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横幅紧裹的命

红布裹住算命先生的判词
青砖长出绣花针的倒影
口号在襁褓里啼叫

自我记事起，祖母就喜欢在我耳边唠叨那些算命先生的话。她总是说，算命先生断言我这辈子跟双亲无缘，得白手起家，祖业什么的更是别想了。兄弟姐妹？情谊淡薄得很，年轻时候更是苦哈哈的，只有到了中年才稍微顺点，晚年说不定还能混出点名堂。

1962年夏日清晨的澄江像块没睡醒的灰布，码头的青石阶上蹲着几个淘米的妇人，那姿势像极了老茶馆里打瞌睡的猫——眼睛半眯着，却能精准接住米粒里蹦跶的沙子。河风裹着桂西的湿热，把骑楼斑驳的灰墙当成了宣纸，南洋雕花门廊里的伙计正支竹帘，木匾上“陈寿昌”三个鎏金大字，被岁月磨得比合作社墙上的朱砂口号还惨白。

街边竹棚下的米粉摊腾起白烟，壮家阿婆守着酸嘢担子，玻璃罐里的沙梨萝卜泡得比合作社的糖还甜。江对岸造船厂的工人赤着脊梁敲木船龙骨，那声响倒比黄包车夫的车铃还清脆——车轱辘碾过龟裂的石板，仿佛碾在时代的皱纹上。

旭日给粤东会馆的琉璃瓦镀了层金边，凤凰树筛下的光斑比老茶客手里的搪瓷缸还晃眼。茶馆飘出的《帝女花》咿呀声里，穿唐装的老茶客捏着搪瓷缸，讨论着粮站新到的进口糖。沿江骑楼的昏黄灯笼下，芭蕉叶沙沙作响，码头忽明忽暗的渔火中，撑筏人哼唱的“澄江弯弯十八滩”，愣是把一江水唱成了绕口令。

老街青石板缝里钻出的苔藓还挂着露珠，县医院产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医生把我倒提着拍屁股时，正巧瞥见窗外电线杆上贴的“鼓足干劲”的口号，转头对床上面色苍白的女人说：“这娃儿嗓门大，赶明儿能当个文艺队的好苗子。”

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文艺队苗子”会变成烫手山芋。生母往祖母怀里塞襁褓时，隔壁床的产妇正捧着红糖水看热闹：“陈老师家的，要我说你该学学人家北方英雄母亲，八个娃都养得白白胖胖。”话音未落，我生母已经踩着解放鞋的胶底，“咚咚咚”消失在医院走廊尽头。

祖母后来跟我说，那天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墙上“注意卫生，人人有责”的红漆口号发了会儿呆。有个穿中山装的男人凑过来，说福利院收留弃婴要填三张表，得先证明父母出身清白。祖母突然扯下旁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横幅，把我裹成个红粽子：“顶什么半边天？这整片天老婆子自己扛！”

老街的骑楼房挨挨挤挤，像被雨水泡发的霉干菜。我们家在街中那栋老宅，骑楼下还有一窝叽叽喳喳的小燕子。三姑六婆们嗑着南瓜子看热闹，都说祖母这是捡了个“讨债鬼”。王裁缝家的胖婶最热心，抱来一摞旧衣裳：“老姐姐，这些尿布上头印着‘力争上游’，给孩子垫着，保准将来有出息。”

祖母的绣花针从此再没歇过。深夜里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活像皮影戏里的佝偻老妪。有回我半夜尿醒，看见她在给乡下人赶做婴儿背带刺绣，玫瑰红的缎面上，金线绣的向日葵在黑暗里发着微光。第二天灶台上就多了个鸡蛋，蛋白上还用红曲米画着笑脸——后来才知道那是祖母拿绣花针蘸着画的。

“算命的说你是文曲星下凡，得吃百家饭，喝千家奶。”祖母总这么念叨。她每月初一抱着我去各家门前转悠，向理发店阿姨求几口奶，粮站主任家讨把米，合作社会计家要勺盐，最绝的是总能从国营饭店老徐那儿蹭来半碗骨头汤。

抓周那日，祖母把黄铜顶针、算盘和《领袖语录》摆成一排。我摇摇晃晃爬过去，一把抓住《领袖语录》。围观的老街坊们顿时炸了锅：“这娃儿将来要当大教授！”只有祖母笑得见牙不见眼，当晚多炒了半勺猪油渣——后来才知道，那个黄铜顶针是美国大兵送给大舅公的弹壳，弹壳上刻有大兵本人的名字“Nailor”。

我四岁时，老屋像个沉默的老者，静静伫立。青灰色方砖失去了棱角，边角爬满青苔。阳光透过木格窗户洒下一地碎金。祖母蹲在地上，拿起一根粉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12345”。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写起字来却格外认真。阳光在她身上镀了层金边，祖母的影子和那些数字一起，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

老街总是热闹的。那天，有个邻居路过，看到我在地上写数字，就笑着对祖母说：“该让小孩上幼儿园啦。”祖母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轻声回答：“待他学会写自己的名字——陈家麟，我自会送他进幼儿园。”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家里的情况有多难。祖父因为给弟弟顶罪，被判了刑，送去服刑。家里一下子没了顶梁柱，祖母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祖父什么时候能回来，祖母心里也没底，但我能感觉到，她心里一直盼着他能早点回来。

