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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伟杰的五度空间【访谈录】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3-03-12 02:00:00  浏览次数: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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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庄伟杰   访问者:江少川

       江问:我在一篇评论中曾用这样的标题:“在跨域的诗学时空中遨游”,“庄伟杰驰骋在诗歌、散文、评论、散文诗及书法五度写作空间里,但他还是对诗情有独钟。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是缪斯的使者。”我们还是从你写诗谈起吧。你是何时开始写诗的?还记得当年的处女作的写作过程吗?
      庄答:谢谢您精彩而到位的评论。
是的,我的“五度写作空间”,好比五根指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可能因为兴趣广泛使然,让我未能精于某项而深耕拓展。生有涯而知天涯。尽管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却未能加以正视,充分调整,以至于忙来忙去,跳来跳去,至今依然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与诗神结下的不解之缘,确实让我对诗情有独钟。
        冥冥之中似有安排。我是手持诗歌的入门券踏上通往文学殿堂的台阶,那是我读大二的时候(1981年)。像狄金森一样,我开始学会给这个世界写信;学着普希金的模样,我悄悄地写爱的梦呓,并从泰戈尔那里、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学会一招半式,开始写大海的咏叹,写乡思的隐喻,写那些看见或看不见的现实与理想、希望与失落、欢欣与忧愁交织的情绪,或者未敢寄出去的“情书”。我发表的处女作,大概是那首题为《海边》的诗作,写于1981年夏天,最初刊登于大学生诗报《南风》创刊号(1983年元月),之后收入潘洗尘主编的当代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全诗谨录如下——
海边  清爽  旷大
软绵的沙滩上
托出一个个深沉的脚印
蓦地,沉睡的大海烦躁了
愤怒地隆起臂膀和背脊
奔袭地吞淹
这因多情而延伸的步履
这因昔日向往的重复
而结合在一起的曲线
像扭歪了的灵魂
在重压下祈求伸展
随着情思的冉冉上升
爱恋者愈倍尝相思的甘苦
思想像衔着绿的希冀的骆驼
疲惫地跋涉在辽阔的空漠
在心的远景里升起了惆怅
在爱的瞳孔中
依稀地
看到了生活的真谛
      这首诗纯属想象的产物。可能跟自己从小生长于海边,对海边附近的人事风景较为熟悉有关,加之青春期总是骚动着一种绿色的情绪。那时渐近弱冠之年,年轻而稚嫩,像躺在缪斯怀里的孩子,只会撒娇耍闹,自我蹈舞,如同单相思的人,心醉神迷地徜徉在文字的迷宫里,任情而天真地抒写自己心中的诉求,企冀能寻找到自我欢爱的乐园,寻找到自己曾经丢失的影子。总之,当年所写的东西,还十分青涩,像雏燕一样呢喃,且带有一份青春奔放而热情的浪漫色彩。
 
       江问:记得你曾经在散文中写过,在大学本科时,就曾经是文学社团的风云人物,请你谈谈那时的写作经历,学生时代的这些文学实践对你以后的文学写作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庄答: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是我美好而难忘的大学时代。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也是属于文学(诗歌)的时代,至今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那时的文化气息、精神启示和心灵冲击。记得我在一篇题为《重返80年代:校园诗歌的写作热潮与文化影响》的学术论文中这样说过:当年的喧哗与躁动,所蕴含的那种对新秩序的孜孜以求与殷殷期待,依然召唤着我们频频地向它回望和致意。因为,它不仅滋养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的成长,而且在对真善美的坚守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人文情怀。
       在这种特定的时代风气和校园文化氛围的熏染下,我的大学年华,可以说充满盎然的诗意,并与青春和生命一起流连,从中获得如许的感动、纯粹和激情。那时我和早我一届的79级师兄陈嘉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福建师范大学南方诗社,在校方的大力关心和扶持下,创办了当时全国高校大学生文学社团首家铅印诗报《南风》。我的几位老师,如孙绍振、刘登翰、蔡其矫、郭风等前辈亲自担任顾问,当年他们在全国诗歌界已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还经常为我们开设多种多样的诗歌(文学)讲座。作为诗社和诗报的第二任社长兼主编,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自豪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校园诗歌热潮中,我们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探寻的履痕。那些弯曲而优雅的诗句,一行行的,一波波的,仿佛带着闽江东流的执著和汹涌。哪怕足迹和流程潦潦草草,却是属于我们青春诗心的全部,且化作青春生命的遨游,穿行在南方起伏的大地上。无疑的,大学时代所经历的这些文学实践活动,为我之后的文学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为一种动力源。于是我如痴如醉地循着缪斯的牵引,大胆而勇敢地走在路上,唤起春天般的情怀,舒展黎明般的肢体,学会在文字的穿梭中自由往返,让文学带来的幸福,让诗歌带来的浪漫和激情,在渐行渐远的路上,变得具体而生动。
 
