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儲安平先生在毛澤東“誠懇”動員之下，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個發言，提出“黨天下”這個石破天驚、切中要害的批評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而且是至今“不予改正”的中央“級別”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在文革中儲先生更慘遭迫害，最後人間蒸發，不知所終。現特發此文，紀念儲安平先生，亦為“反右”五十五周年祭。
一
那天在馬白教授家裡和儲望英聚會。望英君是儲安平長子，移民澳洲也有一些年月了，就住在悉尼南區離馬白教授家不遠的地方，過著平淡幽靜的退休生活。我們談那場倏忽之間就摧殘了幾十萬精英的所謂“反右運動”，談他父親。他話不多，看來性格也像他每天的生活一樣，但內心的悲愴，雖然壓抑著，也是可以感覺到的。
二
關於儲安平，至今還是一個謎——是他之死，或不知生死。
許多人已為此寫過文章，提供自己的見解。例如：徐鑄成的〈我的同鄉〉（台灣《傳記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期）、戴晴的《儲安平與“黨天下”》（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孫琴安和李師貞的《毛澤東與名人》（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董樂山的〈閑話皇帝〉（廣東《隨筆》，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鄧加榮的《尋找儲安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胡志偉的〈中共文化百人誌〉（台灣《傳記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十三卷第二期）、餘開偉的〈儲安平生死之謎又一說〉（《書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以及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書中有關章節……等等。各有各的說法：“投河自殺”（在北京某個地方？）、“蹈海而死”（在青島？在天津？在塘沽？）、“虐殺斃命”（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紅衛兵掀起“紅色恐怖”期間，北京市被打死或受到迫害後自殺者超過一千七百人）。也有說未死的，說儲在新疆改造時，逃到蘇聯去了；或說他在江蘇某地出家當了和尚……
最神乎其神的是章詒和的敘述：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訪美歸來。他特地打來電話，說要告訴我一則消息。我去了坐落於東大橋的吳宅。
紅光滿面的吳祖光，興沖沖地說：“詒和，有個老作家在美國某個小城鎮的街道散步，忽見一人酷似儲安平，即緊隨其後。那人見有跟蹤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錯過良機，便連呼：儲先生。聲音也越來越高。那人聽後，竟飛奔起來，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儲安平可能還活著，在美國。要不然怎麽死不見屍呢？這個消息太珍貴了，你回去告訴李大姐。”
章詒和把這個消息轉述給母親。這位大右派章伯鈞的夫人沒有興奮起來，只說：“這不是儲安平的消息，是儲安平傳奇。”
儲安平的後人也不相信儲安平還活在世上。儲望英的弟弟、現在墨爾本居住的儲望華記得，早在六十年代初，他父親曾和他說起過“想要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面對“抱負”不能實現，屈辱不堪忍受，儲安平想到死是很自然的。而儲望英的腦海裡，一直浮現的是另外一個可怕的情景：他父親被野獸吃掉了。他以平靜的聲音告訴我們說，儲安平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天，可能神志不清地躑躅到北京郊外像八大處一帶的山林裡，那時八大處山林裡常有豺狼野狗出沒……
儲安平孤零悲慘的最後日子又是怎樣的呢？人們知道，反右之後，儲安平第二次結婚的妻子也棄他而去，此後經年，大多數時候，老人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每天只能與屋裡養著的山羊為伍……
經過多方回憶，總算拼湊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景。
儲安平“失蹤”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在他五十八歲的時候。
八月三十一日，剛好與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慘受多日淩辱毒打的儲安平在京西青龍橋邊潮白河自殺，但沒有成功。一個多星期後，他從關押他的九三學社後院小屋回家，看到家裡已是第二次被抄家。居室、客廳均被洗劫掠奪一空，除了滿地的碎紙亂片外，已一無所有。面對這般情景，儲安平的心便整個地絕望了。他踽踽離開家，走了出去……而陰差陽錯，就在第二天，他學農的女兒儲望瑞曾從北郊進城，回了一趟家——只見門虛掩著，裡面空無一人，東西也蕩然無存，只是滿地撒著花手帕，她記得是她小時候一條條精心攢在盒子裡的……
九月中旬的一天，儲望華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某女士打來的電話，問知道不知道儲安平目前在哪裡。儲望華說：“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統戰部下達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國慶之前找到儲安平，“以確保首都的安全”（！！？？）於是九三學社派了一名幹部（中共黨員）負責此事，並要求儲望華和他二哥協助。他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東、西城不少街巷轉了好幾天，查訪了過去與儲安平曾有來往的朋友，卻毫無結果。