那年的端午节，祖母把最后一碗糯米粥端给我时，碗底沉着三粒糙米。她自己却躲在门后，就着凉水啃隔夜的芋头。她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咳得整条老街的屋檐都在颤动：“你爷爷在农场服刑……他说等建完水库大坝就回来……”

街角卖豆腐的赵伯突然捂住嘴：“陈阿嬷，这话说不得啊！”他老婆从蒸笼里探出头：“老赵头，别在这儿编排人家，昨儿刚给你家娃送了两斤红糖。”

我扒着门槛数青砖缝里的蚂蚁，突然听见祖母在里屋唱《孟姜女》。那调子怨得能把屋瓦都掀了，可唱到“哭长城”时突然转了欢快的调子：“你爹在远方修长城，等建完玉门关就回家！”唱完最后一句，她“咚”地一声栽倒在藤椅上，手里还攥着半截绣花针。

至于父母，我从小就没印象。我常觉得自己像一瓣浮云，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往哪儿去。有一次我问祖母：“奶奶，我为啥没有爸爸和妈妈？”她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地说：“孩子，老天爷自有安排。等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第二节：老树荫

老树荫下数井泉
光阴之镜映旧年
风铃摇散未说再见

那个夏天，日头像被点着了，把老街的石板路烤得发软。祖母粗糙的手紧紧攥着我软乎乎的小手，沿着老街尽头那条歪七扭八的小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脑袋里像塞了团乱麻，闹不明白祖母为啥要领着我去离家足有一公里远的地儿。路上尘土飞扬，呛得我直咳嗽。祖母赶忙停下，从衣角摸出那块皱巴巴的手帕给我擦嘴：“慢点儿，慢点儿，这鬼天气。”

到了地儿，眼前是一间破旧的瓦房，歪歪斜斜地戳在那儿，像风一吹就要散架。瓦房里住着一位老婆婆，眉眼弯弯，一看就是个心软的人。后来我才知道，祖母接了婴儿背带的刺绣活儿，忙得脚不沾地，实在没辙，才找人照看我。

祖母跟老婆婆低声说了会儿话，老婆婆二话没说就应下了。祖母忙不迭地道谢，说每周给她几个鸡蛋、几把大米。老婆婆咧开嘴笑了，露出几颗残牙：“有口饭吃就行，这孩子交给我，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老婆婆住的地儿当时算郊外了，安静得邪乎，只有风“呼呼”吹过树梢。旧瓦房墙上爬满了青藤，像一条条绿皮小蛇。屋顶的瓦片全成了深灰色，像蒙了一层陈年的尘土。

房前有一棵老树，粗得我和祖母两人伸直胳膊都拢不过来。枝叶茂盛得像一把巨大遮阳伞，投下一大片阴凉。老树旁有三口井，井水清冽得像一面镜子。附近的人常来打水，挑着担子晃晃悠悠。

老婆婆靠卖草果为生，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摆摊。我总跟在她后头，一屁股坐在一旁看她忙活。有时候我猫着腰捡枯枝，跑得气喘吁吁抱回来想帮她生火。她总是笑眯眯地夸我：“这孩子真懂事，往后准能成大气候。”

那段日子简单却滋味十足。天特别蓝，树绿得发亮。路上人很少，偶尔有村里人路过，都会停下跟老婆婆唠几句家常。我就坐在一旁支棱着耳朵听，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有一回老婆婆在井沿打水，脚下一滑，水桶“扑通”一声掉进井里。我撒腿跑过去大喊：“婆婆，你咋啦？”她抬起头，脸上还挂着笑：“没事儿，就是脚底下一滑。”她慢慢爬起来，拿着长竹竿去够水桶，脸憋得通红。我急得直跺脚，可个子小，啥忙都帮不上。

老婆婆捞了好一会儿才把水桶捞上来，身上全湿透了。我眼眶一热：“婆婆，你得小心点。”她伸手摸摸我的头：“有你在旁边给婆婆打气，婆婆心里就踏实。”

和老婆婆相处的那些日子，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一段时光。她浑身透着善良劲儿，脸上总挂着乐观的笑，硬是在那艰苦年代里，让我咂摸出了生活的甜。

后来好些日子祖母没再送我上老婆婆家。可她就像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不疼，却总让我惦记。终于有一天上午，我实在按捺不住，决定瞒着祖母偷偷跑去看看她。我从花瓶里拈出一朵蔫巴的花，又在厨房摸出一个鸡蛋，一股脑儿揣进怀里就出了门。

一路上我心“扑通扑通”直跳，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眼瞅着走到老婆婆家附近的巷口，我刚要上石板阶梯，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喊：“阿麟！”一扭头，是隔壁王叔。他板着脸，格外严肃：“阿婆已经不在了。”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花和鸡蛋差点掉地上。王叔蹲下来轻轻说：“阿婆前几天过世了，走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我直勾勾盯着他，脑子一片空白。

王叔叹了口气，拍拍我肩膀：“阿婆要是泉下有知，晓得你大老远跑来看她，指定也高兴。”我机械地点点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望着那条石板阶梯，老婆婆从前总爱坐在上头，眼睛笑成一条缝看着我跑来跑去。可现在，她再也瞧不见我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只记得心里空落落的。老婆婆像老树上的一片叶子，悄没声儿地飘落了，却在我心里砸出一个深深的坑。

