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烟里·扬州阿珍》

灶火微红，
一壶水，
人声滚过半条弄堂。

八仙桌边，
世事被水汽
一层层蒸软。

我站在光影交界处，
阿珍的命运，
在壶底轻响。

童年已凉，
只剩一口热水，
续着日常。

第六章

乌蓬船顺着水道划过两岸能见的低屋、空地、渔棚和菜圃。

河面渐渐变宽，来往船只密了起来。低雾压着船头，水色发暗，橹声一下一下敲着水。

先是木码头，接着是石岸。

岸边堆着写着外埠字样的麻包、木箱，清早的人影不多，赤脚的苦力在雾里来回走动。

远处的烟囱立在灰白的天色里，轮汽船的黑影不时从水面掠过，水里浮着油渍，空气里混着煤烟味。

阵阵长短不一的汽笛声压过橹声，乌蓬船驶进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途中，我娘说，她被糊里糊涂地喂过几口糯糯的稀粥。再睁开眼时，仍是那个抱她进船舱的毡帽男人，他咧着嘴数着银洋钱。随后，是几声鞋跟拖沓、渐行渐远的回音。

我娘就这样，被抱进了迎勋路上开针织行兼洋行的冯公馆客厅。

有人将她抱起来。她说自己没有哭，只伸手去摸了一下这人的衣服，一件很滑的锦缎祺袍。那人很高兴，让她管她叫姆妈。

她在那里吃饭、睡觉、玩耍，一直都很开心。

她模糊记忆里的老家——湖州南浔，也一点一点在脑海里淡了下去。

我娘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做了冯家的大小姐。

到了读书的年纪，家里又来了一个妹妹。我娘贪玩，读书不如这个妹妹好，父母便渐渐偏疼起小的来。

在她十一二岁那年，冯家姆妈的表亲王家，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发凉的事。

王太太的先生在法商水电行当工程师，家境殷实，两个儿子模样清秀，却都不甚强健。

大儿子十二岁生日那天，感冒发烧，去南洋教会医院打针吃药，回家后似乎好转，父母便回屋歇下。不到两个时辰，风雨忽起，窗棂拍响，等他们赶到床前，孩子已昏迷，没能挨到天亮。

两年后，小儿子在相同的季节、相似的病症中，也在十二岁生日那天去了。

王太太病倒在床，说起两个孩子去世前夜，她都守在床前，忽然听见风声大作，白影一闪，像猫一般大小，从眼前掠过。等她回神，孩子已断了气。

这话在亲戚间悄悄传开，听的人无不背脊发凉。

我娘说，她听冯家外婆在背后低声讲过一句：求福求寿都可以，千万别求子。

我娘心里一直清楚，自己并非冯家亲生。

但在冯家的日子无忧无虑，最大的烦恼，也不过是读书不用功。

后来王太太病重，冯家让她常去陪伴。时间一久，王太太夫妇执意认她作女儿。到她十四岁时，她说，自己对王家的依恋，已不亚于养育她多年的冯家。

冯家外婆终究是宽厚的，也不再反对她搬进龙门路王家府上。

春日中午，老城乡爷爷家的石库门厢房里，八仙桌旁，话匣子里正放着苏州评弹《宝玉夜探》。

前厢房里，两位孃孃唱着越剧《盘夫》，唱腔一高一低，压过了评弹声。

爷爷烫了一壶黄酒，就着花生米、马兰头豆腐干，听得入神，也跟着哼了一句“十里红妆到鄢门”。

唱完自己也觉不妥，转头对我说：“你姆妈，也是十里红妆嫁过来的。”

这句话，后来在我娘那里得到了印证。

她说，当年的嫁妆，前头到了旧仓街，后头还在民国路上，十里没有，三里总是有的。婚礼办在自家春酒楼门口，爷爷穿着绸缎长衫，发彩礼给来贺喜的乞丐，铜钱一发就是几个时辰。

她讲这些时，两眼放光。

可在我记忆里，日子一直过得紧。苹果要分着吃，棒冰、雪糕、鸡蛋糕也都是如此。

所以听她说起这些，我们多半像听戏，半信半疑。

我问她，王家并非大户，哪里来的这么多嫁妆。

她笑着说，两家都要面子，都说是嫁女儿，她倒像是占了双份的光。

人老了，总会想起故乡。

六十年后，我们姐妹陪她回过一次南浔。她站在青石板路和石拱桥前，看了很久，最后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回去吧。”

