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心血管病是澳大利亚的头号杀手，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杀手。没想到这个凶恶的杀手现在竟然杀到自己和别人都以为很健康的我的头上了。
二OOO年七月十一日，我的家庭医生DR Mohan把我送到心脏专科医生那里去了。在那里有一种检测手段叫做“Exercise test”，就是病人走在步行器上检测心电图。心电图结果表明我有“Heart attack”（心脏病 )，而且在五年前就有过一次心肌梗塞。如此奇特的检测真是令人惊讶。
七月十八日，专科医生Dr. Nashel又把我送到Liverpool医院去进行心脏透视检查（Angiogram ）。医生在我的大腿和腹部之间开了一个小口，然后用一条导管插入动脉直至心脏，但我竟不觉一点痛苦，医生还叫我把头部侧向左边看电视，在电视里我看到了自己不停跳动的心脏和象黑色闪电那样的血管，但我看不懂自己到底有什么毛病。最后医生把检查结果告诉了我：“你的心脏不太好，有三、 四处堵塞，需要动手术”（后来的书面报告表明：心脏里的四条动脉血管堵塞程度分别是90%、99%、99% 和80%，有些支血管堵塞达100%）。他说话时调皮地做了一个开胸的动作，使我感到有些恐怖。
（ 二 ）
随后，我躺在移动病床上被推到另一个医生那里，他就是后来亲自给我动手术的Dr.French，他征求我对手术的意见，我问这是什么手术，他写下“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就是心脏动脉血管移植手术。由于是绕过堵塞部分、重新接通，中文上便形像地称之为“心脏搭桥手术”。我又问这种手术是否容易，他说： “总是冒险的，但我可以给你做得容易些。”他的话使我感到安慰和可信，于是我便签名同意了。
医院定于八月三日给我动手术， 距离这一天还有两个星期的等待期。因为等候接受心脏手术的人不少，大约每天六人，排得满满的。这种高难危险的手术已经像中国的绝育结扎手术那样普遍和平常，已经从过去的摸索阶段走上了成熟阶段，成功率是很高的。住院那么多天我没有发现有哪一个上了手术台的病友回不来的，也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手术后的病友出不了院的。病友麦克听说我是来做心脏搭桥手术的，用讥笑的口吻对我说：“我三年半前在这里换了一个老猪心， 你的搭桥手术算什么！”病友汤姆斯，六十五岁，十四年前做了第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六年前又做了第二次。他说他是两次起死回生，全省第三名，是英雄。病友大卫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对自己的手术充满信心，他说：“做心脏手术好比买一部新车，发动机是新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卫的说法未免有些唱高调，然而正是他这样乐观的人最正确地对待人生和疾病，最完满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病人对心脏移植手术的科学认识和健康心理是经过长时间培养起来的，是澳大利亚心脏医疗实践的高度信誉带来的结果。我曾经问过一位老护士：“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到底能活多久？”她说：“我认识一个十五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他现在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现在的技术比十五年前进步多了，病人将会活得更长。”十五年前澳洲就已经有了这么高超的医疗技术，发展到现在就更是炉火纯青、举世瞩目了。说到这件事，很多澳洲人都会说出一位享誉世界的澳洲华裔心脏手术专家的名字-----Dr. Chen 张任谦。张大夫不幸于1991年被歹徒杀害。当时张大夫的葬礼十分隆重，万人空巷，长街送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人类心脏医学科学所做出的开拓性的巨大贡献。他给成千上万的心脏病人带来了幸运，也给华人移民带来了荣誉。难怪刚入院的当天，我的责任医生Dr.Hopskins就对说：“你是个有运气的人，本来象你这么严重的心脏病人，通常突然死亡率高达90%啊。”
（三）
由于对心脏病和心脏搭桥手术有所认识，我渐渐地消除了恐惧感。我的心脏病可能主要根源于我二十多年的吸烟历史（虽然来澳后已经戒掉）和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如爱吃肥肉）以及心理压力沉重，除此之外，父母的遗传基因也可能是个因素。我的父母都只活到六十岁，我如果不是遇上这么好的运气，恐怕连六十岁都活不到，而现在我有可能要超越这种“人生定数”了。
当然，有了生的安慰，还要有死的准备。手术的日期已经临近，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我对妻子口述了遗嘱。妻子在中国时就有过三次手术经历，她劝我不要怕，但当我说遗嘱的时候，她还是哭泣了。我担忧我的短命会招来夫妻散场，使她受尽人生的苦楚。太多的歉意来不及说明了，太多的眷恋来不及吐露了，太多的牵挂来不及表白了。
然而这一切都很快过去了。八月四日清晨，我终于从生和死的交界处醒来，我很快就意识到手术成功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啥时候被推进手术室又是啥时候被推出来的。妻子告诉我是八月三日下午三点动的手术，至七点结束，历经四个小时。病人手术后先要在急救病房停留一至二天，待情况良好后才回到原来的病房。我是不到一天就回到了原来的病房。手术医生Dr.French来看我，并告诉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问：“你给我的心脏搭了几座桥？”他把左手掌往我眼前一推，说：“五座”（Five bypass）。天啊！多数人都只是搭二、三座桥，而我竟一下子搭了五座，算是冠军了，我真的病得不轻啊。我痛苦地摇了摇头，又低头看看自己的右腿部，只见一条长长的刀痕从大腿一直划到小腿，足足有60厘米，这就是说这里的动脉血管已经被分成五段移植到心脏上去了（用自身的血管不会产生排斥现象，而且腿部功能不受影响）。我非常清楚我已经从成功的手术中获得了新生，如同刚出生的婴儿，大有人生从头再来的感觉，兴奋的心情真是不可言状。
（四）