回到家，祖母正在厨房忙活，瞧见我耷拉着脑袋，赶忙停下手里的活儿。我头垂得低低的，把花和鸡蛋递到她跟前：“老婆婆走了。”祖母手里的勺子“当啷”掉在地上，愣了会儿，轻轻叹了口气，一把将我搂进怀里：“阿麟啊，人总有走的一天。可老婆婆对你的好，会一直留在你心窝子里，赶都赶不走。”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老婆婆的影子就在眼前晃悠。她摆摊时的笑容，教我捡柴火时的模样，还有每次见着我乐呵呵说的那句“孩子，你来啦”——这些画面像电影胶片，一遍又一遍地放映。

老婆婆走了，可她留给我的那股温暖，像黑夜里一盏亮堂堂的灯，把我童年有些灰暗的日子照得透亮。她让我打小就懂了，哪怕日子再苦，只要有人真心实意地关心你，心里就热乎。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第三节：针脚里的星光

寂静把黑夜拉长
针脚缝补岁月的稀薄
老街的星子落进梦里

在那些漫长又寂静的夜晚，和祖母相处的时光总是最温暖的。老屋的木门关得严严实实，把外面的寒风和嘈杂都隔绝在外。屋子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发出“滋滋”的声响，像在为这安静的夜晚做一场缓慢又深沉的伴奏。

祖母坐在床边，身影被灯光投在斑驳的墙上。她手里拿着针线，一针一针地绣着花。背带上的图案精美得很——胖乎乎的鲤鱼像在水中欢快地游，盛开的牡丹仿佛能闻到花香，缠绕的龙凤每一针都像在跟命运较劲。祖母就盼着能把这背带绣得再好些，多换几个钱，把日子过得更好些。

我躺在祖母身边，看着她专注的神情。她眼睛里像藏着一团火，在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明亮。我看着她，心里觉得特别踏实，好像只要有祖母在，天大的事都不用怕。

祖母有时会低声唱起《苏武牧羊》，声音沙哑又温柔，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我听不太懂词，但总觉得那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凉和坚韧，就像祖母一样——日子过得苦，可从没放弃过。

有时候，她也会低吟一两句诗，像“秋风秋雨愁煞人”。我问她：“奶奶，你唱的是什么意思呀？”她停下手中的活儿，用满是老茧的手摸摸我的头：“这是秋瑾写的，说秋天的风和雨让人心里发愁呢。”我又问：“奶奶，你也会发愁吗？”她笑了笑：“人这一辈子，哪能没点发愁的事儿呢。不过愁归愁，日子还得接着过。”

祖母还会给我讲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讲到牛郎织女被银河隔开时，她声音里带着惋惜；讲到孟姜女哭倒长城时，她眼里闪着泪光。我听得入了迷，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的部分。

那时我会轻轻地抚摸祖母的脚。她的脚很粗糙，脚板上起了厚厚的老茧，脚趾也有些变形。她笑着说：“奶奶这双脚啊，走过了太多的路。”我一边数着她的脚趾一边问：“奶奶，你累不累呀？”她苦笑着说：“不累，奶奶习惯了。”在祖母的歌声、诗句和故事里，我慢慢睡着了。屋外的风呼呼地吹，但祖母的爱像一床厚厚的棉被，把我裹得严严实实。

祖母是老街的片长，这在当时可不是个轻松的差事。老街上的房子大多是木头搭建的，挤挤挨挨，一旦哪家起了火，那就是火烧连营的架势。所以祖母总是格外小心，每隔几天就带着我挨家挨户检查蓄水防火。她手里拿着一本破旧的小册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家的情况——哪家的水缸满了，哪家的灶台边堆着柴火，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次出门，祖母都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叮嘱：“阿麟，别乱跑，跟着奶奶。”老街的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藤。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斑斑驳驳的。我们一家一家地敲门，祖母耐心叮嘱防火的事，顺便检查水缸。除了防火，她还得通知大家到我们家统一领取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祖母总是认真地核对每一个人的名字，生怕出一点差错。我站在旁边，帮着递票证、记个数。

因为祖母的工作，我几乎走遍了老街的每一个角落。我最喜欢去王婶家，她家的厨房总是热气腾腾的，她还会偷偷塞给我一块山楂糕。

有一次祖母带我去李大爷家检查防火。他是个孤寡老人，腿脚不好。祖母一进门就忙着帮他检查灶台、清理堆积的柴火，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检查完后，她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块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饼干塞给李大爷：“大爷，您多吃点，别亏待了自己。”

夜晚，祖母常被叫去镇上开政治会议。地点多在邮局门口的大榕树下。她总是带着我去，怕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会议冗长得很，常常开到深夜。祖母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点什么。我就躺在她腿上，一边听着大人们的议论声，一边透过树顶看夜空。星星一闪一闪的，像是在跟我眨眼睛。偶尔盯着邮电局门前那神秘的绿色邮筒发呆。

有时候我在回家的路上醒过来，发现自己被年轻的派出所所长背在背上。他姓张，大家都叫他小张所长。我揉揉眼睛小声问：“奶奶，怎么是他背我？”祖母笑着说：“你睡着了，小张所长怕你着凉，就主动背你了。”我看着小张所长的背影，心里觉得特别温暖。

