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 · 梦回烟摊”

春到檐阴风更软，旧椅烟滩，花替人相伴。果气微温魂未散，九转梦回青灰畔。   兄长归来答谢情，一束香花，谢尽邻门暖。若问魂来何处看——人间灯火托亡灵。

四十五章 

“你嘴巴再凶试试看！”

四毛和明明年轻气盛，竟抬高嗓门顶了几句。空气忽然一紧。

三爷叔赶紧把两人拉开，弄堂里的女人也围上来，将他们推到门外。

屋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那……可以给我们中厅吗？”

“知道中厅是给什么人用的吗？”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他是自绝于人民的坏分子！要不是你们通了关系，早就直接处理了。你们横什么横？挑衅吗？”

屋里一片沉默。

“活人有级别，死人也要分级别啊。”

这句是小狗爷叔咕哝出来的。

他平时仗着自己是工人，说话一向大咧咧。

话一出口，想咬舌头也来不及了。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人？”那人一把揪住小狗爷叔胸口。

旁边人赶紧上来打圆场，一边赔笑作揖，一边把他往外拖。

被推出门时，小狗爷叔的一只坏脚不但还抵着门槛，还回头冲着那人一双瞪死人的眼珠子，挥手骂骂咧咧。

“那……你们看什么厅，就什么厅吧。”

平时说话温和有分寸的三爷叔，此刻也只能低头赔礼，一句一句认错。

一屋子女人又跟着堆笑，说好话。

总算租下了一间中厅。正要去交钱，又出了岔子。

收费窗口那位穿蓝褂子的胖女人脑子慢，眼也不灵。她念了一声小广东的名字，随口加了一句：“松柏长青。”

三爷叔对了对单子，刚要过去。“慢着！”

那人的眼珠子一下警觉起来。

小广东的名字和“松柏长青”连在一起，

听起来像是成了祝词。他脸更长了，走到窗口，冷声要换厅。

这一下，连左右几个蓝灰褂子的工作人员都愣住。

因为每个厅里挂的标语，不是“继续革命”，就是“万古长青”。

再不就是“生是某某某的人，死是某某某的鬼”。小广东这种身份，放哪都不合适。正僵着，里头走出个老师傅。

估计这段时间，他见得多了。他凑过来低声说：

“你们去买些白纸，写上句子，盖在标语外面。

大家又齐齐看那人。

他沉吟片刻，下巴一抬，算是准了。

弄堂里几个小混混立刻跑出去，笔墨纸张很快备齐。

三爷叔提笔写颜体：左联——

“三忠于四无限灵魂深处闹革命”

右联——“东风吹战鼓擂斗私批修当闯将”

横幅按那人的要求：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写好后，我们几个围上去，用嘴呵气、用手扇风，把墨迹吹干。

好事偏偏又多磨。

全部忙完后，又被告知上午没厅了，时间改到下午三点。“下午就下午。”

那年月的一天，总像比现在长。票证紧俏，东西难得，剩下最多的，就是时间。

于是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三三两两跟在男孩子后面，在停尸房外头晃。扒着门缝往里看。一间间化妆室里，尸体横七竖八。

风声静得发凉。墙上还贴着褪色春联。

烟囱里飘出焦味。几具没盖好的白布下，露着脸，像也在看我们。

那几双阴冷的眼窝，和我们隔着空气对着眼。雨停了。

沉重的雨云散去，空气湿得发黏。

午后三点将近。

这段等待反倒苦了勇强。

他惦记着单位随时要用车，在殡仪馆广场的棕榈树下转来转去。

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正在休息的小狗爷叔和三爷叔。

大家商量，还是让他给厂里打个电话。

勇强便借了办公室的电话。

拨通后，他又把谎话编得过了头——

说路上堵得厉害，车子像蚂蚁爬，还差点编出个交通事故来，

最后假意问一句：厂里用车急不急？

主任却笑着说：

“生煎馒头别忘了，一切好说。”

勇强这才想起自己是借人家办公室打的电话。

这番当着人撒谎的话，让三爷叔、小狗爷叔他们都觉得有些丢脸。

“你声音轻点好伐？不晓得自己在编故事啊。”

“声音轻，怎么证明我在外地？”