有些故事，终究传不下来。

我娘这一生，没有回到自己的血缘宗族。

但生身之恩重，养育之恩更重。说到底，她是走运的，身世漂泊，却几度被善意接住。

我原本想直接写到一九六六年。

那一年我九岁，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长大。

但是发现，如果不把弄堂里这些人和事写清楚，后面的故事便无从承接。

于是，我只能先把这些琐碎的往事写完。

 前面说过，豆腐店在我家过去几个门面。豆腐店再过去，是老虎灶，老虎灶隔壁，是算命馆。

在我们弄堂里，这几处地方，算得上是最热闹的所在。

老虎灶是烧开水的。一分钱一壶，不限时。那年月，家家户户的煤球炉烧水太慢，每天总要往老虎灶跑上几趟。清早、晌午、傍晚，人来人往，壶盖叮当作响。

老虎灶里摆着十来张八仙桌，水汽终年不散。春天一到，茶室更是兴旺。前后左右十六方的闲散邻人，日日在此喝茶谈天。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个个都愽古通今，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从国家大事说到芝麻绿豆，从江湖掌故说到邻里长短。平头百姓，说起话来却义气当先，茶馆里最讲一个“热闹”。

我娘说，老虎灶的茶室，女人是不能坐进去的，背后要让人讲成是“白相人嫂嫂”。可我每回去泡开水，总能看见算命馆的老板娘阿珍，喜笑颜开地坐在那一堆男人中间，抬胳膊伸腿，说说笑笑，毫不避讳。

算命馆的王先生，是我爷爷辈的人。阿珍却比我娘还年轻。她生得好看，脸若银盘，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也有人私下说，她面相太艳，俗气压不住。

阿珍是扬州人。她常说，自己身上有皇妃血统。祖上是当年隋炀帝沿大运河带去扬州的妃子。老虎灶里人人听她讲过。并说是王先生替她排前世今生排出来的。但是阿珍还添油加醋说她常做同一个梦：梦里一个古代女子，泯着嘴笑着朝她招手。

所以阿珍在茶馆里也一直嘻嘻哈哈。她说话嗓门大，音域又宽，具备中音歌唱家的底子，只是没机会受训练，一开口声音粗粝如砂纸。她又爱吃零嘴，自己炒黄豆、蚕豆，牙口极好，说话吃东西几乎不歇气。

算命的王先生，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很吝啬。他不喜欢阿珍抛头露面，担心这些粗俗男人占她便宜，他心里堵得慌。

于是，弄堂里常听见他在隔壁客堂间里，用盲人杖猛戳地板，再夹着几句宁波话，咣咣作响，又刮又辣。

阿珍也是一刮两响的脾气。年纪轻，力气大。两个人说翻就翻，扭作一团。王先生扯她头发，阿珍更凶，专踢他下身。旁人当面不说什么，转过身去，倒是抿着嘴偷笑。也有人嚼舌，说阿珍身上半点看不出皇妃血脉，十八代祖奶奶，怕是宫里烧火的丫头。

我问我娘：“阿珍这么年轻，看上去倒像王先生的女儿。”

我娘先说：“小孩子，别问这些。”后来又忍不住讲给我听，说阿珍原是乡下来的小大姐。上海人讲的小大姐，就是现在说的小保姆。王先生老婆死后，阿珍有了他的孩子。她原本想去告他，王先生精得很，先把祖传的金项链、金戒指给了她，又暗里托人半劝半吓，说若真去告，轻则遣回扬州乡下，重的，便是送去苏北大丰劳改农场。

阿珍这才把伸出来的半截舌头缩了回去，嘴上却不服软，说是看在肚里孩子的份上，生米煮成熟饭，嫁给他算了，否则告不死这只老甲鱼，她阿珍倒过来叫。

于是洞房花烛，吹吹打打，嫁进了算命馆。王先生在隔壁老虎灶摆了几桌酒，豆腐店老板娘几个都去喝了喜酒。后来阿珍儿子都老大了，弄堂里还在传，当年她是“六只眼睛拜的堂”。

我起初对阿珍是有看法的，后来也就放下了。每回去老虎灶泡开水，看她泼脚泼手的样子，心里虽别扭，却也觉得她自有她的委屈。小说里常说，好汉无好妻，丑汉娶仙女。保定丑八怪哈八狗娶了二姑娘，阿珍嫁王先生，也差不多这个意思。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总归要胸闷的。潘金莲嫁给武大郎，尚且郁闷呢，何况王先生虽比大郎高些，却终归比他年长得多。

《安义坊》长篇连载 六 谢谢各位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