那些夜晚，虽然会议枯燥，但祖母的陪伴和街坊们的善良让我觉得特别安心。日子虽苦，但大家都互相扶持、互相温暖。这种淳朴的善良，就像夜空中的星星，虽然微小，却能照亮彼此的心，也照亮了我那时小小的世界。

第四节：缝补时光

扁担颤出日子的轻重
松枝在掌心燃起星火
捡来的月光洒进黎明

 在那个啥都金贵的年代，水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到家里水缸的。祖母每天的“必修课”，要么去码头打水，要么去公用水龙头排队买水。我呢，像个小尾巴，她前脚刚迈出门，我后脚就跟上了。

祖母挑着担子一颤一颤，水桶里的水晃晃荡荡，发出“哗哗”的声响。她微微弯着背，每挪一步，额头上就冒出细细的汗珠。我仰着小脑袋问：“奶奶，这水咋这么重呀？”她嘴角一扬：“因为水里装着日子呢。日子重，水也重。”

去码头打水时，祖母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码头的石阶被岁月打磨得像抹了油，稍不留神就得摔倒。她挑着空桶稳稳往下走，到了河边打满水，又咬着牙一步步往上爬。我跟在后面，看着她吃力的样子，心里特难受，可我这小身板实在有心无力。她爬到一半停下来喘口气，回过头笑着对我说：“阿麟，别急，奶奶一会儿就上来了。”我站在码头边，小手紧紧拽着桶，指甲都快嵌进木头里。

有时祖母去街头的公用水龙头买水，那地方每次都是人挤人。大家都拿着水桶水壶排着长队。祖母挑着担子不紧不慢地站在队尾，耐心等着。轮到时，水龙头一开，清澈的水流“哗哗”涌出来。她一边接水一边说：“阿麟，你瞧，这水多清。咱们的日子也得像这水一样，清清爽爽的。”

挑着满满两桶水回家的路上，祖母的脚步明显更慢了。扁担在她肩上发出“吱吱”的声音，像在唱一首古老又悠长的老歌。我又问：“奶奶，这路咋这么长呀？”她笑着说：“因为日子长，路也长。慢慢走，别着急。”

柴火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祖母常带我上山捡松枝，因为松枝烧起来旺，煮饭快。她一边捡一边说：“咱们得捡那些枯了的松枝，这样才不会伤害树。”我年纪虽小，但也学着她的样子，专挑干枯的松枝下手。

每次上山，祖母都背着一个大竹筐，我拿着一个小竹篮跟在后面。山里到处都是石头和荆棘，她总是小心翼翼地走着。我跟在后面一边捡松枝一边东张西望，盼着能看到小动物。祖母一边捡还一边给我讲山里的故事——狐狸精在月圆之夜跳舞，会唱歌的鸟儿能听懂人的心思。我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都舍不得眨。

等到竹筐和竹篮都塞满了，祖母就把松枝捆成一大捆，像小山一样压在她背上。她的背影在那一大捆松枝下显得格外瘦小，可她的肩膀却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跟在后面，一边拾起掉落的松枝，一边哼着她教我的小曲儿。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们身上，像披上了一件金色的披风。祖母的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可她自始至终没抱怨过一句。这画面像一张老照片，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那个生活节奏慢悠悠的年代，亲戚们来串门是能让整个家亮堂起来的大事。来我们家的大多是祖母那边的亲戚，住在十几公里外的乡下。每次他们来访，我们家就像被点了一把旺火，热闹得能把屋顶掀翻。

祖母有个远房小舅公，三十几岁，在我眼里像个从神秘世界来的大侠。他每次来都带一堆稀罕的山货：亲手做的鱼干、摘的番石榴和牛奶果。他在我们家门前摆个小摊，祖母也跟着忙活，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吆喝：“新鲜的鱼干嘞，自家下河打的！”“番石榴、牛奶果，刚从山上摘下来！”

我呢，直勾勾地盯着小舅公的背篓，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祖母总是趁人不注意，偷偷塞给我几块鱼干或一个番石榴，小声说：“阿麟，快尝尝鲜。”小舅公瞧见我那馋猫样，也乐了，笑着又递过来一个：“阿麟，多吃点，敞开了吃。”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心里直犯嘀咕——这小舅公莫不是天上派来的神仙，每次都能变出这么多好吃的？

小舅公的鱼干和水果特别受欢迎。街坊邻居都知道他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实人，东西便宜质量又好。每次他一来，我们家门前就围上一群人，一边挑挑拣拣一边七嘴八舌地聊天，热闹得像赶大集。祖母趁机和亲戚们唠唠家常，问问乡下庄稼长得咋样，再把城里这几天的新鲜事儿讲给他们听。小小的门前，满是人间的烟火气。

小舅公每次要走的时候，祖母非得送他一程，手里还拿着一些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点心。小舅公不好意思地推辞：“大姐，别这么客气，留着你们自己吃。”可祖母哪肯依，硬塞到他手里：“拿着，路上吃，别饿着。”

每逢国庆节，镇政府门口热闹得跟过年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彩旗在风中你追我赶，松枝松叶扎成的大彩门上贴着“庆祝国庆”几个大字。祖母每次都紧紧牵着我的手，带我去凑热闹。我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看啥都觉得新鲜。

