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庙野史一则》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城隍老爷是被这些，
人间的鸡毛蒜皮
硬拽上去的。
这座城太会生事——
早上卖生煎的来找他，
“爷，今天行情不稳，
求你别让面粉涨价。”
中午茶馆的说书人来敲木鱼，
“爷，给我点新桥段，
最近的听客嫌我戏码老。”

晚上四马路的女子来点香，
“爷，我不求转世，
只求今生不要再遇到这个男人。”
城隍老爷听得头皮发麻，
却还要端坐如钟，
装出一副天理昭昭的样子。
于是他偷偷的下了凡。
穿一件长衫，
混在豫园灯市里，
听上海人吃小笼，喝老酒，
骂天骂地骂命运。
他听明白了。
他当晚回庙，
改了三页生死簿，
添了一行注：
“从今往后来此上任的判官，
请不必对这座城管的太严。”
要对这座城宽松些。”
所以现在你去城隍庙，
看到香火那么旺，
不是因为人信了神，
而是因为以前的神懂了人！

第七章

我们弄堂的大门开在黄陂路上。

那时候，这一段算是冷清的。前面讲过，对面是一整片的工厂围墙，由于烟囱常年落黑灰，那墙根下就总是积着厚厚一层尘土。因此，沿工厂的墙和人行道，虽安静，却由于不干净的缘故，很少有人走在那边。

黄陂路这条马路，相对别的路而言，算是笔直的了。小时候看人民广场放烟花，只要站在路中间，踩一张骨牌方凳，

就能望见。

幼年时，我对上海的认识，只到这里为止。

过了复兴路，再过淮海路，人民广场就算远的了；

南京路，是极少数时候，去中百公司，

才会被提起的地方。

我外婆会说一句老上海的讲法：叫做

“大英法兰西，大家勿来起。”

出了法租界，进了公共租界，再往后，

就是英租界了。如果说到一趟虹口横浜桥，外婆会夸张地嚷：“哦哟，跑到日本人的地盘去了，到处挂着膏药旗，

当中一只太阳，晒也晒死了。”

我母亲在一旁笑说：“姆妈，侬从前是讲，到一趟虹口，像是去过一趟苏州官前街了，现在怎么又换了，膏药旗又像太阳，又晒人，真笑死了。”

我家刚搬来这里时，外婆并不喜欢。

她每次进门，总要叹一句：

“黄包车在辣菲德路开开蛮好，一拐进贝勒路，哦哟，像郊区了，冷冷清清。

这个西北风溲溲刮过来时，好像比得霞飞路结棍。”

外婆一直认定，她自己是住在霞飞路上的。其实严格说，

我们外婆家的弄堂大门，是开在在霞飞路背面，嵩山路上的。

上海人居住的这些路名，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而是位置。

哪一条路体面，哪一条路偏僻；

哪一条路属于哪一类的群体，都很有讲究。

遥远与邻近，其实已不在地理位置上，而在阶层里。也在上海人随口对上海城市人口中的工、农、商、政，一种边界感的判断。

贝勒路即黄陂路，霞飞路是淮海路，辣菲德路就是今天的复兴路，极司菲尔路即万航渡路，民国路就是现在的人民路。

 我的祖母家，是在老城厢九亩地的旧仓街。

她在给我梳头的时候，经常也会说起租界的事。比如她一边用刨花水抹平我的头发，一边说：“小娘鱼头发梳得光光的，标致得像淮海路小姐。”有时她又换一句：“像日历牌上的女人一样。”

在她心里，淮海路的小姐，与日历牌上的美人，是同一种存在。

上小学以前，我很长时间是跟着祖父母住在老城厢的。

那里的房子一幢挨着一幢，粉墙、木柱，高低不齐。院子里有天井，廊檐下是一排红漆落地窗，十扇、八扇，排列得很整齐。朱梁底下垫着圆石，窗棂和裙边都是旧木雕。青砖、石板、黛瓦，各不相同，却都显得安静。

从屋门出去，绕过几步碎石子路，再拐一个弯，便到了后院的走廊。那里很少有人来，长长的，阴着。走到尽头，是一扇几乎从不关的门。穿过去，一段刷着白石灰的旧城墙。再往前，才是曲曲弯弯的小巷、篱落、菜园，还有细细的河浜。

春天的时候，田埂上一块一块地开着油菜花和蚕豆花。我总要念一句：“萝卜开花白如银，蚕豆开花黑良心。”念完，就一跳一蹦，往热闹的街上去。

那条街上什么都有：酒馆、杂货铺、茶楼、书场、戏园，大境庙、青莲阁。人声混在一起，从早到晚。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水浒传》，看到潘金莲推开窗，细碎的光漏进来，竹竿误打了西门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是在我们老城厢拍的。