       江问:大学毕业以后,你曾经在福建的高校教书?怎么会突发奇想,远去天涯,漂洋过海,移居到澳洲?触发你产生这样想法的原因是什么?
       庄答:是的,当时在高校任教,按常理应该知足常乐。但我喜欢“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的人生姿态。何况命运有时是难以捉摸的,而生存其实是一种进取或抵抗,如水铺开,无论顺流或者逆流,总是充满着力的较量,并期冀能让自身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和壮观的景象。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潜在的动机或缘由。这让我顿悟:流浪,原来是一种宿命。认真说来,选择空间位移,踏上自我放逐之路,起码有两大原因,从内因来说,可能因为自己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希望能到外面世界潇洒走一回。当年意气风发,争强好胜,始终坚信前面有更美的风景在向自己招手呼唤,总想寻找机会去追寻去领略。加之那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待遇实在一般,每月的工资要小心谨慎地动用,有时买一本喜欢的书都要精打细算,实在有点寒酸。于是幻想,与其当一个“教师巴”,不如趁大好年华到国外洋打工,以便改变生存现状,让自己过得滋润一些。从外因来看,当时社会各种风气乏善可陈,时势风云变幻莫测,知识分子难以真正获得尊重,社会地位依然低微。置身其中,令人扼腕叹息又无可奈何,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和沉重感。一个偶然机会,得知旅居澳门的乡友在协助办理自费出国留学之事,声明只要筹足费用,签证一般不成问题。又听闻出国留学者在外面打一日工,折合成人民币所得的报酬相当于国内大学教师三四个月的工资。想想,的确十分诱人。于是,动了“邪”念,跃跃欲试。从此,人生便来了180º的大转弯,重新踏上了一条漫漫的新里程,上下而求索……
      耽于物质的幻想有时会把自己的精神吹成落叶。一切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但我无须抱怨这流浪的生涯,也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唯有怀着深深的期待,等着另一个还在向前奔跑的自己,被我征服,去编织属于自己的故事。
 
      江问:你在自己的诗文中,常常提到初去澳洲的生活经历,现在回忆那段生活,你作何感想?
      庄答:的确,想起当年初到澳洲的生活经历,令人感慨万千。对此,我时常自我表明,我是把孤魂流放到南十字星空下的南半球。当初举债出国留学,想法其实相当简单,无非就是以“留学”之名到国外淘金,而非镀金。于是,“留学”蜕变成“溜学”,沉湎于四处寻找打工挣钱的机会。尽管本来在国内大学里任教,已拥有一份相对理想的工作,也算悠游自得,但那时年少气盛,总想到外面世界去“精彩”走一回,想不到外面世界并非想象中的“天堂”。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内心渐次交织着重重难以言喻的矛盾。是继续流浪呢?还是打道回府?无奈和煎熬像霜风冷雨纷纷袭来。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唯有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流浪之路孤独地浪迹漂浮,去体悟未曾经历过的日子重新释放的苦辣酸甜。当渐行渐远的路伸向远方,痛苦与寂寞侵袭着自己的肌体,甚而在瞬间使人生深刻起来,过程的悲壮驱使自己不断地记录着萍踪浪影的跫音,并泛化成自然流淌的诗行。回眸检视,可以说澳洲连续长达十年时间的孤独生涯,让我失去很多,也得到很多,尽管我尚未能在物质上真正扬眉,但总算在精神上吐纳过一番气。于是,当我以诗的形式来诉说吐露自己漂泊的心路历程时,我把旅澳后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神圣的悲歌》,把散文集命名为《梦里梦外》,因为在无情的时间和严峻的现实面前,我感觉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沉重而庄严的生命体验,是在寻梦中企冀圆梦。我甚至以溢满空间的情感编织成《精神放逐》(另一部诗集),以此来抚慰自己的伤感、抑郁、困惑、梦想、希望以及种种无从解释的莫名思绪。
        回忆是痛苦而甜蜜的,似雪落无声。回忆,让过去和现在常常在延伸的路上悄然而无声地合拢。独立苍茫,侧身天地,生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值得回味或珍藏的记忆。
 