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幾個穿著軍裝的幹部來找儲望華，說他們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由公安部、統戰部等組成儲安平專案組，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儲望華提供情況予以協助。首先他們要求儲望華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儲望華一時頗覺詫異：憑他們的權力，他們完全可以通過組織途徑去向有關部門索取，相信不難獲得他的照片，卻偏偏來向家人索取照片。事後聽說這幫專案組的人是有意通過這種試探，來考察儲望華是否和父親徹底地“劃清了界線”。他們知道，儲安平最疼愛他這個自小聰明伶俐、天資過人的小兒子。
在那個全國籠罩在紅色恐怖的年代，這種考察幾乎是多餘的。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一九六九年，大陰謀家、迫害狂康生發話：“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麽回事？！”害人的人顯然都想清清楚楚確知所害的結果——他們引以為榮的業績。
沒有答案，即使在威嚴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死人無言，生人不語。真是一個冷冰冰的“死結”！儲安平生死之謎，雲遮霧障，撲朔迷離，如今雖然過了幾十年，聽來也令人分外黯然神傷。
三
作為一九八零年“不予改正”的中央“級別”的五名大右派之一，儲安平究竟犯了什麽滔天大罪？歷史莊嚴地記錄下來了：“黨天下”。
儲安平是在毛澤東“誠懇”動員之下，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做了“黨天下”的發言的，發言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第二天見報於《光明日報》，標題改為〈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儲安平說：
……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單位大小，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樣的想法。從而形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系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導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党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被搬到了人大常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位黨外人士，是不是黨外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
儲安平的發言石破天驚，引起與會者極大震動。馬寅初等人，當場叫好；而個別政治敏感者或有特別管道者立時覺察到，這位“言者無罪“者肯定罪責難逃，要大大倒楣了。事實上，毛澤東於半個月前，也就是五月十五日，已寫了一份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秘密文件，在高級幹部中內部傳閱。毛已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了。
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訴，白天黑夜的、馬拉松式的輪番轟炸，是從六月六日下午開始的。當日下午，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提法是嚴重的錯誤。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親自執筆的、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從而向世界公開地拉開了反右的序幕。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使他首先成為“眾矢之的”。
六月十日下午，民盟光明日報社支部首先在吳晗的主持下召開全體盟員大會，一致對儲安平的“黨天下”論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在大會上先後發言的有《光明日報》編輯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編輯、記者。
六月十三日晚，民盟中央小組座談會舉行了第四次會議。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在會上作了〈民盟中央不能對心懷異志的人有所包庇〉的發言。民盟中央委員千家駒在會上也批判了儲安平等右派“在整風中混水摸魚，假借整風反社會主義、反共”。
六月十四日，《光明日報》社工廠和行政部的職工舉行座談會，一致“憤怒譴責儲安平以本報總編輯名義發表的反社會主義言論，堅決表示要保衛社會主義陣地，粉碎儲安平將報紙拉向右轉的任何企圖”。在會上發言的，有排字工人、輪轉機工人、汽車司機、鍋爐房工人、炊事員和行政管理人員等二十多人。
當日下午，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邀請在京的中央委員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員舉行座談會。二十四個人發言，一致對“儲安平散佈的‘黨天下’謬論和其他右派分子反黨謬論作了批判”。
六月十五日，《文匯報》登載了姚文元題為〈右派野心分子往何處去〉的文章，文章說：“當儲安平、葛佩琦等等野心分子，以英雄的姿態站起來向社會主義開火的時候，他們自以為是頂天立地的巨人……然而他們立刻就發現自己倒了大黴了。”
當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馬寅初的文章〈我對儲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論發表些意見〉，說：“儲安平先生的話據我看來是反映了某些人的看法，決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黨天下’的說法是錯誤的。”
