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人遊行比較多，最近又為「國情專題手冊」上街，還帶着孩子。遊行隊伍里出現許多「拒絕洗腦」的標語牌，在香港街頭見到「洗腦」二字，的確觸目驚心。
據說「洗腦」最先被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譯成英文「brainwash」，自此廣為流行，多被使用。所謂「洗腦」就是「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便悄然深埋進我們的潜意識，隨之改變我們的價值判斷。」
在香港製訂「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是否属於洗學生的腦？
首先要看是否有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在手冊中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是否企圖以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悄然進入孩子們的潜意識，去改變他們的價值判斷。
一位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Recole Kidman從專業角度指出﹕「審視一本教材是否有洗腦成份，除了內容是否直接吹噓國家的強盛及直接詆譭他國的不是，更重要的是：詮釋課程的框架。「課程詮釋框架」一詞對中學生或大眾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這招的洗腦成效往往比直接資訊上的灌輸更有殺傷力。」
他質疑為甚麼一份想嘗試探討中國近年發展的教材，要鐵定以「中國模式」為主調？
時代雜誌編輯Joshua Ramo在二零零四年提出「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 一說，銳意指出當時美國想繼續圍堵中國的戰略思維並不可行，他還批評了「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是一位西方學人作為另一種發展中國家能跟從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之探求，作為一種多維思考中之其中一維提出來的。
Recole Kidman 認為「事實証明北京共識是否能充分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甚至它是否能合理化中國的發展，爭議極大，例如北京模式忽略中國對第三世界獨裁者的曖昧關係、『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同時意味拒絕與普世價值對話的態度等。」
但是「自此以後中國學者火速將『北京共識』取代『和平崛起』這個帶有戰略意味的口號，反過來成為分析中國發展並將之合理化的學理根據。」
應該說「中國模式」迄今仍然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一直在「摸着石頭過河」，中國自己對本身存在的貧富不均、貪污腐敗、環境污染、教育醫療勞保等重大問題也在千方百計作出調整、補救、改進与摸索，急急匆就作為一種成功的模式給予認可肯定甚至吹捧是經不起推敲和驗証的。
Recole Kidman 覺得﹕「現在要求學生以這個被內地(愛黨)學者捧得比天高的分析框架作為教學手冊的主軸」是一種改變學生價值觀的做法。
之所以反對「手冊」，是因為它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是因為它企圖以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悄然進入孩子們的潜意識，去改變他們的價值判斷。
遊行隊伍中的「抗拒洗腦」標語牌便是針對這一点而打出來的。
香港与內地相比，她的優勢是資訊与言論相對比較開放自由，与國際接軌也比較廣泛，公民社会法治理念深植人心。具政治智慧的為政者，可善加利用香港之長補內地之短，籍突出特區之特，漸進式帶動內地共同進步和諧發展。凡事戒急用忍，幾十年來歷史的教訓其實夠多夠沉痛的了，從當年農村合作社与城市公私合營到大躍進大炼鋼鐵人民公社，一步登天的急功近利帶來禍患無窮。在對待香港特區問題上要堅持「五十年不變」這一原則，不要試圖在一個早上像換旗一样改變人們思想的顏色，這是辦不到的。
要改變別人，首先要改變自己。隨著祖國不僅在經濟上繁榮，特別是在社會文明与法治方面足有長進，香港人心自会來歸，并一定以中國人自居深感驕傲。
反過來以內地之短去抵消香港之長，以強加取代交流，對雙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之所以作了這些思考，也是為香港好、為中國好，別無他意。
據說「洗腦」最先被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譯成英文「brainwash」，自此廣為流行，多被使用。所謂「洗腦」就是「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便悄然深埋進我們的潜意識，隨之改變我們的價值判斷。」
在香港製訂「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手冊」是否属於洗學生的腦？
首先要看是否有擁有話語權的個人或團體，在手冊中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是否企圖以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悄然進入孩子們的潜意識，去改變他們的價值判斷。
一位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Recole Kidman從專業角度指出﹕「審視一本教材是否有洗腦成份，除了內容是否直接吹噓國家的強盛及直接詆譭他國的不是，更重要的是：詮釋課程的框架。「課程詮釋框架」一詞對中學生或大眾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這招的洗腦成效往往比直接資訊上的灌輸更有殺傷力。」
他質疑為甚麼一份想嘗試探討中國近年發展的教材，要鐵定以「中國模式」為主調？
時代雜誌編輯Joshua Ramo在二零零四年提出「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 一說，銳意指出當時美國想繼續圍堵中國的戰略思維並不可行，他還批評了「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是一位西方學人作為另一種發展中國家能跟從的社會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之探求，作為一種多維思考中之其中一維提出來的。
Recole Kidman 認為「事實証明北京共識是否能充分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甚至它是否能合理化中國的發展，爭議極大，例如北京模式忽略中國對第三世界獨裁者的曖昧關係、『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同時意味拒絕與普世價值對話的態度等。」
但是「自此以後中國學者火速將『北京共識』取代『和平崛起』這個帶有戰略意味的口號，反過來成為分析中國發展並將之合理化的學理根據。」
應該說「中國模式」迄今仍然是一種大膽的嘗試，一直在「摸着石頭過河」，中國自己對本身存在的貧富不均、貪污腐敗、環境污染、教育醫療勞保等重大問題也在千方百計作出調整、補救、改進与摸索，急急匆就作為一種成功的模式給予認可肯定甚至吹捧是經不起推敲和驗証的。
Recole Kidman 覺得﹕「現在要求學生以這個被內地(愛黨)學者捧得比天高的分析框架作為教學手冊的主軸」是一種改變學生價值觀的做法。
之所以反對「手冊」，是因為它掩蓋和扭曲歷史事實，是因為它企圖以人爲灌輸的意識形態悄然進入孩子們的潜意識，去改變他們的價值判斷。
遊行隊伍中的「抗拒洗腦」標語牌便是針對這一点而打出來的。
香港与內地相比，她的優勢是資訊与言論相對比較開放自由，与國際接軌也比較廣泛，公民社会法治理念深植人心。具政治智慧的為政者，可善加利用香港之長補內地之短，籍突出特區之特，漸進式帶動內地共同進步和諧發展。凡事戒急用忍，幾十年來歷史的教訓其實夠多夠沉痛的了，從當年農村合作社与城市公私合營到大躍進大炼鋼鐵人民公社，一步登天的急功近利帶來禍患無窮。在對待香港特區問題上要堅持「五十年不變」這一原則，不要試圖在一個早上像換旗一样改變人們思想的顏色，這是辦不到的。
要改變別人，首先要改變自己。隨著祖國不僅在經濟上繁榮，特別是在社會文明与法治方面足有長進，香港人心自会來歸，并一定以中國人自居深感驕傲。
反過來以內地之短去抵消香港之長，以強加取代交流，對雙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之所以作了這些思考，也是為香港好、為中國好，別無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