隔上一两天的清晨，祖母就会带我去梳头阿婆那里。她用桂花油和樟木刨花水，把我两根辫子盘得很紧，很亮。午后，我便跟着爷爷进城，去湖心亭茶楼喝茶，听评弹。

那时候我还小，去湖心亭，是被带去的。到了雅庐书场，才是自己要去的。

祖母为什么要我每天一个下午跟着爷爷，我那时并不明白。现在想来，也许她只是怕他在茶楼里走神。只是茶楼里，除了女先生，并没有什么可走神的地方。

而我，只管在花开成片的地方，一跳一奔。在湖心亭听书，我并不明白台上在讲什么。

我只是知道，那里有零食。

说书先生在台上说个不停，紫檀惊堂木一拍，台下便有人应声。摇头的，叫好的，声音混在茶香和西瓜子味里。跑堂一手抹布，一手提着水壶，在桌子间来回穿行，脚步很轻，却从不迟疑。

“龙井一杯。”

“毛峰一壶。”

“二两西瓜子，苏州豆腐干一份。”

过一会儿，小碟子便陆续摆上来。甘蔗、荸荠、金桔、姜糖，都从篮子里一样一样取出来，放到桌上。没有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停顿。

而我靠在大人身边坐了一会儿，就已经开始了不耐烦。

且不止我一个孩子是这样。

我们彼此看一眼，抓一把瓜子，又顺走几块糖，悄悄下楼。

楼下是九曲桥。

那时的桥是用一块一块木板拼成的。我低着头，能从缝隙里看见水，也能看见红色的鲤鱼慢慢游过。缝隙并不大，脚不会掉下去，可每次跑起来，我都觉得自己要掉下去。

我们就在桥上来回奔跑。

停下来，往下看看，再继续跑。

夏天的午后，店铺都会歇夏。老庙那一带静得很。

杨柳垂在湖面上，阴影浓得像泼出来的。蝉在叫，蛙也在叫。风一吹，水面就起细小的皱。

桥上只剩下我们这些从书场里逃出来的小孩。那时桥下的石阶还没有栏杆。

我们脱了鞋，顺着台阶走下去，还把脚伸进荷花池里。池水凉得脚一缩。然后再伸进去。再缩，再伸。玩到最后，就索性坐在石阶上，两只脚一起在水里乱扑，笑得停不下来。

有时，湖面上会有小船划过。是来清理残荷的。那人要是心情好，就会往我们这边扔几个莲蓬。我们便跳起来去接，一边喊：“再给一个！”“再给一个！”

莲蓬里的莲心，比茶楼里的瓜子和糖都好吃。

黄梅天一到，雨就像被谁拧开的水笼头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在这种天气里，我是最怕被困在湖心亭的茶楼里。

呆呆的望着朱红色的窗栏油漆，被水汽泡得发亮。然后湖面起雾，桥像浮在水上一样。

我一步路都动弹不得，只能坐在原位，听书。

小孩子听武戏总归比文戏听了开心，景阳岗打虎，王母娘娘蟠桃会、徐笃昭求雨等都生龙活虎、唯妙唯俏，

恰恰那段时间，台上在说大书，及唱长段开篇。这种文戏，我除了嘴里不断的吃，头就像䗘头虫一样了。

记得那次的一出戏叫《送花楼会》。那个削削瘦的说书先生一件青布长衫，细细的眼睛，鼻子笔笔直，弹一个小小的三弦乐器，祖父告诉过我，评弹里面弹三弦的是上手。

那个女先生一身小碎花高领祺袍，优雅妩媚，弹大月琴的，一定是下手，长的很漂亮，嗓音清脆悦耳。

说书先生开口讲那位小姐。她怎么梳头，怎么插花，穿什么颜色的衣裳，心里又在想什么。

然后她要下楼了。可是她又没有。

她在楼上站了一会儿。又走回去。

又站了一会儿。又停下来。

她的闺房摆着什么，楼梯是什么木头，

扶手雕着什么花纹，地板是朱漆的还是深色的。

就这样，这个说书先生一样一样地讲来，一点不怕麻烦。那台下的听众，坐在那里，脚悬着，晃来晃去。更加不怕麻烦。

一天过去了。那小姐没有下楼。

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那小姐仍不下楼

我急都急死了。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抓糖吃，抓瓜子吃。我问爷爷：“她什么时候下来？”

我觉得她应该已经下来了。她为什么还不下来？我坐得浑身难受。

爷爷说：“快了，快了。”

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对爷爷说：

“明天我不来了。”

爷爷笑了笑，说：

“后面就精彩了。文必正要考上状元，

霍定金会被人害，绣楼要烧掉，她会女扮男装逃出去。”

我愣了一下问：“那她什么时候下来？”而且，这个故事不是和《女驸马》差不多吗？

“结局不一样的。”爷爷又回答。

《安义坊》长篇连载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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