声音就逐渐消歇了；后来又改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此论也是由苏联传来，因适应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曾经风行一时，有些学校在集体编教材时，还以此为线索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曾经轰动一时，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进行过争论，后来却不了了之。
以我看来，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倒是有两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个体意识的表现，一是群体意识之强调；前者崇尚独立思考，重于抒发性情，后者提倡从属观念，重在颂圣载道。
群体思想在我国一向得到尊崇，它总是与“合群”、“爱国”相联系，而个体意识则常常受到卑视，它每与“唯我”、“自私”相等同，还要被斥为“扬才露己”。其实此种观念大谬不然。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写的《随感录三十八》里，就专门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竟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的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的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个国拿来做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
鲁迅在这里是泛指国民的文化思想，不是专指作家的创作精神，但与创作精神也直接相关。因为在艺术创作上，更需具有独立思想、个体意识，更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个体意识较强的作品，与后来之个性主义相通。个性主义是西学东渐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思潮，在五四时期发扬光大，创造了一代新文艺，但个体意识的显现和张扬，则是自古有之，绵绵不断。正是它，推动着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
真正的爱国主义，当然是值得颂扬的。但是，文学有自己的要求，并不是表达爱国思想的诗文，就一定是好作品。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是有名的爱国诗篇，但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并没有选它。他所持的是文学的要求。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批评，钱锺书说，他认为这两首诗并非上品，所以选了文天祥其它的诗，没有选这两篇，而且以后修订本再版，也会坚持不选的。（《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记忆的铜镜（施亮）》）
体现群体意识的颂圣载道之文，在我国是古已有之。《诗经》中的“颂”，就是颂诗的祖宗，但这类诗没有多少文学因素，只能作祭祀侑酒之用，真正能打动读者的，还是风、雅中抒发个人感情之作，如王风中的《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如豳风中的《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里所写，都非私事，但是一唱三叹，都表现了个人的感情，至为动人！
屈原的《离骚》则更是他本人受到排挤打击之后所发的牢骚，虽然充满爱国情怀，但通篇都是个人感情的发泄。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正因为有这么大的不平和怨气，才能写出千古绝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而司马迁本人的《史记》，也是在受到惩罚之后的悲愤之作。不但此也，在他看来，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出于困厄之中的性情之作：“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他这里说的，不全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则更需要个人的情感！
司马迁的写作《史记》，不但具有这种悲愤感情，而且很强调自己的独到见解。这种独到的见解，不是随心所欲而得，而是经过长期积累，有宽广的识见而形成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
《史记》是一部史书，是我国纪传体历史著述的开创之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叙事、写人、对话、抒情上，都有杰出的成就。所以后代文人一直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看待，素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说。还有一个司马，则是辞赋大家司马相如。
在当时，司马相如不但社会地位要高于司马迁，而且名气也响得多。因为司马迁是受压迫的刑余之臣，而司马相如的大赋深得皇上的赏识，本人也很受重视。据说汉武帝起初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甚为欣赏，以为是古人之作，很感叹不能与作者同时，恰好狗监杨得意是四川人，告知皇上，这是他的老乡司马相如所作，武帝闻知立即召之进京，相如又为之作《上林赋》，深得武帝欢心。这类大赋，虽说也要“体物写志”，含有讽喻之意，但为了迎合皇上好大喜功的心态，却专事“铺采摛文”，多写后宫的豪华，夸游猎的盛况，极铺张之能事，后人已很难体会到其中之“志”了。刘勰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如果离开了情，而只追逐文辞的华丽，那就是弃本逐末，“遂使繁花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文心雕龙•诠赋》）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今天无论治史者或习文者，都还要读它，而司马相如的大赋，则除了研究汉代文学史的学者以外，很少有人再去阅读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蒋天枢先生教我们年级的先秦两汉文学史，连佶屈聱牙的《尚书》也选了几篇要我们读，说这是历史，即使难懂也要读，而汉代大赋则只讲其发展概况而不选读文本。蒋先生对汉赋深有研究，写有论汉赋之双轨发展的长文，分析甚详，他之不选教汉赋篇目，则反映了他对汉赋阅读价值的看法。当然，现在人们对司马相如的大名还是熟悉的，但他们之所以还记得这位大作家，大概是缘于他的恋爱故事：相如琴挑，卓文君私奔，夫妻俩一个当垆卖酒，一个穿着犊鼻裈洗酒瓮，因此打动了人们的浪漫情怀，而并非受到他作品的感动。倒是东汉一些抒情小赋，如王粲的《登楼赋》，还有阅读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个人感情的抒发。可见诗文中个体意识的重要！清人张问陶有诗云：“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文八首》之七），并非极端之语，倒是道出了此中的奥秘。
