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王世彦爱上画画。她发现自己最喜爱的画家首先是毕加索。毕加索是对二十世纪绘画史且这决定影响的一位艺术巨匠，他彻底的从观念上打破了过去统治画坛的旧传统“把大自然已经完满造成的东西再创造一次”就是临摹自然的传统。
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深藏在我们可见的表象后面的，所以人们不能光画他所看到的东西，而必须首先画出他对事物的认识。王世彦告诉我她爱毕加索，是爱他一生都在向自己，向人类，向全世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没有结局的战斗。她认为他是一个最成功但同时也最悲惨的艺术家。她说，我不仰慕他的成功，我要看的只是“洗衣舫”。
“洗衣舫”是毕加索年轻时代曾居住的画室，他当时贫困交加，狼狈不堪，常常饿着肚皮画画。据说这所房子夏天热得像个蒸笼，冬天有冷得像个冰窖，故取名洗衣舫。
九九年八月份，我们真的去了巴黎。
我不是头一次来巴黎。在我心目中巴黎是一个梦，一个奇迹，它由许多伟大的人物和许多如火如荼，浪漫美丽的故事组成。它身上印遍了这些人和故事的痕迹。而他们的生活，热情，思想，曾经像火炬般在我年轻时代的胸中燃烧。这火炬伴随着我不知疲倦，义无反顾地越过那贫乏，愚昧，琐碎，无意义的生活，朝着神圣的艺术海洋奋力游去：在我心中巴黎是个圣地，是使这个世界辉煌的一个根源。每次去造访它，内心有着一个隐隐的愿望，就是再次去被那火炬温暖，点燃。但重新出现在眼前的巴黎却有点令我失望：举目望去到处是游客，到处是大群大群不知从哪儿涌到的巴黎的游民..看得出他们对巴黎一无所知，毫无联系。到处又脏又乱，巴黎被污染了。那曾经神秘的回旋在它上空的诗意和浪漫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而产生它们的因素似乎也不再存在了..
街道上，地铁里，咖啡馆内，巴黎式的生活似乎还在继续，但我在巴黎人眼里看到的，不再是他们祖先那种蓬勃的斗志，生机，而是淡淡的茫然，无奈和厌倦。不仅仅是对别人，更是对他们自身的厌倦。我把这想法对王世彦说了，她笑说真准确！
不过我这些扫兴的感想并没影响她一丝半毫，倒是她持续而越发高涨的激情感染了我，带动了我。我被她拖来拖去，流连在公园，古堡，咖啡馆和大街小巷。巴黎使王世彦沉醉，她似乎能摸到这座城市远古的灵魂，并与它难舍难分。几天之后我不知不觉抛开了自己的情绪，跟王世彦一道兴致勃勃的探索巴黎去了。巴黎到底是巴黎，它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无论你对它怀着什么想法，你都会向它投降。
那天我们终于去了王世彦盼望已久的蒙马特高地。
蒙马特高地是巴黎的唯一制高点，它的顶上屹立着庞大无比的圣心大教堂，由于它雪白而巨大，有着高耸的圆顶，远远看去似一座巍巍的雪山。高地的正前方是宽广的花坛，草坪和石阶，教堂后面就是世界闻名的画家村，画家们聚集在这里为游客画像。
但我们俩心照不宣的真正目的，是来看毕加索的洗衣舫——它就坐落在这块高地上，从前我不知道这点，是王世彦从她那本厚厚的旅游指南里面发现的。这样的书她带来好几本，每晚在灯下不厌其烦地翻阅，对照地图，找车站名字。一边还要听我的风凉话：这么认真干什么，又不是打仗，应该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她什么也不反驳，只坚持她的一套。结果我明白了，一定得这么认真。
再次见到画家村，我的心沉了一沉。过去的画家村整块空地都是属于画家们的，中央有一家小小的红色露天咖啡馆，供画肖像的游客歇脚。这个过去看上去蛮可爱的小红店，现在张牙舞爪地成了画家村的主角，它扩大到了令我愤怒的程度，戴着红色标志的侍者们转来转去做生意，俨然是这儿的主人。而昔日的真正主人。画家们都可怜巴巴的被挤到一旁去了。到底是画家们生意太淡而缩小了他们的阵营，还是地方被有钱有势的咖啡店主占去了，我不得而知。但喜欢怀旧的我，被一种今非昔比的情绪感叹占据，我怀着敌意看着这间咖啡店，一肚子气。
王世彦不知前情，看热闹看得兴致盎然，三个乐手，一个拉手风情，一个吹萨士风，一个拉小提琴，殷勤的围着她演奏起来。
后来她拉着一位画家向他打听洗衣舫。画家摇着头，用很蹩脚的英语说：“那间房子没有了，拆了，没有了！”我们急忙又问了两三个人，也都说不知道。
快到傍晚了，我们走进路边一个小园子，吃了我们自带的三明治，沙律。准备起程了。我们决定，翻遍这块高地，也一定要把洗衣舫找到！
