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决定把本年度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消息传开，全球华文文学爱好者个个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第一时间致电中国作协表示祝贺，中国国内文学艺术界一片欢腾和热议，莫言的书在书店里被抢购一空，洛阳纸贵，何其盛也。诺贝尔奖在中国人心目中活起来了。
原来，诺贝尔奖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死过一回。
一百年前设立的诺贝尔奖原先是代表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也主要是面向西方国家的，比如说，文学奖设项以来奥地利一国就已经有23位作家获此殊荣，而中国作家才刚刚开始获奖。进入新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所改革，注意面向西方以外去发现和挑选获奖对象，尤其是和平奖和文学奖，以保持和扩大其世界最高奖的权威性，当然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由于国际上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和西方一些政客的干预，诺贝尔奖委员会难以独善其身，逐渐使他们把奖项作为西方国家打压和逼迫别国的政治工具，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深受其害。
1989年五、六月间中国发生了北京风波，接着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制裁，为了配合这种制裁，诺贝尔奖委员会故意把当年的和平奖颁给了鼓吹西藏独立的中国政治流亡者达赖喇嘛，干涉中国的内政，歪曲西藏的民主变革和中国的民族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达赖喇嘛虽然是以“和平”的手段诉求西藏独立，但是分裂中国国家的图谋本身就是不和平，甚至是反和平的，是违背诺贝尔奖的宗旨的。
200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高速稳定的关键性发展阶段，诺贝尔奖委员会又将文学同政治挂钩，“巧妙地”选了一个既是中国的不同政见者又是法国公民的高行健作为文学奖的获得者，既平息了中国人对长期与文学奖无缘的愤恨，又打击了中国政府，可谓一石二鸟，但这样一来文学标准就降格了，至少高行健不是国际公认的在文学上出类拔萃的人，于是普遍地遭到了各国文学界人士的反对。更不应该的是，高行健先生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大放厥词，抹黑中国及其文学成就，在世界人民面前让自己的祖国丢脸，伤透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12年来他的获奖之书<灵山>一本也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与今天莫言先生之走红和潇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此之境遇是很不幸的。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仍然执迷不悟，已经发展到了不尊重中国法律并同中国政府对着干的地步，居然将和平奖给了一个正在服刑的中国犯人刘晓波，全世界为之哗然，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声音最为激烈，连中国原先的民运人士都不以为然。刘晓波真的是一个“和平斗士”吗？他有一句名言，说什么“香港殖民地100年不够，要300年”，其意是反对香港回归祖国。这话连最“汉奸”的人也没说过，他这么不知羞耻就说出来了。这样的人都获得和平奖，普天之下能太平吗？中英两国政治家好事多磨，以“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思为蓝图，成功地实现了香港的和平回归，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创举，是最最应该获得和平奖的。
这三次诺贝尔奖反映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慌，是对诺贝尔生前遗愿的亵渎，定会给中国和挪威、瑞典等国的关系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障碍。诺贝尔奖的含金量正在丧失，尽管这三次奖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摇头，意识到诺奖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
出路在哪里？出路就是要对话，而不要对抗。中国领导人和诺奖委员会都在思考，在磨合之中。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韬光养晦，脚踏实地。他们正确地看待诺贝尔奖的历史功勋和不尽人意之处，科学地分析诺贝尔奖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它能够促进中国21世纪科学文化人才辈出的巨大潜在性。他们对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既有批评也有沟通，让客人们更多些了解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不搞争论，尽可能地把冤家变成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莫言先生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与他们的辛劳分不开的。出了一个莫言，就会有更多的莫言步其后尘，可以肯定地说，今后中国人夺得诺奖的步伐必将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