   江问:你在《远方之歌》中唱到:“终于背起消瘦了的行囊∕不是没有眼泪忧愁没有沉重疲惫∕而是我们在匆匆地赶路∕那漫长漫长的路啊∕我们把坎坷挫折泥泞踩成美的驿站∕悲壮成那个最最诱惑人的远方∕哦,远方”。我在评论中指出:在当下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路上”这种生命状态是现代人的一种常态,一种品格。你认为呢?谈谈你的理解?
     庄答:走在路上,或回眸巡视或驻足省思,伴随渐行渐远的足迹,思想的运行逐渐由纷杂归于素朴、由热闹归于平和,由是,深感母语律动构筑的诗歌居所,容纳着一种深沉博大的生命精神,并时刻与流动着艴艴灵光的华夏文化精神息息相关。这是一种永远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于是,发现自己愈来愈喜欢以追问的方式面对自我人生,面对春秋岁月,面对大千世界。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往何处去?我为什么写诗?诗到底是什么?写诗与不写诗对我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如此等等,让我陷入哲学的迷津中,“与自己的影子  对视而坐/无法涉及忘川  时间伤痕累累”(拙诗《蓝色之恋》)。原来生命的核心问题,总是绕着时间在旋转、运动和变化着……
       于是,我选择流浪,把孤魂流放于南半球。匆匆地走在路上,沿着家的指向,发觉存在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漂泊的过程,并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方式。从此,常常孤独地面对自己,不断地自我拷问:“从来的地方去,还是从去的地方来/从来的地方来,还是从去的地方的去”(《在南半球》)。就这样,流浪由一种生活形态转换成一种人生形态。而寻找故乡或家园,就是追逐时间的过程,寻找流浪的意义,探求对于现实的超越。
       于是,我写诗,诗也在写我。在时间延伸的文化地图上,我企冀用诗歌为自己构建一个与现实相对应的“第三世界”(即生命精神空间),那些更具本质力量的活动开始在时空中沉吟回旋,那些属于生命的原初和终极的归宿开始缓慢地引向“生活在别处”。
 
       江问:几乎读过你出版过的诗集,有许多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诗句我很欣赏,如
山有山的高度
海有海的壮阔
在子夜的背影上
我是唯一的飞鸟
横  空  翱  翔
——《作品09号:浪迹天涯的创伤》
多次与灵魂与蓝天对视
远方的迢遥是冰山的雪莲
——《作品16号:漂向另一个季节》
请你概括一下,你写诗的追求,或者说对诗歌美学的追求。
      庄答:谢谢江教授独具慧眼的青睐和鼓励。
       我曾反复强调过,诗歌是关于灵魂的学问。当然,诗可以径直指向灵魂,诗也可以深入日常生活。如果说诗作为一种最语言的、“有意味”的艺术言说方式,是诗人传达内在经验、洞明世态人情和透彻生存本质的容器,那么,诗歌的美学追求应该是从生活中来,向灵魂里去。
       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一首诗的诞生就是一种神圣而难得的奇遇;而写作,则是一种心灵的自由翱翔。诚如海德格尔试图“摧毁”历史的遮蔽而使存在(Being)成为真理的去蔽一样,每一首诗都是长着翅膀的有情有性的生命,都是通向真理而洞开的一线幽光,那是短暂的存在抵达永恒的辉煌,是有限的需要与无限的弥合。优秀的诗歌之所以能产生令人再造想象的神秘与魅力,关键在于超越与创新。如果说,超越现实的、物质的和来自于自我内在隐秘的结构,是诗歌能持续而从容地臻达理想境界新天地的真实指向;那么,不断地求新求异求变,不断地发现新的道路,则是诗歌探索乃至揭示生命、宇宙和存在之奥秘的真正魅力。
       写诗,其实在写心灵,即写心情与性灵。这是一种精神气场,是诗人强烈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内在凝聚,是诗人的精神力量的审美呈现。用汉字符码灵动组合的诗行,在千变万化中赋予力和美浑然交融的生气,让诗人的情感宣泄和心灵创造得以完成,并成为诗性生命的注脚。其精神内涵与诗人的自身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并以活泼的形态或“有意味”的形式安顿了诗人的人文情怀,折射出一种深层的美学意蕴。可见,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汉语诗歌,其实是一种关于生命超越和生命安顿的语言艺术。意趣气味相投者自然默契(反之亦然),且凝聚成一种共振的磁场,从而构成为人类共享的(审美)空间。或许,这便是人类心灵之所以能找到彼此感应和共鸣的“气场”。
 