这个区的路面，房子，围墙，花园，都非常的别致。换了别的时候我们会仔细欣赏一番，但这次我们的目的太强烈了，以至于对它们视而不见，我们只想看到一行字：毕加索故居。
走遍了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没有看到这几个字样。也许那个画家说得对：拆了，改建了，不存在了。最后我们精疲力尽，走不动了，因为高地上的街道都是上坡下坡路。
天完全黑下来时我们回到高地正面的台阶上，和许多游客一起坐着，看着车水马龙，万家灯火，迷宫似的巴黎。
我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对王世彦说：“瞧，巴黎的夜景多美！”
她“嗯”了一声，心不在焉的盯住前方。她失望了。
我虽然也失望，但我更不愿意看到她的沉默。
“我们明天去毕加索纪念馆，好吗？”我安慰地说。
“好”，她平静的点点头，“我们走吧”。
这时我要上厕所去，到处转了一下，发现山顶的厕所都关门了，要下到高地外的街道才有。让王世彦在这儿等着，自己从宽阔台阶下去。回来时大门也锁了不让进。向人打听，大门往左不远的地方有条窄长的石路一直通到顶上。没有选择的我只好拾级而上，上到一半已是气喘吁吁，便停下休息，忽想起下午在找房子时王世彦说过，在毕加索传记里曾经描述过：“他每天晚上抬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石阶爬上回家的路。”
我脑子一亮，毕加索是住在这一边！这边会不会有街道？
一口气冲上山顶找到王世彦，告诉她我的猜想，她兴奋无比的站起来冲着我说：“你呀，关键时候总是聪明的！”
我有点洋洋得意，因为我的一贯表现实在是不太怎样。我们在黑夜里忽然又意气风发，匆匆整理好东西，带着新希望出发了：寻找毕加索去！
我们现在认定他是住在这一边，今天没有发现这边还有住宅区，以为已经找遍了高地。现在沿着左边的道路去找。
转了几个弯，果然，另一个生活区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带与我们今天走过的那些街道房子是大不相同，有贫民窟的味道，房子都又旧又小，年久失修的挤在一起，一幅无人问津的样子。我们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找对了。
夜已静，街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们硬着头皮敲开人家的门，问了两家都说不知道，还有一家不太会讲英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住在毕加索故居旁边的人，居然不知道有毕加索故居在这里？我们只好一间一间房子挨着找过去。还是没有看见一间带有毕加索字样的房子出现。
累极了，肚子也饿了，脚下起了水泡，刚才的信心在渐渐熄灭下去……突然，我们停下来。
一条小街，一条幽深，窄长，笔直的小街，从我们脚边向远处伸去，它在半途下沉，然后又再往上升，笔直得出奇。路旁各有一排深绿色的小铁柱，像一队士兵，在苍白，黯淡的路灯下，沿着街道下沉和上升，一直伸到很远很远，消失在黑郁郁的树影中。
一条黑色的流浪狗踟蹰在路旁。
这路显得出奇的宁静，苍凉。一种神秘而沉重的气息笼罩着它，它仿佛完全独立存在着，与世隔绝，像个凝固的梦。而那轻轻往上飘去，隐没在黑夜中的街道深处，在努力把我拉向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听到他的脚步声”
他在低头走着，拖着他矮小遒劲有力的身躯，怀着他不为人知的苦恼，也不为人知的快乐。他的思想就像这路一般的神秘，沉重。
再不会有他了，再不会有这样一个人，以他无比强悍的意志，非凡的头脑，充溢的创造力和对生命深刻的爱，为我们这个世界增添了多少光彩，他是永远的消失了。
忧伤向我袭来，自到巴黎后一直缠着我的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此时突然消失，变得敏锐激动，我在倾听；什么是真正的高贵？有人说过，那是一种尚无任何天平能衡量的价值的庄严，一种不求荣耀的英勇。我想，所有伟大的的艺术家身上，都有着这种高贵。正是这种特质使艺术家达到凡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条幽灵般的小巷突然向我揭示出的，正是这种为了创造而甘愿受苦的精神。
在那一刻我与他相遇了！
“他就住在这条街上，我们不要再找了。”我对王世彦说。
“对，我也感到了。”她也在凝神屏息感觉中。
“来，我给你拍张照片，我们算是来探望他了。”我说。