勇强黝黑的脸上露出一点得意的笑。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三爷叔却只是茫然摇头。

三爷叔是典型的老派上海人。

瘦高、清癯，额上横竖纹路分明。

褐色夹克穿在他身上总显得体面。

天再热，他也不赤膊、不穿短裤，

说话温和低沉，送客必定站着挥手，直到人影不见。

他曾被分去兰州工作，不知为何没去。

如今和培琪一样，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

我娘常说，这种讲礼数的人，我们这一代已见不到。

她甚至说，宝妹姆妈当年出来时，

坐有坐相，站有站姿，待人接物都讲究分寸。

这话让我有点不服。

“姆妈你的意思，老鸨把妓女都教成大家闺秀啦？”

“哦哟，称赞青楼女子有风范，有啥稀奇？

苏小小、李师师、李香君、小凤仙，难道都不如侬？”

“好好好，你有理，我讲不过你。”

三点到了。

两百多人排队上前，看了小广东最后一眼。

他脸上还留着尘土与血迹，唇色发灰，

眼睛似睁似闭。音乐反复放了几遍。

没有致辞，也没有答谢。很快就结束了。

卡车又载着满满一车人，把他送去烂泥浜路。

留下三爷叔、小狗爷叔、四毛、明明、荣光等候骨灰出来。

我们站在没有顶篷的车上往东走。

六月天，小孩脸，天气早已放晴。

夕阳来得晚，颜色却已从金变橘。

林荫道向后退去。树叶一层锈色，一层微光。城市里看不见像小说里描写的那种血色黄昏。我站立在八吨卡车上，远处还是能看见一抹暗红，尽管近处的光有些像将熄的炉火。

我在那跳动的余晖里，似乎看到小广东在独自往前走去。

瓜州古渡的水果烟摊，也只剩一缕青灰。

没过几天，老广东也走了。那天阳光落在灰棚屋顶上，土路上拖出一条怪长的影子。

铁皮屋顶被风掀起半边，斜挂在墙头。

有人说，那天小广东随地府的差人一起来接老广东的。

这是守在床边的周家阿婆说的。

老广东的双手在空中乱抓，喊着儿子的名字问：

“你呢几日去左边度？

你唔番黎，我就毋面见你老母……”。春天来了。可那年弄堂里的春天，依旧带着寒气。

水果香烟摊早已昏暗破败，野猫在那里筑窝。

从此以后，我每次穿弄走巷经过那里时，总感觉有些阴森森。

很多年后的一天，南太平洋的风，吹来了故国的消息。

英娣打电话告诉我——

这些年，小广东和老广东的骨灰寄存费，一直是三爷叔、周家儿子、小狗爷叔、勇强他们几个分摊的。这件事，本来大家早已忘了。弄堂里不少人也搬走了。

直到有一天，门前老树刚冒新芽，

弄堂里忽然来了几个香港人。

他们是苏伯的大儿、二儿，即小广东的两个哥哥。

在几位旧邻的陪同下，他们把骨灰接走。

又在当年的水果烟摊旧址摆花、洒酒、点烟、磕头。

临走时，他们拉着大家的手，说一定要送些东西表示心意。

后来别人得了什么礼物，已经说不清。

只知道小狗爷叔收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弄堂里人人都晓得。

因为阿娟阿姨每逢休息天，要把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抬到后门自来水边，接上电线，床罩被头洗得一缸又一缸。

邻里都围来看，伸手摸摸机器，

问什么牌子。阿娟阿姨挺直嗓门回答：

“日本松下。”

英娣另外又说了件事，有些毛骨悚然的。

她说，这几年弄堂里好些人都见过小广东和老广东。

“啊？真有鬼啊？”

“不是我乱讲。六号里张家姆妈、三号里小保姆、马厩平房周家阿爸，都说见到过。”

阴天时，老广东仍坐在那张破藤椅上，

或者弯着腰，忙着翻他的生梨苹果。

小广东也还站在烟摊边，像往常一样，被人围着。”

起初大家半信半疑。英娣继续讲：

直到三号里的小保姆说起一件事。

有一回她来沪的火车误点，夜班电车没赶上，只好自己走回去。穿进后弄堂时，夜色沉沉，她看见有人在摆摊，还顺口打了招呼。第二天醒来，她问东家嫂嫂：

“后弄半夜怎么还有水果摊和烟摊？”

   这一问，弄堂里炸开了。后来半夜三更，真有人悄悄守在那里，

想等小广东父子再出现一次，打个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