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能忘记，从他那飞动的指尖下流淌出来的能感动得魔鬼都流泪的琴声和炒黄豆般令人乏味的算盘珠响。
大任哥哥姓严，是我家的邻居。当我还是学龄前儿童时，他已是初中生了。那时我真的很讨厌他，因为每天当我和他妹妹小妹要收听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时，他就窜到我家（经我父母同意）来收听“外国音乐”节目。六十年代初，收音机在大陆还是贵重物品。大任哥哥那当医生的母亲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穷的响叮当，买不起收音机，而大任哥哥酷爱音乐到了疯狂的地步，只好厚着脸皮到我家来蹭光。我和小妹总是推他搡他，不让他靠近收音机，但最后总是我们失败，“小喇叭”变成了大喇叭。于是我和小妹摆出“打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的气概，拼命制造噪音。他便将一只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另一只耳朵用手指塞住，闭住眼镜片后的双眼，那每每显得忧郁的苍白面孔此时变得神采飞扬，直到音乐结束，他才像大梦初醒一样回到人间，长出一口气，把旋钮拧回到儿童节目，两只大巴掌放在我和小妹的头上揉一揉，哼着刚听来的曲子，扬长而去。
大任哥哥每个星期要到三十里地之外的音乐学院找教师学一次小提琴，为了省车钱，总是步行而去。学费每小时十元人民币，是靠他打零工来支付的。每天天色未亮，当我躺在床上听到唰唰的扫帚声从窗外响过时，我就知道那是大任哥哥在扫大街了。有时我起早床随妈妈去买菜，可以看到他身穿蓝咔叽布学生服，戴着捂得只剩双眼的大口罩，埋头挥帚。当我们走过他身边时，他不好意思地背过身去，因为在那个时代，学生打工是被看作不务正业的。我还有几次在马路的上坡处，看到他在似火骄阳下穿着背心帮过往的板车拉坡，他的背朝前躬着，头几乎要贴到地面，纤绳深深地扣入他白皙的肩肉里，额上的汗水顺着眼镜框往下滴。
大任哥哥有时全然是另一副模样：他在家门外的楼梯口站得笔直，长发一甩，夹起小提琴，挥弓的右臂如柔和的海浪般起伏，左手指在琴弦上飞跳如枝头小鸟，他俨然像是站在舞台聚光灯下的专业小提琴家。在我看来，他的演奏完全达到了专业水准。每当他奏响独奏曲，不一会儿马路上就会有行人驻足聆听，有些人还会情不自禁地循声上楼，听得久久不愿离去，连贪玩的孩子们也会终止游戏，在大任哥哥身边聚成一圈，安安静静地发呆，乐曲终了时，我会依在大任哥哥身上与他亲昵，炫耀地对其他小朋友说：“我大任哥哥……“
大任哥哥考过好几次艺术团体，每次都是主考人员无限惋惜地对他说：“你的琴拉得很好，但是你的家庭出身……唉！”他的琴声能感动的魔鬼都流下泪来，却感动不了那些掌握命运的人。他考过大学，照样也是榜上无名。
他爸爸在郊区的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有时周末前到前妻这儿来看望孩子们。邻居的大人们会拉住小妹问：“那个到你家的男人是谁？”小妹答：“是我爸”。“你爸在你家过夜吗？”小妹答：“不过。”但我看得出来，大任哥哥的父母感情仍旧很好。我母亲有一次在谈到他们时说：“唉，全是为了孩子。”可是孩子们又何曾逃得出家庭出身的阴影。
记得有一夜，大任哥哥操起了二胡，凄绝无比的《江河水》随着那两道冰凉的琴弦倾泻而下，弥漫到无边的夜色中。他拉着拉着，两道“江河水”从他眼中淌下。当一曲终了，不知何时聚拢的听众中也是泪花闪烁成一片了。
大任哥哥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后来就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去了。他们全家也被下放到农村。我好多年再没有机会见到他，只听说他后来被招收到一个农村小镇的榨油厂当了会计。
一九八八年，我到大任哥哥所在的县进行一项社会调查，顺便去拜访他。当我从阳光强烈的户外跌进那间油乎乎暗兮兮的木棚子时，好大一会儿无法看清屋内的景物，只听到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我循声凝眸看去，就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坐在墙角桌后埋头打算盘，看不清他的脸，只看清指尖在算盘上飞动。是他！我认得出这双手，这双本应是创造音乐的手，这双本应有可能领取音乐大奖的手。我的心一阵紧缩。“大任哥哥。”我喊道。他抬起一张满是皱纹神情木然的脸，当他终于认出是我时，很是殷勤。他的同事进屋来，他赶忙向他们介绍我：“这是我的小兄弟，他是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语气中不无炫耀之意，如同幼时的我，以他为荣耀一样，接着便问我：“你工资有多少？”“基本工资一百三十元。”“呀，高出我五十元！”他惊叹道。我只有默然。
我应邀到他家去。他家在离榨油厂不远的乡村里。此时，邻家的猪正在啃他家屋旁的自留菜地，他急忙拾起一块土坷垃呼叫着追过去驱赶。进得屋里，见到了大嫂。大嫂是位黝黑硕壮的农妇，正与十三岁的女儿一起磨豆汁。大任哥哥告诉我，做豆腐卖钱可贴补家用。
坐下来寒暄一阵后，我告诉他，我准备到澳大利亚留学。他沉默了半晌说：“那儿有悉尼歌剧院……唉，我要是晚出生十年就好了。”我问：“还拉小提琴吗？”他叹口气：“过去的严大任已经不存在了。”“我多想再听到你的琴声，为我再拉一次好吗？”拗不过我的再三恳求，他架梯子爬上阁楼，抱出沾满灰尘的琴盒，打开一看，琴弦断了……
小镇上买不到琴弦，我终于没能再听到大任哥哥的琴声，即使听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他的艺术生命之弦早已被掐断了。
原发表于1993年4月9日澳洲《华联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