她的脸色变得凝重，缓步走到小巷中央，站好，神情肃穆的看着我，她的眼神里透露出很少见到的沉思与亲情。我按了快门。可惜后来才发现由于光线太暗，这照片报废了。
我们心满意足料，打道回府，我们不需要再找了。
这个区的结构是这样的：每一条街都有一条步级通道上一层的街道，一层层的街道沿高地建筑。回家去，我们就沿着这些石阶往下走。
王世彦按她的老习惯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我只得停在路边等她，好容易才见她走过来。
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对不起”，回头一看，是对青年夫妇。男的抱歉的指指我背后的门。我笑着问：“这是你们的门？”他也笑着说正是。我赶紧让开道，让他们进去。就在他们关上门时我突然冒出一句：“你们知道毕加索的房子？”
没想到那女的爽快回答：“是的，就在这上一层街，往左拐，走到尽头就会看到了。”
我们几乎欢呼起来，在诺大的高地上，我们竟准确无误的猜到了毕加索住过的地方！
我们又沿着原路飞奔回去，一点也不累了。
终于看到它了，“洗衣舫”。它已因太破旧而被拆除重建，但门前装了一个小小的橱窗，亮着灯，里面陈列着毕加索与洗衣舫的旧照说明。
这是一个庭院似的小街角，四周分布着一些长凳，几株树。门的斜对面有一个小雕塑的喷泉，水从里面喷出。故居的正前方的长凳上，坐着位青年人，他剃着光头，手拿一瓶啤酒，在很激烈的大声说话。
我环顾一下，他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倒是在那喷泉边，有个流浪汉模样的人，在不停的摆弄着涌出的泉水。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可能也是个疯子。再远一点，几个衣着随便的男女在弹吉它，唱歌，不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怎么都想不出这一切与毕加索的联系。只好再次盯住那位年轻而失去理智的演讲者，他比我更专注的，一直在与那位假想中的敌人辩论。他有着欧洲人英俊的面孔，有力的下巴，漂亮的眼睛，真不忍承认这是位疯子。王世彦则一直站在橱窗前看图文。
我又把眼睛移向喷泉那边，那另一位疯子，流浪人，依然全心全意地对涌出的水做反复研究，其耐性比得上任何一位艺术家对待他的画作。我站起来朝“洗衣舫”们前那株树走去。
在橱窗旧照里的它只是一棵很嫩，很小的树。现在它明显地长大了，粗壮了。毕加索没能看到它成长后的样子。我伸出手轻轻触摸它。
就在那一刻，就在我的手指触到它的一刻：我感到了毕加索。仿佛我就是他本人，站在树前，用手扶着它，饥肠辘辘。我甚至顺着他的视线一到家门口的墙角边，发现好心的友人放在那儿的一块面包，一个罐头和一瓶酒，又惊又喜。
肯定的，他曾在这棵树旁逗留过，思索过，激动过，失望过。感谢这棵活着的树，在毕加索的门前，它告诉的最多。
我一再抚摸着它。王世彦仍然站在橱窗前，她在想什么？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坐在洗衣舫门前的另一张长凳上，各想各的，没作任何交谈。弹吉它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不见，演讲者终于垂下头，不再说话，只是不停的用他的手掌猛地击拍在长凳上，吓我们一跳。泉水边的那位也终于停止了他的活动，从地上捡起一堆黑糊糊，湿淋淋的席子--他的床铺，蟎跚离开喷泉，走到街角，拐个弯不见了。
一切安静下来，夜深了。我们回家。
一百年前，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他充满秘密的艺术道路上曾有一段时期被称为“蓝色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倾尽心血，去描绘和他一样潦倒，贫穷，备受人生折磨的流浪者，卖艺人和劳动者，他对人类的疾苦寄予无限的同情。
一百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家门口，我沉重地感到，欧洲人并没有从精神的困境中走出来，还是那么迷惘..
人类在心灵上越来越孤独，彼此隔绝，越来越无法畅快的与大自然共同生息，无法深切的享受生命原始的甘美，人类在精神上迷路了，他们捧着一大堆无用的物质，却丢失掉了最宝贵的东西，生命的知觉，就像海边玩耍的的孩子，满手贝壳，却把珍珠遗落在脚边。
我们仍有希望吗？
写于一九九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