六月二十一日晚，九三學社由該社主席許德珩主持，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聽取了九三學社副秘書長關於《光明日報》最近召開社務委員會討論章伯鈞、儲安平擅自篡改《光明日報》政治方向問題的情況的報告。
六月二十九日，《文匯報》加編者按登載了儲望英被迫於三天前寫給父親的公開信。
七月三日，《人民日報》刊載了李兵的文章〈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右派〉。文章系統地揭露了儲安平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右派”表現。
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敏的文章〈編輯“能手”〉。文章最後說：“儲安平的‘左鞭右打’的標題的政治性之強，手法之巧妙、毒辣，可謂深明編輯政治性之味矣。”
八月六日，《四川日報》發表了唐小丁的文章〈“黨天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說法為什麽是反動的〉。
九月二日，《人民日報》登載了署名理夫、林歧瑞的文章〈天下究竟應屬於誰？〉，批判儲安平的“‘黨天下’的謬論”。
十一月二十八日，《光明日報》刊載了魏建功、黃子卿等人的文章〈批判儲安平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幾個荒謬論點〉。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天，九三學社中央和《光明日報》聯合舉行大會，系統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儲安平。參加大會的有九三學社社員、《光明日報》社職工以及中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首都高等學校代表等一千餘人，對儲安平的“反動言行”表示出極大的憤慨。
…………
上述的遠遠不是完整的紀錄。這些東西今天讀來真是令人厭惡之極，因此不必再多錄述了。不過，應該還加上毛澤東七月九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作的〈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的報告。當然，“偉大領袖”不屑對儲安平一人發話，他訓斥全部右派，說：“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後也是要受整的。”（只是毛這個預言恐怕要落空了。）
在全國性的恐怖政治高壓下，誰都要對儲安平進行攻擊、謾罵。為了尊重歷史，我也不避諱列出儲安平親朋好友、不久前的戰友同志，對他的攻擊，其中包括後來同樣被打落水者。“這是一個屍橫遍野的戰場。中國的文化人在這裡寫下他們最悲慘也是最恥辱的一頁。”戴晴在她的《儲安平與“黨天下”》中如是說。一下子橫遭眾叛親離的打擊，儲安平徹底崩潰了。他在“人民”面前成了大“罪人”，不得不“向人民低頭認罪”，“向人民投降”。儲安平能有他想嗎？“人民”一詞，在黨政治文化術語中，藏掖著深刻的詭譎。
早在六月二十一日晚，在九三學社舉行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儲安平發言承認錯誤。他說他看到台灣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喝彩時，“感到很沉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系”。
七月七日晚，九三學社中央整風委員會召開擴大座談會，儲安平交代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行動”。
在七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七月十五日的《人民日報》刊載了全文）。
儲安平雖然“向人民投降”了，但對他的鬥爭並不結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一月三十一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至於儲安平的《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職位，則早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
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以毛式的形象又刻毒的時髦語言概括之，儲安平已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古人對古代中國專制社會王權無邊狀況的形象描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儲安平竟敢對當時的中國也作了類似的描述。孟子早就有過告誡：“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儲安平竟敢觸犯皇帝之大忌。這個“黨天下”之諫，太尖銳了！在幾乎五十年後的今天，在中國大陸，人們仍不敢如此露骨地公開議論，這還是一個可能帶來麻煩的禁忌。不過，“黨天下”的說法並不是儲安平的創造，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羅隆基就用這個說法批評過國民黨——“黨在國上”，這是那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看不過的。從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儲安平事先肯定和同道中人說過他的想法，其中很可能也包括梁漱溟。而以梁一慣敢言的性格推論，他是支持儲安平說話的。可以說，當年儲安平的發言代表了不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心聲，而他卻為此付出了生命。
儲安平此舉，驚天動地，的確並非一時心血來潮，並非信口開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礎；應該說，只有他這樣的人物，才作得出這樣的建言。儲安平何許人也？大概現在知道他的人對其生平並不詳悉——儲本人生前很少寫到自己。以下是一些簡歷：
一九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陰歷六月六日），出生於江蘇宜興城內北門儲宅。儲家是名門望族。
