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博士最近出版了一部文学评论集---《他还活着：澳华文坛掠影.第一集》，收集了他近年来发表过的有关文稿，书末还附录他亲自撰写的几篇论文。在和圣童访谈時，他围绕这部新著，“从澳华文学谈到世界华文文学”，谈到了好几个问题，笔者发觉大部份问题并不生疏。这要回溯半年以前笔者有幸在网路上拜读他的〈寻追“新大陆”崛起轨迹〉与〈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问题〉的两篇大作，当时读毕有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今日重温何博士大作，倍觉亲切，加之圣童整理的访谈录层次分明，內容相当完整，一時兴致，斗胆命笔，一抒管见，藉以抛砖引玉，祈望读者、文友、前辈不吝指正。
首先笔者想从〈追寻“新大陸”崛起轨迹〉說起。
何博士在该文开头說：“……最新的也许也是最权威的认同可以从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饶芃子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教授杨匡汉两人共同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一书中看到。”这本去年（2009年）7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大陆大学教材的新书目录如下：第一章海外华文文学概论；第二章东南亚和东北亚华文文学；第三章北美华文文学；第四章欧洲华文文学；第五章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他以这个资讯来支持“新大陆”即澳华文学的崛起。
在面对圣童所說的：“澳华文学暂时还不能完全进入学术化的文学批评层面”，以及引用何博士的“澳华文学圈中的作家水平并不整齐，有些作品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读您的评论时，您总是从积极的角度鼓励和称赞他们……我很想知道您在内心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何博士清楚地回答：
“……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伟大的华文作品只有在中国出现，国外就不可能出现。这个观点是绝对错误的！我甚至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这样伟大的作家肯定可以在海外出现，也有可能就在我们中间！”他又说：“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即使就我书中收录的这些评论而言，我并不认为我所评论的作品全都能够接近我心中所期望的那个理想标准。但是，它们好像是从石头下面拱出来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要尽可能地给它们加点水，加点肥料。当然，其实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在中国国内就成名了的作家，但来澳洲之后，生活的压力使他们无法再继续以文学创作为主……”
上述有关的对话，可以看出何博士对澳华文坛深切的关注及爱护后进的高尚情怀。近二十年活跃在澳华文坛、喜爱华文文学的博士中，包括：庄伟杰、欧阳昱、张典姊、陈耀南、刘熙让、陈顺妍、蕭虹、刘渭平等，有的已退休（甚至已去世），个别返回中国任教，个别改行从事其他事业等，虽然他们依然关怀澳华文坛，也有非常杰出的作品面世，但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及展望澳华文坛的划时代论文，何博士可算是第一位。顺便提一提在〈追寻“新大陆”崛起轨迹〉发表之前几年，文坛活跃的作家兼评论家张奧列写的〈澳华文坛十年观〉。它在当时是一篇较为全面、客观的论述文，实在难能可贵。至於近年来少数作家对全澳或省际华文文学的总结及评论（包括笔者在〈读“陈建功谈澳华文学”有感》中的阐述〉，都有不足之处，不是资料不够齐全，就是不够客观等弊病。
笔者完全赞同何博士之论点，即：澳华文坛属于崛起的“新大陆”。我居澳至今约三十年，也见证了崛起过程。可以說，三十年前的澳大利亚，还沒有所谓的“澳华文坛”，若真要說有，也只能称“死水一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才有数位文友出版他们的单行本（其中包括拙作《难忘的回忆》）。我同意何博土所言“澳华文学圈中的作家水平并不整齐，有些作品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也认同张奧列文友对八十年代末来自东南亚、已在澳定居的华文作家著作之评论，即“……往往推广中华文化的热情更高于文学创作的热情”。至於我本人，当時（1987年）也许是受到历史使命感的驱使——我想为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被屠殺及“非正常死亡”（即被迫饿死、被迫病死、被迫害致死）的华人同胞与当地人民向国际社会控诉，理由是我还幸运活着。诚然我也知道当年我的文学修养很差，不足以担负如此重任，所以只能尽力而为，写下拙作。此外我认同何博土的“澳华文坛的形成，在我看来也就二十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从1989年“六四”前後那一批中国留学生到来之后开始……”。