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6日20时20分，刚过完83岁生日不久的父亲，在上海第十人民医院的病床上，走完了人生的旅程。
父亲离世的那天晚上，我没有守护在他的身旁。我总以为病了一年，神志还清晰的父亲不会说走就走的。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好几天了，可是父亲还能饮食，说话的语句依然让人明白理解。常规判断，我想父亲不会这么快的离我而去。然而，当我心急火燎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欣慰的是父亲患病期间，该对我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不管是叮咛还是嘱咐，不管是留言还是遗言，都已存在了我的心间。
那天，当我俯身在父亲遗体前失声落泪时，仿佛觉得父亲还活着 。往事，只有往事，在我心里化成了悲泣的声音，有点不敢相信事实：“爸爸，您真的走了吗？”
一年前，还在澳洲生活的父亲感到身体不适，我和妹妹一起陪他到医院就诊。料不到最终结果诊断出了绝症-----胰腺肿瘤。得知父亲患上了这个“恶病”，我和妹妹心头一下子沉重的说不出话来，又不敢把这个严重的病情告诉父亲。因为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挺进“九十岁”人生大关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如果让他知道这个“坏消息”，怎可了得？在父亲一再催问后，我只能安慰说，“爸爸，你的身体内确有点毛病，人吃五谷杂粮，那会没有毛病呢。”妹妹说，“爸爸，不要把这点毛病放在心上。” 父亲看不懂英文写就的病历，也听不懂医生解读的病情，就只能听他的儿女说什么就算什么了。
瞒着父亲，我和妹妹似乎乱了方寸。立即和在上海的两位姐姐商量，怎么办？治疗是肯定的，问题是回上海呢? 还是留在悉尼？悉尼的医疗条件应该肯定，但是父亲的亲朋好友基本在上海，人情化方面就淡缺了。况且这种疾病，从医学史上来看，治愈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也就是说做这个决定，必须考虑到父亲的最后归宿-----生命的终点站，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至此，我才发现，作为儿女的我们，面临着一道艰难的选择题，要做出正确满意的选择，真的很为难。我和姐妹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才把各自的想法趋于一致，还是征求倾听父亲的意见。
父亲在澳洲生活至少也有十年了，对这里的生活还是满意的。可是面临生老病故，一切还得从实际出发。而且，作为一名老年新移民，父亲已经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时间又不允许久拖。在“走”和“留”的问题上，父亲只是说，疑难杂症治不好的话，还是回国吧。当时我想，父亲回国，在癌细胞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杀伤力的时候，乘坐飞机尚能适应。如果一旦病情发作起来，即便想回国恐怕也为难了。我记得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晚上，躺在悉尼医院病床上的父亲，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最终使父亲拿定了主意，他对我说：还是叶落归根吧。
听到“叶落归根”几个字，不知为何，突然间我的胸腔里开始滚动泪水。但是，我强作欢笑说，“爸，叶落归根还早呢，说不定枯木逢春呢。” 父亲听我说出了这么句成语，经过沧桑岁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是呀，谁说“枯木”不能“逢春”呢。更何况至此，我们为了安慰父亲还是强调，病情只是处在怀疑状态。悉尼医院的结论不是最终的定论 。
几天后，我陪伴父亲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回到了上海。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姐姐，姐夫，拿着悉尼医师汇集的最先进仪器做出的病理报告图片，遍访名医，敬请专家，答案是一致的，此病很难治愈。采取保守治疗，还可延长生命时间。大概多少呢？我问上海医师，答曰半年应该不错了。和我在悉尼问医师说有六个月差不离。我的父亲生命还有180天？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轰击。可是，回到上海的父亲精神状态，显然要比在悉尼好许多。我回到悉尼后常给他打电话，他总是说上海亲朋好友多，让我和妹妹不要牵挂。事实也确实如此，在父亲一辈，他是家中老大，又是家族中第一个知识分子，起着文化教育的榜样带头作用，所以同胞弟妹常来看望他。父亲的大弟弟，也就是我的大叔叔，1956年的留苏生（留学当时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曾经亲自聆听过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大叔对父亲诙谐地说，“你比毛主席还伟大呢，毛主席才活了82岁多，你已超过了一岁。” 我们都笑了，父亲也笑了。那是一种巨大的幽默带来的宽慰。父亲同事不多，有的已经先他而去，但邻居朋友还有。于是，只要见面就会和父亲聊天问候。感受到一股别样的家乡情。还有父亲的原来工作单位领导，也及时送来慰问金和慰问情。总之，这一切，在国外是享受不到的。这让他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感受到人生晚霞的美好。父亲两位在上海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姐姐，为了父亲减少病痛，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在父亲生命的晚期，两位已是基督徒的姐姐鼓励父亲参加基督教会。也许希望得到神的解救吧，确也得到了解救。不信你看，虽然病因在父亲体内一天天恶化，但生命日子却在一天天延长........本来只有半年生命期限的父亲，居然又延长了半年时光，特别是据说患有此病的人，临终点都是要面临生离死别的折磨，但是表现在父亲的病容上却一点也不明显。我猜想这就是牧师和教会兄弟姐妹们祷告的力量吧！
是的，最终父亲还是离开了人间。还是走了，但是走的很安心，很安详。
在那天为父亲举行的追思会上，父亲学校领导致了悼词。教会安排了唱诗班，还有长笛委婉深远宁静悲悯的吹奏，使整个吊唁大厅在庄严肃穆中带来了一丝生命通道的光彩。我相信仰卧在鲜花丛中的父亲也一定听到了这些来自生命世界的声音。而我的答谢辞在最后部分是这么说的：我的爸爸出生于928年4月8日，在上海一个普通的穷苦家庭成长，靠自己的努力，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是新中国政府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以后的岁月虽然只是一名极其平凡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今天当他在走向天国的路上，却听到了这么多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赞美之音 ，我相信我的爸爸此刻一定充满了感激之声。现在，我接受我父亲生前的委托，向各位表达最真诚的谢意。
亲爱的爸爸，您一路走好！
2011年8月初稿，11月12日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