一九二八年，考進上海光華大學（所讀何系歷來說法不一，有說是新聞系，有說是政治系，或英國文學系，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先生看了光華的檔案，證實是政治系）。一九三二年在光華大學畢業後，任南京《中央日報》文藝副刊編輯。
一九三六年入英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深造。一九三九年回國，任中英文化協會秘書。
一九四零年至四五年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不久去重慶復旦大學任教授。抗戰勝利前夕應聘任湖南《中國晨報》主筆。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在上海創辦獨立的無黨派政論刊物《觀察》週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國民黨政府查封。至此《觀察》凡出四卷又八期。此後，他秘密去北平並轉入地下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作為新聞界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九五一年，他先後加人九三學社和中國民主同盟，並任九三學社理事。
一九五零年七月，《觀察》更名為《新觀察》，任特派記者。同年夏離開《新觀察》，任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一九五二年夏，任國家出版總署發行局局長。
一九五四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到《光明日報》社任總編，兩個月後發生前述事變。
就儲安平悲劇的一生而言，其事業的顛峰是辦《觀察》。永垂史冊的《觀察》週刊誕生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或許只是歷史的巧合——一九三三年，因為江蘇鎮江《江聲日報》經理兼主筆劉煜生被害引發新聞界及社會各界的抗議風波，國民黨當局被迫於九月一日作出積極的回應，一年後這一天被新聞界自發地定為“記者節”）。作為一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在《觀察》創刊號上以“編者”名義發表〈我們的志趣和態度〉，直言“我們這個刊物的第一個企圖，要對國事發表意見”。他提出了“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並表明所取的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態度。像當時多數知識分子政黨的共同政治取向，儲安平開頭兩年既反對國民黨，又不認同共產黨，企圖走第三條道路，只是經過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國共兩黨的勝敗大局已定之後，便基本上拋棄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革命鬥爭。在那風雲翻滾的幾年，《觀察》以其堅定的道義擔當和獨立的品格為知識份子自由論政提供了一個公開的平臺，而儲安平本人更在這期間發表了大量叱吒風雲的政論。他的研究者謝泳說，儲安平的《觀察》政論很有感染力，文字也好，一九四九年後再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時評，不是後來者沒有見識，而是沒有這樣的條件。單說儲安平的心態，就是後來知識分子難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沒有顧忌，完全敞開獨立思維的狀態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與文思的泉湧，喪失了這樣自由的心境，思維的空間必然狹小，寫出的文字也很難體現出獨特的個性。（謝泳，〈悲劇儲安平〉，《生死之謎——儲安平》紀念網站）
儲安平的《觀察》政論，有些是使人尷尬甚至難容的。儲望英送來一套《儲安平文集》，筆者翻閲過。這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上海東方出版中心作為“20世紀文學備忘錄叢書”出版的。書為兩卷本，很有分量，但編者張新穎不得不作了一些處理。“文字稍加刪節”的“少數篇章”有：〈國民黨的病症〉、〈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全文沒有收入但標明“存目的篇目”有：〈閻錫山〉、〈共產党與民主自由〉、〈停戰令下，戰仍不停〉、〈協商成就〉等。其實，這些處理沒有多大必要。〈共產党與民主自由〉、〈共產黨與“國家”〉、〈中國的政局〉等篇，早在一九八三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下稱《簡編》）就曾全文收錄，公開面世。一九八九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刪節的那些內容。差不多同時出版的一些著作如謝泳的《〈觀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內容。一九九九年嶽麓書社還出版了《觀察》週刊的影印本。
當然，刪去的都是指責共產黨的文字。如〈共產党與民主自由〉文中說：
“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黨統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為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復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簡編》，第二十五頁）
又如〈中國的政局〉文中說：
“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簡編》，第三十四頁）
同文另一處還說：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簡編》，第三十五頁）