笔者曾在今年接受墨尔本SBS中文电台资深主播胡玫的採访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从中国大陆198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中国青年负笈澳洲，或移民到此，港台及东南亚的华人，也不断湧入澳大利亚，使居澳华族总人口翻了几番，从笔者当年十几二十万人，到现在己达七十万之众。尤以从中国来澳的留学生或移民居多，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一些在国内早以是教师、记者、作家、诗人、学者等，有些经过幾年寒窗苦读，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是双语人才），是澳华文坛强大的主力军。澳华文坛现在不再是死水一潭，而是有点像滔滔长江了。”我与何博士在这点上的认知，沒有根本上的差异。
何博士在〈追〉文中列举大量的事实，滿怀信心地說出了澳华文坛现在已是“崛起的新大陆”。诚然也有人对“崛起的新大陆”持不同看法。正如何博士所言，个别人士说我们澳华文坛是“盲肠”，认为是多余的，无用的，应该把它割掉；澳华文学只不过是“唐人街文化”；还有人說澳华文坛是“一锅粥”。何博土否定此种观点。我个人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如此的言论，有欠公道，可能是那些人对澳华文坛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情况了解不足，也可能是心态、立场有偏颇。我想說：尽管目前澳华文学的水平比国內差距大，但大多数澳华文学爱好者，在几乎沒有功利的前提下默默耕耘，其中包括文学造诣极高的大师、少数教授、博士、学者，以及大多数的中青代及老年写作者，他们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深厚的感情、对澳华文学的爱，才使澳华文坛鮮花盛开，有些作品已达到国内的标准，少数作者在未抵澳前已是两岸三地的名作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容一笔抹杀。但我们也要深切反省自身弱点，这不仅仅是写作水平的不足，有些属于作家个人修养上的缺陷。有道是：文格体现人格。澳华文坛少数作品有含沙射影、人身攻击、恶毒诅咒，或吹毛求疵、哗众取宠等弊病，也有极少数人夜郎自大，自诩为“世界著名的华文作家”、“资深作家”等。这些文坛不良的现象，如果不改正、改善，那么“唐人街文化”、“一锅粥”的别号将会除之不去，也会影响“新大陆”的崛起，或向更高阶段的迈进。我们是否需要更大的使命感、更强的责任心去面对自己的創作呢？
对於何博士的另一篇大作〈看来不仅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的问题〉，我曾连续阅读二遍。我个人认为，的确这不仅是辩论世界华文文学问题，它还关系到世界华文文学能否健康发展、涉及华文文学以及各个文化问题的正确与错误的看法。这篇大作，将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必将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甚至政治领域内产正面的影响。何与怀博士的这篇大作採用以事论事、以理服人的心态，与陈贤茂教授在〈也谈《海外华文文学史》〉中答非所问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看到一位是真知卓见的学者，一位是简单武断的“权威”。现在让我们把“焦点”移到“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单向回归还是多元升华？”
何博士在进入该议题中心之前给“中庸之道”作了简明诠释：“不走极端，与人为善，但不等于没有观点毫不争论”。並对“海外”及“海外文学”提出他精辟的见解，提醒大家慎用“海外文学”一词，虽然“有时我们为了方便或者受到影响不经意就用上这个词了”。接着直接切入“回归论”，直奔議题中心——是单向回归还是多元升华？
何博士把陈贤茂教授于1999年在其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导论〉中所谈到的“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的观点称为“回归论”。何博士不同意“回归论”，他說：“因为事实上没有这么个‘潮流’更谈不上什么‘热潮’。我（指何博士）赞成这个观念：‘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反对单向回归论而提倡‘多元升华’。事实上，无论从創作实际或理论取向来看，今天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呈现的是多元升华的势态……”接着何博土解释什么叫传统。他說：“我们说‘传统’当然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以现代的眼光所看到的几千年来发展到今天的传统，大大超越了例如汉朝人或清朝人当时所讲的发展到汉朝或清朝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也在更新……”。
这是多么形象的语言，真是掷地有声！笔者支持何博士上述观点。從我定居澳大利亚约三十年里，根本沒有看到这种单向回归的“潮流”或“热潮”，看到的是海外华文文学与国内所谓传统文化的兼收並蓄。这也许就是何博士所說的“多元升华”吧？“回归论”之观点可能出自於一廂情愿、孤芳自赏之心态，它是似是而非的，是错误的。倘若获得中国国内外大多数权威教授、学者之认同，则不利於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崛起或发展，也不利於在国内向下普及与向上提升的功能。