曹操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实权人物，做事讲究实际利益，但写起诗来，却并不故作矜持，不讲空话大话，而是敢于如实地描写所见所闻，敢于坦率地表达自己感情，所以他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他在《蒿里行》中写当时的情况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短歌行》中抒发自己情怀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都是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才是真诗。在曹操的带动下，他手下的一批文人，也写得很真诚坦率。如王粲的《七哀诗》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云：“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这些诗远离儒家诗教，却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则将它们看作时代精神的反映，赞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陶渊明是后代所称道的诗人。不过各人所见不同。一般人所看到的，是一个隐逸诗人，山林诗人，赞赏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但这些人住在城市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至少也是衣食无忧，没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止”的经历，没有陶渊明的坦然心态，在心灵上根本无法与之相通。正如鲁迅所说：“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另一些人，所看重的则是陶渊明身上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强烈的自我感情的表达。这种独立的人格，才是陶诗的精神所在。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有“舟中读陶潜诗三首”：“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在他看来，陶诗应在杜诗之上。鲁迅也看到了陶潜的另一面，提出来应该特别注意：“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六）》龚自珍和鲁迅，都看到了陶潜诗文中独立不羁的品格和纯真的感情。
韩愈是提倡“文以明道”的作家，但他明道之文，如《古文观止》里收录的《原道》、《师说》，只是以大道理教训人，并没有文学性；而能够打动人的，还是抒发自己感情的作品，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苏轼是读者喜欢的作家，但人们喜欢的不是他拥戴韩愈那种一本正经的面孔，而在于他因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而长期处于被贬的困境中，却能自我解脱、神游物外的精神。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体制中，正直的文人经常遭受打压，很需要这种超脱精神，才能生存下去。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作家被接受、被喜爱的主要原因。何况，他的诗词，无论是豪情万丈的“大江东去，浪淊尽千古风流人物”、“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或是深情缱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都能深深地打动人心。
回顾中国文学史，大凡在思想统制最严的时代，都难以出好作品，而在思想较为解放的年代，个性自由了，好作品也就出来了。比如，明代初期，朱元璋、朱棣两代都是思想统制极严的，文人动辄得咎，被杀掉很多，他们哪里敢于自由创作！那时出现了一种台阁体，专门歌功颂德，但没有什么好作品，到得明代中晚期，思想统制宽松了，哲学上阳明心学盛行，文学艺术上李贽的“童心说”、袁中郎的“性灵说”、汤显祖的“主情说”相继出现，于是就引发了活跃的局面，也陆续涌现出好作品。
文学作品不能总是载什么孔孟所说的大道理，而没有自己的认知和感情。无我无情之作，一定不能感动读者。鲁迅的杂文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就是因为有我，讲的是自己的话，抒发的是自己的感情。
首先，他能见别人所未见，言别人所不能言。比如，1933年4月10日，曹聚仁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杀错了人》，其中说道：“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革命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这种谴责，表达了革命者的义愤，很是痛快！但鲁迅看了，却并不赞成，随即写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这个“异议”，比曹聚仁所说，要深刻得多，不但揭露了袁世凯的本相，而且也指出了革命党人认识上的误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判断。又如：孔子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经后世儒家的大力鼓吹，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鲁迅却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文中说：“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这是用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方法，道出了问题的真相。
其次，鲁迅的杂文不但讲出了独到之见，而且在行文中还总是把“我”摆进去，直接与读者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比如，他提倡国人应开放思想，要勇于吸收外来事物，却从自己在衣箱里找出几面过去买的古铜镜说起，从铜镜背面所刻的葡萄、海马图案，抒发了一段感想：“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大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民众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就失了活气。（《看镜有感》）又如，他谈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却从袁世凯称帝那一年，蔡松坡云南起义，中国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时，自己的遭遇谈起。那时，他自己怀中还有三四十元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后来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开始是六折儿，他赶紧去买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他更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他的性命的斤两。“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并从这一点生发开去，去观照中国历史，他看到：“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于是，他将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最后他发出这样的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正因为鲁迅写作时，将自己摆进去了，从自己的感受说起，所以他的心是与读者相通的，他的作品才能打动读者。
这也就可见个体意识和感情，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将词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前者所举有“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等句，后者所举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句。其实，后者何尝“无我”，采菊、悠然的主体还是“我”，只不过隐显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