回家的路上，天色暗了下来，街上的灯一盏一盏亮了起来。我一边走一边跟路边的小石子较劲，左一脚右一脚地踢着它。突然脚下猛地一绊，我差点摔了个狗啃泥。低头一看——好家伙，是个钱包！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里面躺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我兴奋得像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拿着钱包跑到祖母面前大喊：“奶奶，我捡到钱包啦！”她接过钱包仔细瞧了瞧，然后抬起头，眼神平静得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乖孩子，不是咱的东西，一根线头都不能要。”我一下子愣住了，满心欢喜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祖母看出我的失落，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摸摸我的头：“走，咱们去派出所。”我嘟着嘴，极不情愿地跟着去了。她把钱包交给我，让我递给张所长。所长接过钱包看了看，笑着夸我：“这孩子真懂事，真是个好孩子！”那几句话像旭日照进我的心窝，我那失落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回到家，祖母点起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着她的脸。她坐在椅子上轻轻说：“时代在变，变得比翻书还快，但做人做事的道理，就像那老树根，扎得死死的，不能变。咱们虽然穷，但人穷志不短。”

第五节：寒春

饥饿的针脚把日子穿透
八分钱的素粉开出花朵
老中医的药箱摇着春风

日子就像被施了紧箍咒，我和祖母每天都在困苦里挣扎。吃饭没个准点，有时候一整天饿得肚子咕咕叫，也只能咬牙忍着。祖母靠着给婴儿背带绣花挣点零花钱，她的手艺绝，绣的花跟活了似的。可就这点钱，勉强够我们糊口。

运气好时，祖母牵着我的手去国营饭店，买一个卤猪脚。那猪脚油亮亮的，香味扑鼻。祖母总是把肥肉多的部分夹给我：“阿麟，多吃点，长身体。”我吃得满嘴流油，她坐在一旁看着我，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但更多时候，祖母挣的钱少得可怜。八分钱一碗的素粉就成了我们的“大餐”。国营粉店雾气腾腾，祖母买一碗素粉递给我：“快吃，别凉了。”那素粉虽然简单，但她总能变出花样——撒点葱花，滴几滴香油，吃起来香得我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我从来没想过祖母自己吃了什么。她总是等我吃完，才从口袋里摸出半块白糖饼，就着白开水啃几口。她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一丝饥饿，总说：“阿麟吃饱了，奶奶就饱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日子，祖母肯定是饿着肚子过一天的。

春节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年中最温暖的时刻，但对我们却有不一样的味道。有时春节在大伯家过，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热闹得炸开了锅，但经济压力也不小。祖母总说：“阿麟，别给大伯家添麻烦，能吃上饭就行。”

更多时候，春节是祖母和我两个人过的。不管平时多苦，她总会从鸡窝里抓出一只自己养的鸡杀了煮了。鸡不大，但肉香得很。她把鸡腿、鸡胸这些好肉夹给我，自己啃着鸡骨头：“阿麟，多吃点，这是过年才有的。”我看着祖母，心里酸酸的。

除了煮鸡，祖母还会拉我去缝纫社量身做新衣。她总是认真地挑选布料，虽然都是最普通的，但她总能挑出最好看的那块。新衣服做好后，她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我枕头边，等过年再让我穿。可她自己，却总是穿着那套蓝色的衣裤，领口和袖口都磨得薄薄的。我问她：“奶奶，为啥你不做件新衣服？”她摸摸我的头：“奶奶老了，穿旧衣服也一样。”我看着她那套旧衣服，心里有些难过。

小时候我身体弱，动不动就生病。每到这时，祖母就牵着我的手穿过老街，走到姓欧的老中医家里。欧大夫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笑。他的诊所门面不大，里面弥漫着淡淡的中药味，让人闻了就安心。听祖母说，欧大夫年轻时在我们老家的店铺当过伙计，一边干活一边自学中医，硬是靠自己琢磨成了当地有名的中医。祖母总说：“这欧大夫真是个能人，还从不收穷人的钱。”

每次我生病，欧大夫都认真把脉、仔细听诊，然后开些中药。祖母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硬要塞给他，他每次都摆摆手：“都是街坊邻居，孩子生病已经够让人操心的了，哪能再收钱呢？”

有一次我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祖母急得满头大汗，把我抱到欧大夫家。他一边把脉一边安慰：“别着急，孩子发烧是常事。”开了药方，祖母赶忙去抓药。她一勺一勺喂我喝下去，那药又苦又涩，但我知道我病好了，祖母才能干活。我在她怀里渐渐睡着了，迷迷糊糊中还能听到她和欧大夫低声交谈。

病好后，祖母带我去感谢欧大夫。他还是那副和蔼的样子：“孩子好了就行，别提那些谢不谢的。”祖母从家里带了些鸡蛋和自己腌的咸菜硬要塞给他。他推辞不过只好收下，笑着说：“阿婆，以后孩子生病，尽管来找我。”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附近那家老爷爷开的理发店。门面很小，里面摆着一张旧木椅和一面掉了漆的镜子。老爷爷七十多岁，胡子花白，总是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他从不看人下菜碟，不管穿得光鲜还是像我们这样的小商贩家庭，他都一视同仁。他说：“头发不分贵贱，人都一样。”

每次祖母带我去理发，我又紧张又期待。紧张是因为剪刀在我耳边“咔嚓咔嚓”作响，期待是因为理完发后，老爷爷总会奖励我一个用石膏做的小动物玩具——小鸡、小狗、小兔子，每个都能吹出清脆的声音。他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拿出玩具递给我：“阿麟，这是给你的奖励，下次还来哦。”我接过玩具，爱不释手，吹得“嘟嘟”响，满店都是欢快的声音。