時過半個多世紀，這些文字的確還是非常尖銳。但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年儲安平持有此種觀點並非怪事，甚至可以說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對今天中共人士來說，則實可以大度看待歷史，甚至不妨以史為鑒，以促進自身改革，更加進步。就儲安平研究而言，這些文字非常重要——這裡提出一個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麽抱有此種觀點的儲安平沒有隨國民黨去台灣而要留在大陸，而且還進而支持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呢？除了當時形勢變化等外在因素外，可能只能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對國家的大愛去解釋。對國家的大愛是兩千三百年前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樹立的光輝榜樣和流傳下來的偉大傳統。自此以降，中國大多知識分子都懷抱儒家入世觀，起碼“達則兼濟天下，窮則自善其身”，其內心都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如論者所說，在儲安平的思想裡，處在一個特定地域的“國家”，主要是指生活在這個地域上的民眾以及這些民眾所傳承的文化；這個國家既不是某一個人的，也不是某一個政治集團的。這就使他把愛國與政治分開，他不會因為批判某一個統治國家的政治集團而鄙視祖國，他的批判恰恰是為了使祖國更加美好。儲安平深深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結，也引導他希望參與社會主義的實驗，畢竟社會主義本來是一個為貧苦大眾謀福利的美好事業，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也是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而在當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又是和共產黨的領導分不開的，這是他們這些知識分子無法繞過無法解開的死結。
一九五七年春天，這種對國家的大愛，又一次使儲安平失去了時空觀念隻身回到了主編《觀察》的狀態。按說，一九四九年之後，《觀察》複刊失敗，接著自己離開《新觀察》，這接連發生的兩件事，當使儲醒悟。然而，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儲安平內心對承擔的機會的渴望，他一生對辦報辦刊的熱情，他的情結，他的個性，卻決定了他還要向悲劇的深淵走去。
四月一日，《光明日報》黨組撤銷，儲安平就任總編輯。雖說儲安平是經“各民主黨派公推”出任此職，但在“公推”之前，卻是共產黨意識形態大人物胡喬木親臨廠橋棉花胡同他的家，以“三顧茅廬”般的熱情給請下山的（台灣《傳記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十四卷五期上有李韋一文，其中曾說胡喬木說過，儲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戴晴的報告文學也有一個類似的細節，說“文革”之後，胡喬木不知儲已死，想請他出來辦報，可見胡對儲的評價不低）。於是，儲安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很快就抖擻起來，前些年毛澤東所領導的摧殘人性的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如果在他身上哪怕殘留過一點點“成果”的話，此時都煙消雲散了。他在報社公開大力宣揚：“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他認為：“只要是事實，什麽新聞都可以登。”當有人問儲安平，對於重大新聞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時，他直率地回答：“我們是民主黨派的報紙，用不著。”儲安平還說過：“我聽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說毛主席說過，光明日報可以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請問：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思想准備？有沒有真正擁護和貫徹這一點的准備？來把它檢查一下子。”說到“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去辦光明日報”的方針時，儲安平多次說過：“這句話說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樣讓我獨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擔擔風險，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看到什麽時候會受到阻力！”（見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看，真不得了，好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
也正是這種對國家的大愛，使儲安平，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上任兩個月就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做了關於“黨天下”的慷慨陳詞。不然，以儲安平在新聞界文化界滾打多年、見多識廣的資歷，以他對國民黨、共產黨，對中國這個國家、民族，均有的深刻的認識，當年何以會如此坦呈這個驚天動地、但看不出有多少可能為對方接受的批評？！他何以會這樣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最終的悲劇命運？！
五
……彈指一揮間，近半個世紀過去了。
筆者几年前在北京見到章詒和時，也談到儲安平和她的父親章伯鈞。章詒和把他們兩位當年的往來寫在《往事並不如煙》的第二篇裡，標題是〈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該篇開頭就說：
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儲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寫他，則是出於父親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儲（安平）。”
