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廁身在言者有罪的地方，人們為了自保而不得不小心奕奕；連英明睿智的今屆諾貝爾獎文學獎大作家管謨業，也要用「莫言」這個筆名時刻告誡自己，莫要多言，以免惹禍上身？
那些不必生活在會因言論獲罪的幸運之人，是絕難理解那種隨時會被拘捕的鬼地方，過日子是如何戰戰兢兢？由於不理解、又有自由大發謬論，居然對領取了諾貝爾獎的大作家莫言指手劃腳，說什麼他不肯為被囚的劉曉波先生仗義執言？
發出這種自以為正義理論的人，若非無知就是天真？假如換個角色易地而處，指責莫言者，到時絕對會和莫言相同，必然噤若寒蟬。當然、假設莫言先生領了百餘萬美元獎金後，又即時可以和家人一起定居瑞典，完全擺脫了再回到家鄉過活。那麼、在言者無罪的社會，莫言想必是會大開金口，慷慨激昂發出令那些指責者滿意的高調言詞。
今天、在擁有絕對自由的社會裡生活的人，尤其是年輕輩，幾乎不懂什麼是:「言多必失」或者「言者有罪」？這種理論仿佛是天方夜談，沒有類似經驗的人，真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呢。
在西方民主國家生活的人，廣義來說人人有說話的自由，還有不說話的自由。但狹義的講，在所謂言論自由尺度下，依然有某種合乎禮儀以及保障人身安危的限制。
故法律上才會有「誹謗罪」的條例，無非用以禁制一些無中生有、散播失實訊息，危害國家、社會、團體或個人安全或名譽的不當言論。散播此等構成誹謗罪的方法，大概有三個途徑:一是用口語相傳、閒言碎語般的東家長西家短；二是撰寫信件廣為寄發，多用匿名方式也有敢作敢當者，簽上姓名，擺明車馬挑戰，一如最近中國人民揭發貪官時、被要求實名揭發。三是花錢刊廣告、這一招傷害立竿見影。
膽敢在報端上見真章者，大都是準備上法庭；被告與原告兩造要看誰能笑到最後了？那些為了賺取廣告費、而輕易接受這類「危險文字」的報社負責人；以為只要當事人簽下「文責自負」的証明？將來萬一有訴訟官司，也與報社無關？
其實、涉及任何來自報端或傳媒的誹謗案，原告人的律師信首先是寄到該份刊出涉及誹謗內容的廣告的報社。報社接到律師信，就要面對沒完沒了的官司了。
所謂「文責自負」只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而已。到時縱然報社找到刊廣告的當事人、原告起訴對象是包括刊登廣告或發表文章的傳媒以及當事人，絕非只起訴當事人一方。
最後不但「言者有罪」、連同該傳媒也變成了「幫凶」，往往要停刊終結才了事。而被告破財消災，甚至傾家蕩產，視乎「誹謗」何人何團體？當然、比起專制國家，這類言論罪是小兒科，因為是民事案件而非刑事案，被告可免牢獄之災。
近年來、有了智能手機的發明，不論在行人道上、火車巴士或飛機、餐廳酒樓宴會，談話聲音少了？現代人、尤其年輕男女，代替語言的是傳短訊、或用易妙。人人專心埋首、獨對智能手機，手指靈活如飛，在小小的手機鍵盤上敲擊，極其快速的在幾十秒內，那則訊息就傳出去了。
若是戀愛中男女，有談不完的情話，見面分手後相思難耐，彼此互發短訊互訴衷情，還能理解。售貨員、商家或政客、高層行政經理等等人士，忙不完的整日回函覆短訊，也是職責所在。除此之外、那一大堆人無時無刻在按智能手機，真有那麼多話嗎？有要事對話、何不就拿起手機對談呢？
有這麼多敲不完的短訊、除了上述那些專業人士外，餘者、八九不離十，都是廢話吧了。而廢話中、免不了會出現些含有是非、誹謗、說三道四的不當內容。幸而、若只發給一人，其內容涉及他人時、不管是何等驚世駭俗，也不會構成「誹謗罪」。也許正因如此、言多必失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短訊中，都成了言者無罪啦。
轉達訊息，如果是用易妙或短訊，利用手機或電腦將它轉去給指定之人；這位轉達者是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包括良心之責。但若是語言，那就要萬分小心了，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有的內容應該轉達，有的是要「左耳進、右耳出」，不留半點痕跡，對人對己都將不會構成傷害，甚至還是一件功德呢。
將對方不該知道不該聽到的「是非」，傳到此為止；對方在全不知情中，依然生活無礙，心和氣平。但若一旦聽聞，又非公正公允的言辭，輕者生氣、重者傷己或傷人。如此、傳達者就變成「我雖不殺人、伯仁因我而死？」，罪孽不知不覺中犯下，言多必失，失去的是友情、親情，不可不慎啊。
食不言、寢不語，慎言是修養，是美德；也是求平安求幸福的良方。莫言先生若非奉行「慎言、少言甚至莫言」的生活態度，豈能有今天的成就呢? 他深明言者有罪、理解廁身隨時會因文字惹禍的社會；反映現實的小說，都運用曲筆，含沙射影而不著痕跡，真是高明，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實至名歸啊!
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農年除夕於墨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