理完发，我急着跑出去，吹着新玩具一路蹦蹦跳跳回家。祖母跟在后面笑着看我，脸上满是宠溺。那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欢乐，像一个亦真亦幻的梦境。

第六节：老番石榴树下

秋风吹开了门
阳台上番石榴树垂下绿荫
喧嚣中，我们照了一张毕业的影子

1967年，在那个动乱年头，祖母为了给我寻个去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我送进了街道幼儿园。那年我五岁多，直接插班进了大班的最后一个学期。祖母这一决定，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后来我才知道，同班的还有我的小堂姐和小堂姑。

幼儿园租的是街上的旧房子，条件简陋得没法说。隔壁有人煮饭，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饭菜的香味总能透过薄薄的墙壁钻进我们鼻子。我们常常一边上课，一边闻着隔壁的饭菜香，肚子里的馋虫被勾得直闹腾。祖母知道后，总带着无奈又带着安抚说：“阿麟，忍忍吧，等放学了奶奶给你煮好吃的。”

房顶后面有个大阳台，那可是我们的快乐天地。阳台上有一棵苍老的番石榴树，树干粗得我两只手都抱不过来。树皮粗糙得很，上面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我们常常围着树转圈圈、爬上去坐在树枝上晃荡双脚。番石榴树的叶子密得像把大绿伞，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驳驳的，像铺了一层金色的碎屑。

幼儿园里最让我难忘的是张老师。她年轻漂亮，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亲切。她总是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女。我们都很喜欢她，每次看到她都一窝蜂围上去要她抱抱。她从不嫌烦，总是笑着摸摸这个的头、抱抱那个。她教我们唱歌、跳舞，还讲好多有趣的故事。我最喜欢听她讲《白雪公主》和《丑小鸭》，每次都听得入了迷。

幼儿园里还有一位老师，后来我才知道是我远房姑姑。可当时她不愿公开认我，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姑姑。因为整个幼儿园里，我穿得最破最烂，像个从穷山沟里钻出来的小叫花子。别的小朋友都有漂亮的衣服，我却常穿着祖母用旧布改的小褂子，膝盖上打着补丁。祖母总说：“衣服旧点没关系，只要干净就行。”

幼儿园的活动不多，整个学期下来，我最多也就上三次课。老师带着我们唱歌、做游戏、认几个简单的字。最让我期待的是老师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镇上的人民电影院，放的是一部小朋友在山里冒险的老电影。银幕有些模糊，但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眼睛一眨不眨。

后来，“那年头”的风吹到了我们小山城。街头巷尾到处都能听到大喇叭里的口号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幼儿园的活动变得乱糟糟的，正常秩序开始受到影响。有一天街头突然爆发了冲突，砖头和弹丸满天飞。老师和学生基本去不了幼儿园了。祖母看着外面的混乱叹了口气：“阿麟，外面太乱了，乖乖待在家里。”我点点头，虽然心里有些难过，但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没过多久，老师关上了教室的大门。她站在讲台上，声音有些哽咽：“孩子们，幼儿园要停办了，你们也都毕业了。”她从讲台上拿出一架老式相机，匆匆忙忙组织我们照了一张集体毕业照。三十多个孩子和老师挤在一起，有的在哭，有的好奇地看着相机。我紧紧拉着老师的手站在后排。快门按下的瞬间，我看到老师眼里闪着泪光，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那年，我的一个堂叔也卷入了武斗。他年轻气盛，拿着弹弓和一群年轻人在街头巷尾“冲锋陷阵”。有一次他不小心打伤了邻居小孩的一只眼睛。祖母提醒我：“别人家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心头肉，伤了人就是伤了别人的心。”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想着那个受伤的小孩。

没想到多年后我回城读高小时，那个被堂叔误伤的小孩成了我的班长。他叫李明，眼睛里还带着一丝当年的伤痕，可他整个人很温和，学习好，人缘也好。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心里还有些忐忑，怕他记仇。但他主动和我打招呼，还帮我搬书。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原来时间真的能冲淡一切，也能让人心变得宽容。

第七节：血色晨光

纸帽飘带割破沉默的空气
黑白的标签撒落街头
老母鸡用翅膀拨亮晨光

一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祖母就风风火火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轻声说：“阿麟，今天跟奶奶去街委会，可别闹腾。”我睡眼惺忪地答应着，心里好奇那个神秘地方到底藏着什么。

出了门，街上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但已经有不少人匆忙往街委会方向走去。我跟着祖母一路小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到了街委会，眼前的一切像一道闪电把我劈清醒了——里里外外挂满了红旗，红得像燃烧的火焰，还有五颜六色的三角口号贴在墙上、柱子上，随风摇摆。