父親最對不住的，確要算儲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儲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事情還須從頭說起……
章伯鈞感到內疚，當然他自有理由。不過誰都看得出，儲安平落得如此“下場”，應該是在劫難逃。
今天，儲望英亦近耄耋之年。他慎重地告訴我們章詒和有個想法，要在北京為她父親立個紀念碑什麽的，並希望羅隆基和儲安平的紀念碑最好也立並且都立在一起。我心裡想，不知章詒和的想法能否實現？不知紀念碑如何設計？有無可能乾脆一個碑三面體？畢竟章伯鈞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提出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接著在五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又在六月一日提出的“黨天下”，已經一起被稱之為“中國右派三大反動理論”；而且，這“三大反動理論”得以名留青史，亦需要一起“感謝”毛澤東的“陽謀”之功——它們都是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份密件後被“引蛇出洞”的。
中國現代史上沉重的一章轉眼就過去了這麽久。荒謬的是，“偉大的反右鬥爭”至今依然被認為“正確”，盡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五十五萬餘右派分子都已經平反和脫帽了。這豈不是說，“不予改正”的五名中央級別的再加上地方上九十多名的右派的身上——準確地說，除可能幾位尚存人世，是冤魂——便要為這個“正確”的結論屈於政治需要而永世不得翻身了？
往事並不如煙！冤案何時昭雪？！我想到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岳飛。岳飛的後人記錄到宋朝給岳飛平反總共八次，開始是初步昭雪，然後發還田宅，再到復官改葬、賜謚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歷時九十九年。首次平反是一一六二年七月，岳飛冤死二十一年之後，正好和右派平反歷時的長度一樣。難道平反也有週期律？也有中國特色？西方有句諺語：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此論自有精求法理之妙，但就中國而論，遲到的公正總比不公正好。
中國人雖然沒有沉重的宗教感，雖然不會因為“原罪”而懺悔，但中國人敬畏歷史，並相信歷史是公正的。
不是嗎？歷史正在一點點地昭示真相；時代的大河儘管曲曲彎彎，最終都會匯進真理的大海。
中國開始開放改革至今已近三十年，卷進這場時代的洪流也包括中國共產黨本身。例如，當年曾經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定性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鄧小平史無前例地提出“開放改革”，毅然顛覆了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既定方針，把中共全黨的工作規定為“始終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江澤民把中共定位為“三個代表”，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倡導“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這些都是絕對不能見容於過去從來定於一尊而且“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盡管不少問題未能解決，不少狀況不盡人意，但不爭的事實是，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了。點點滴滴的變化，順應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也折射著儲安平思想的光輝。
例如，儲安平這段痛快淋漓的激揚文字——
“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産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文化的進步；從而產生合理的政治活動和安定的社會秩序。”（《儲安平文集》下冊，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第六十三頁）
這是當年儲安平對“一場爛汙”的國民黨的批判。今天，時隔半個世紀，早已改朝換代，但在神州大地，不是也能聽到時而隱約時而響亮的回聲嗎？其中一個回聲甚至發生在曾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的身上。根據前蘇聯總統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所記載，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趙紫陽在北京與他會見時，以“修辭”的方式提出了如下這樣一個問題，並強調，這個問題應當由他們一起來回答（見戈爾巴喬夫回憶錄《MEMOIR》第四八九至四九一頁）：
一黨制能夠保證民主的發展嗎？在一黨制下，究竟能不能實行對各種消極現象的有效監督，能不能對黨和政府機關存在的貪汙受賄現象進行有效的鬥爭？
戈爾巴喬夫說，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的疑問。他從問題的這種提法中發現，原來為這種疑問而苦惱困惑的，並不只是他一個人！
趙紫陽最後又說：
假如這不能取得成功，那就將不可避免地面對“多黨制”的問題。
…………
這就是歷史！
儲安平正在復活，正從過去向今天走來。今天那麽多人紀念他，也是有力的訊息，預示他思想的光輝明天將會更加閃亮。
儲安平將永遠活在歷史的記憶裡，活在現實的動態中，活在中國人的生命中，盡管他當年先知般的預言是以昂貴的代價去證實的——包括他自己生命的淒慘的終結。
六
馬白教授住的是十八層的高樓。我隨儲望英、馬白走出陽台，往外望去，一馬平川，筆直的大道通向無限，南悉尼盡收眼底，而稍微偏北方向，隱約還可見到成功地舉辦千禧年奧運會的運動場。我們憑欄佇立良久，仿佛面對著萬里之外的、位於北半球的祖國……
一代精英，千古英魂，祭祀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