下面是何博士与圣童这次访谈录最后的两大议题：即“多元文化中心及其他：超乎文学的爭论”和“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移民文学的立足点”，笔者觉得也许我们需要先弄清：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世界主义”、普世价值。
何博士說：“我提倡世界华文文学多元中心。其实中心不中心是显浅的现象，本来不必强调，更用不着争论。”“陈贤茂（教授）的确把这个文学中心的问题跟中国的政治联系起来了……”“他竟然断言：所谓“断奶”，就是“主张马华文学必须与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割断联系”。他在谈‘断奶’之争时，还企图把台独分子‘去中国化’的政治诉求强加到世界各国华文文坛上”。
笔者赞同何博士的“提倡世界华文文学多元中心。其实中心不中心是显浅的现象……”据我个人了解，各大洲甚至各国的华文文学都有其独特性，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其独特性，提倡世界华文文学多元中心，沒有什么不好。文学不是政治，沒有管辖上的从属性。至於学术问题的研讨、辩论有其固有的范畴，不宜无限上纲，扩大到政治领域。“扣帽子”，“抓辮子”之类的手法是卑鄙的，也无助於学术上的磋商。
紧接着何博士义正严辞、语重心长地說：
……反对的人一口咬定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美国价值，完全无视对方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其中包括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甚至居然敌视温家宝总理这句话：“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这种“敌视”，弄不好便会进而不但在理论上也会在实践上敌视全世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五千万华人华侨。所谓普世价值中的“价值”一词，远远不单是指事物的效用；更是指“社会伦理道德标准”。事实上，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今世界，提出“普世价值”的理念，有利于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平台。试问：如果没有一些普世价值为人类共同珍惜，共同追求，又如何解释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北京奥运精神？至于说世界主义、普世价值理念是我们移民文学华文文学的立足点，起码是因为由此可找到我们华人生活其中有所接触并要打交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的‘公约数’。这涉及到爱国主义及它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等问题……
上述精辟的见解，不仅体现何博士学术上的深知卓见，我个人认为何博士也是个哲学家、思想家。这些正确的理论，将提升澳华作家的视野，让一般澳华文友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由於当前世界科技的日新月异，地球就像一个村，在这个“地球村”或曰“世界村”里，我们移民文学华文文学的立足点，必然要具备世界主义及普世价值。也许世界主义对一些人而言，可能比较抽象，但可以在写作中加深理解。然而普世价值，对於一位文学写作者而言，是最基本的。世人如果沒有是非、黑白、善恶、好坏、美丑、贪污与廉洁等等的普世价值观念，根本无法相处，无法共存。法律的层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自觉。所以我个人认为一个作者、作家首先要有普世价值观念，紧接着是写作技巧及其他一些正确观点。我也赞同何博士的爱国主义论述：“我们既爱自己的祖国，也要热爱我们当下生活的国家”。两者沒有矛盾。以笔者为例，我出生于中国，在国内仅居住11年（包括去年暂居的7个月），在澳约30年，但我一样地热爱中国与澳大利亚。至於如何写好文章，我想借用名作家王蒙去年（2009年）在悉尼大学孔子学院回答现场一位听众所说的话："他(指写作的人)只能尽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作品写好,写好了以后,别人还觉得不滿意,那真是一点儿辙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不必过于操心……"王蒙还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笔者认为,这些对我们是终身的鞭策,他好像喑示我们要有使命感、责任心,尽力而为就够了。至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者,是很难写出好文章的。
谢谢圣童费神整理这篇访谈录，感谢何博士为澳华文学“把脉”，并开了“药方”。他对目前澳华文坛的贡献，就像一位笔名叫Bill的文友所說的那样：“有一位可敬的老人（何与怀先生）无私地允许我们站在他的肩膀上看澳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