大门口两侧贴着两幅鲜亮的大字：“五洲震荡风雷激，四海翻腾云水怒。”门口站了一排戴红臂章的人，一个个神情严肃得像庙里的泥菩萨。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高举拳头、摇着小旗、高喊口号，声音震得耳朵嗡嗡响。我被这阵仗吓到了，紧紧抓住祖母的手小声问：“奶奶，这是在干啥呢？”她蹲下来摸摸我的头：“大人们在开会，喊口号是为了让大家团结一心。”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人群中，有个戴眼镜的叔叔站在高处，拿着喇叭大声喊着“最高讲话”，下面的人跟着齐声高呼，声浪一波接一波。我忍不住跟着喊了几声，还没落下就被祖母轻轻捂住了嘴。那种景象让我既新奇又害怕，但祖母一直紧紧牵着我的手，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政治风潮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越刮越猛。老街上的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像一根随时可能断掉的弦。批斗会成了常态，那些所谓的“四类人员”被揪出来，戴上高尖的纸帽，有的弯着腰低着头，有的跪在地上膝盖磨出了血。旁边还有家属陪同，一个个面如土色。我那时候还小，但也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气氛。祖母总是紧紧拉着我的手低声说：“别怕，这些人都是被冤枉的。”

更让人揪心的是，半夜三更街上常常传来敲门声。闹事派来了，不管男女老少都被叫到家门口排队，等着查抄和处罚。我常常被吓醒，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祖母总是安慰我：“别怕，有奶奶在。”每次搜完家，她都会松一口气，但眼神里还是藏着深深的忧虑。

街上到处是宣传车，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口号，震得人脑袋疼。墙上贴满了大小口号和传单，红的、绿的、黄的，密密麻麻。那些被捆绑、戴上纸帽的人被押到车上游行展览，纸帽顶上的飘带在风中摇晃，像是在诉说着那个荒唐岁月的无奈。

有一次宣传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车上的人被五花大绑，纸帽飘带随风飞舞。旁边一个小孩哭得撕心裂肺。祖母赶紧把我拉进屋：“别看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我虽然小，但也明白那飘带背后藏着多少人的辛酸。

一天晚上，老街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闹事派突然占领了整条街的屋顶，还扬言要把上游的水库大坝炸了。大人们慌了神，聚在一起商量怎么疏散逃难。我躲在祖母身后，听着大人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心里乱糟糟的。那晚我睡得特别不安稳，半夜被嘈杂声惊醒，迷迷糊糊看到祖母已经起床忙着收拾东西，轻声说：“要是真出事，咱们就往山上跑。”

第二天大清早，我被嘈杂声吵醒，爬起来看到屋顶上站满了穿绿军装的人，五角星和红领章在阳光下特别耀眼。祖母拉着我的手走到门口，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解放军来了！”解放军叔叔用大喇叭宣布：“闹事派已经被赶走了，大家不用担心，整个山城现在都处于接管之下。”我看着他们，心里踏实了许多，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不久，老街上的空气又变得沉甸甸的。消息传来：祖父这边一大家子要被当作“四类人员”下乡农村农场做工。祖母沉默了老半天，眼神里满是无奈，却又透着一股倔强。更让人寒心的是，家族里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有的竟幸灾乐祸起来。有一回我瞧见一个堂姑站在街口，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嘴里嘟囔着：“活该！谁让他们不知好歹！”我气得小脸通红，祖母一把拽住我低声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心里苦，才会讲出这种话。”

祖母虽说文化程度不高，可啥都门儿清。她把我拉到身旁轻声说：“不管旁人咋说，咱都得挺住。农民能活下去，咱也能！”那些天，她忙得脚不沾地，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宽慰我：“去农村也是过日子，只要有奶奶在，就饿不着你。”她的声音轻轻却透着坚定，像寒冬里的小火苗，暖到心窝里。

第八节：童话

祖母攥紧我汗湿的手
求情声撞碎在铁门上
高墙把最后一丝光攥成霜

为了能让我在城里上学，祖母决定去镇教育局找局长求情。那天她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我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教育局的大门——高高的，像个威风凛凛的巨人。

局长坐在办公桌后头，脸上挂着冷冰冰的表情。祖母站在他跟前，声音有些发颤，眼神却坚定得很：“局长，我孙子是个孩子，他想留在城里上学，求您给个机会。”局长连头都没抬：“不行，大人要改造，小孩也要改造。”祖母急了：“大人要改造，小孩也要改造？孩子可是无辜的！”局长只是冷笑了一声。

从教育局出来，祖母的脸色又青又紫，一声不吭走在前面。路过一个水池边，她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脑袋重重磕在地面上。我扑过去大喊：“奶奶！奶奶！”她缓缓睁开眼睛，勉强挤出个笑容：“阿麟，别怕，奶奶没事儿。”可我瞅见她额头上的血，像条红色的小蛇慢慢往下爬。

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一直不大好，老是头疼，有时会突然晕倒。这一跤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也给我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城里小学的大门，就这么“砰”地一下对我关上了。

没过多久，我听说教育局局长也被闹事派拿下了。消息传来时祖母只是叹了口气：“世事难料啊！”我看着她的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命运有时候就像一场大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幕会演什么。戏里有苦有甜，可不管怎样，日子总归还得往下过。

在老街上，我有个铁得不能再铁的好朋友，姓胡，大家都叫他阿南。他比我小一岁，父母都在国营百货公司上班。他们家住在老街一幢很深的宅子里，前头是劳保针线商店，中间的楼上堆满了旧台凳、破箱子，到处都能让我们捉迷藏。我俩从小一块儿长大，形影不离，不知情的还以为我们是孪生兄弟。我们去河边摸鱼、上山摘野果，最大的烦恼就是被大人扯着嗓子叫回家吃饭。