心脏病人手术后的头几天是个关键时期，护理得好坏优劣关系到病人能否安全出院，关系到病人今后能否全面康复。我有幸在这个关键时期生活在一群最可爱的护士（在医院称为Sister 姐妹）之中。她们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职业道德的女性。她们不仅时刻关注着病人身体的各种变化，监控着病人的血压、脉搏，准时按量供给药物，还帮助病人洗澡、穿衣服，甚至还关照病人的吐和拉。心脏手术后的病人头几天通常会呕吐，有时众病人的呕吐声连成一片，实在令人翻肠倒胃。手术前我曾跟几个手术后的病友同住一个病房，由于他们的呕吐声的条件反射作用，有一天晚上我竟然在梦中也呕吐起来。而我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护士有所回避的。我倒是看见一个护士帮病人端着小盆儿，眼睛一直盯着病人吐完为止。这种坚强的忍耐力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一定是经过一番艰苦的训练才具备的。
有两位护士对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她们的言行使我感到意外和激动。
别姬，三十来岁，文静而端庄，工作效率极高，没有一秒钟闲歇，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实际上她来自菲律宾。我手术后第二天是她负责照顾我。她催我去洗澡，但我的身体还不能随便摆动，于是她走进洗澡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帮我擦洗身子，并毫不顾忌地把手伸进我的屁股眼和下胯里，这是我自己的妻子都羞于为之的啊。我对她道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她却反问我：“为什么？”若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助人为乐的人一般都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但她这个“为什么”表明她只会做不会说，不管应做不应做，只要对病人好的她都做，这不就是一种傻乎乎的忘我的美德吗？
珍妮，澳洲本地姑娘，大大的眼睛，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病人有求必应，在生理和心理的两方面都乐于为病人排忧解难。在我手术后的第三天是她负责照顾我。她催促我上厕所解大便，当我告诉她我已经解出几块时，她像运动员荣获冠军似的紧握拳头高兴地说：“Excellent（好得很）”。任何病人在得到这种鼓励之后都会觉得自己似乎不是在治病，而是在为一种荣誉、一种奖牌而奋斗。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对这后一句话 ，我是在这一次住院时才有切身体会的。每天供给我三顿饭菜、三次茶点的美食家有之；每天为我换洗床单、被子、毛巾的姐妹有之；耐心向我讲解饮食科学的营养学家有之；严格催促和教导我锻练身体的工作人员有之；手把手教我如何自己检测血糖和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专家有之；主动上门询问我有否福利要求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之。除了院内的，还有院外的。快要出院时院方发现我的右腿刀口处还有点血渗出，本是小问题，可是院方却一丝不苟，送给我一大包护理用品叫我带回家，并通知我说：我所在社区的保健部门（Community Health）将派人为我的腿部护理三天。
我曾问过那位上门来的护理员克希拉小姐：“ 这么好的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她介绍说：这种制度自1973年就已经有了，是政府为节省开支而建立的，病人住在医院里费用昂贵，能够回家治疗的尽量回家，这样费用就便宜得多了。在我回家疗养的三个星期后，Liverpool医院打来电话请我参加院里组织的心脏病人锻练活动，使我又一次幸运地得到了迅速恢复健康的好机会，而且每一次都由院里专车免费接送。所有这些人员和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保护着人的生命，是这个最可爱的国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
手术后的第六个星期，我感觉心脏跳动平稳而有力，呼吸顺畅，过去因心血管堵塞所产生的肩、背、胸、臂部位的酸、麻、痛、辣已经完全消失了，睡觉特别香甜，醒来精神抖擞，开车、锄地、爬梯子、推割草机，样样能做。9月22日我按照预约去看我的手术医生Dr.French，一见面我就感谢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本想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之类的话，但又怕人家这里不兴这一套，接受不了这种文化，于是就不说了。但他被我的激情所感染，眼睛闪着泪花。不过他已经认不出我来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满面红光的没有病态的我。后来经过查档案，他才记起我这个“Five bypass ”来，高兴地说：“你看上去很好啊！”我问他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手术后我还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听了听我的心跳，又看看我右腿部的刀痕，然后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经恢复正常了。”他的这个判断和医院给我下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六个月之内可以恢复工作。
妻子最关心的是医院要收多少费用。住院时我已经问过院方，我告诉她住院期间一切都是免费的。她怀疑我听错了英语，叫我再问一次，我问后回来告诉她：“人家说了，这里是公共医院，所以是公费医疗。”她还是将信将疑地说：“没准出院后他们才叫我们汇款呢？”当然她的担心是多余的。倒是曾经从医院寄来一张医疗申报表要我填写和签名后交给一个叫做“Medicare（医疗）”的政府部门，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医疗拨款事宜的。到底我的手术花费了多少钱？显然这是医院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事了，用不着我来管。不过我曾一度沉浸在一种理论思考之中：是否可以把这类好事叫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呢？
今年花胜去年红，一年一年花更好。 在澳大利亚联邦建国百年庆典之际，我衷心祝愿这个最可爱的移民国家不断地文明进步，造福于人类。
说明：此篇报告文学在2004年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征文大赛中被评为入选作品,编入04“文友星系”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