可是有一天，我们居然在街上干了一架。现在回想起来，具体为啥打架早忘了——说不定是为争一个破玩具，或者为了抢着先踩一块石头。反正那天我俩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小公鸡扭成一团，被大人拉开后灰头土脸的。之后两天谁也不理谁，在路上碰见眼睛都不往对方那儿瞟。

祖母知道后把我叫到跟前：“阿麟，你是哥，他是弟，你得让着他。主动去找他认错。”我磨磨蹭蹭走到阿南家门口，心里又紧张又不好意思。刚要开口道歉，他突然从门后冒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笑嘻嘻地说：“阿麟，我等你老半天了！”他拉着我从后门跑出去直奔菜市，买了好几个红彤彤的西红柿递给我一个：“尝尝，这西红柿可甜了！”我咬了一口，那股酸甜劲儿把心里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像冰雪遇见暖阳似的全化了。

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整天黏在一起的好朋友，继续在老街上撒欢奔跑，在河边嬉戏，在菜市里偷吃西红柿，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一天，阳光给大地铺了一层金色毛毯，我和小伙伴们在粤东会馆里玩皮球。那颗旧皮球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带着童年的欢乐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正玩得起劲时，我一个不留神猛地撞上一块大石头，眼前一黑，一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额头往下流——全是血。小伙伴们吓得脸色惨白，站在那儿干瞪眼。

祖母闻声赶来，二话不说弯下腰背起我就往医院跑。她年纪大了身子骨不硬朗，可愣是一步没停，喘着粗气嘴里不停念叨：“阿麟，别怕，奶奶带你去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皱了皱眉说：“得缝几针。”缝针时我疼得直打哆嗦，祖母紧紧握住我的手：“你是男子汉，要坚强。”我咬着牙忍着疼，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玩球了，再也不给奶奶添麻烦了。

那次受伤花了好多钱，那可是我们家好几天的生活费。祖母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可我心里清楚那些钱对她来说来得有多不容易。伤口好了之后，额头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伤痕，像是我童年的一枚“勋章”。

祖母喜欢在骑楼的晒台上种花。那是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可她愣是打理得像个小花园。两边低矮的隔墙上摆满了花盆，种得最多的是玫瑰、茉莉和菊花。她说玫瑰能泡酒，菊花能煮粥还能入药。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她煮的菊花鸡蛋粥——每到秋天菊花盛开时，她把粥煮得软糯糯的，打入两三个鸡蛋，放下几朵洗好的菊花花瓣，撒些油盐搅拌几下，粥面上浮着嫩黄的菊花，清香扑鼻。我第一次吃时心里还嘀咕这能好吃吗？一尝之下简直绝了！菊花的清香和鸡蛋的鲜嫩完美融合，满嘴留香。祖母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露出满足的笑：“这粥不仅好吃，还能清热去火。”

祖母的创新精神在那个年代显得格外珍贵。她还根据一本她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书制作“美容膏”。她的衣着也总是走在时代前头，喜欢穿鲜艳衣服，还自己动手改旧衣。这些在当时可不受待见，甚至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祖母压根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觉得好。”她的特立独行让我从小明白了追求真理和创新的重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她像一道独特的风景，用自己方式绽放光芒。

一天早上，邮递员老吴骑着绿色自行车“嘎吱”一声停在屋门口，扯着嗓子喊：“陈阿婆，外省来的信！”祖母赶紧放下手中活儿一路小跑到门口。信封上熟悉的字迹让她心跳加快——那是生父的字迹。

她小心翼翼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薄薄的信。照片上生父和继母并排坐着，前面站着一个小女孩——我的同父异母妹妹，扎着两个小辫子，样子很像继母。祖母看着照片，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她轻轻叹了口气念着信里的内容。生父提到了新家、继母和妹妹，却对我只字未提。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有些失落。生父生母对我来说都是很抽象的符号，他们的存在与否似乎并没对我产生太大影响。后来街上有人打抱不平地说：“阿麟，你爸妈都不理你，以后你也不理他们！”这句话没有引起我任何怨恨，反而让我想起算命先生的话——那句话像一颗神秘的种子，在我心里发了芽。

三姑丈是从首府到我们山区支边的司机。在那个年代，司机是“诗和远方”的代名词，自由自在、走南闯北，浪漫又潇洒。每次他开大卡车回到老街，总能吸引一群小孩围观，我也不例外。有一次他心血来潮，让我们坐上他的车兜风。那是我第一次坐车，兴奋得差点晕过去，连话都说不利索。三姑丈一表人才，英俊潇洒，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特别有亲和力。他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大城市、高楼大厦、繁华街道——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可我这人天生就调皮捣蛋。他第一次到我们家时，家里乱得鸡飞狗跳。祖母忙着收拾，不知谁从角落里拖出一张椅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正要坐下，我却鬼使神差悄悄把椅子挪开了一点。三姑丈一屁股坐空，来了个四脚朝天。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我站在一旁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三姑丈揉了揉屁股站起来，脸上居然还带着笑：“哎呀，这椅子怎么这么调皮？”他这一笑，屋里气氛一下子缓和了。祖母赶紧过去扶他连声道歉，他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我也没摔着。”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但奇怪的是，从那以后我好像突然变了个人，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做事再也不敢那么大胆了。也许是祖母的责骂让我心生畏惧，也许是三姑丈的宽容让我学会了收敛。总之那次“下马威”成了我童年的一个转折点，让我从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逐渐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人生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原载番茄小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