        江问:在学诗、写诗的成长经历中,你最喜欢的中外诗人、或者你最崇拜的诗人有哪几位?他们对你的诗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庄答:古代、现代、当代的,大凡自己感兴趣和喜欢的东西,我都尽力去学习。学无止境嘛。我喜欢的中外诗人不少,要说最喜欢的,应该是中外古今为我们留下经典名篇的诗人。譬如中国古代的屈原、曹操、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大诗人;现代的艾青、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以及当代的余光中、洛夫、郑愁予、北岛、杨炼、江河、舒婷、蔡其矫等诗人;外国的有但丁、歌德、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聂鲁达、波德莱尔、兰波、瓦雷里、埃利蒂斯、蒙塔莱、夸西莫多、惠特曼、庞德、艾略特、金斯堡、博尔赫斯,等等。
       应该说,我的兴趣较广泛,喜欢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由于专业使然,阅读和欣赏诗歌是“正业”,渐渐的,觉得心中有块垒需要倾诉或吐露,于是边学边写。但我的内心有种“傲气”——只许自己喜欢,不许自己崇拜。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像今日的“星迷族”一样,沉迷于某家或某种诗风而不能自拔,反而会使自己的写作捆绑于一隅,或带来迷惑和局囿。其实即便是伟大的诗人也不是绝对完美的,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诗流派均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我倾向于带有批判性的接受、借鉴或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study)一词,在英文中本身就带有研究性意思。因而,我将学习视为一种“营养学”,旨在从学习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然后熔铸为属于自己的生命新肌。认真说来,我喜欢的中外诗人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的影响或带来的启示,起码有三大方面——
        其一是思想资源。可以说,思想是一首诗的灵魂。换言之,诗人首先应是哲学(思想)家。一首没有思想灵魂的诗歌形同行尸走肉。优秀的诗歌总是充满丰富的内蕴。诗里也许只写一个场景、一个过程、一种心声、一种情绪,但诗的意思,即诗的内蕴远远超越语言,超越所写的对象。诗作为想象的产物,讲究言外有意,味外之味,中外经典名诗莫不如此。譬如兰波的《元音》,并非只是描绘AEIOU五个元音本身,诗里通过道破它们的“隐秘”来表现生活的美丑、善恶、爱恨交织的意绪,从而表达诗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其二是艺术资源。艺术首先是审美的,诗歌是最具审美情趣的艺术言说方式。如果缺乏审美艺术情趣,就难以叫人赏心悦目,心领神会,并唤醒或开启沉淀于我们心灵深处的种种美的形象。中国古典诗歌讲究在形象中呈现意境,西方诗注重以意象来表现情思。其指向都是为了沟通读者与作者在情感或美感上产生呼应和共鸣效应。如果说中国诗歌给我影响更多的是艴艴盎然的精神文化命脉,那么,外国诗给予我的应是一种切入视角和表现方法。象征、荒诞、直觉、错觉、朦胧、变形、梦幻等超现实,非理性的表现手法,一旦同中国诗歌传统的文化质感加以融通,的确令人受益不尽。
      其三是文化资源。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在相互碰撞和交融中不断发展的。外国诗与中国诗也是在相互交流中彼此渗透而互动促进的。自由新诗的艺术形式尽管源自西方,但用汉语言书写后就成汉语诗了。其实中国诗歌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外国诗。庞德兴起的“意象派”诗歌,明显从中国古诗里受到启发。因此,无论读中国诗人还是欣赏外国诗人的优秀诗作,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来说,既能在开阔视野中增长见识,完善自身的精神结构,又能从中了解丰富而多元的世界文化,提高自身的阅读欣赏和写作水平,同时在生命中留下一份美的永恒和启示。
 
        江问:在当代新移民的诗学领域,有人潜心于诗创作,有人致力于诗评论。你一手写诗、一手写诗论,诗歌与诗论犹如你的诗学的两翼。请你谈谈对海外新移民诗坛的看法与思考。
       庄答:谢谢您的理解和认同。可能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文学在整体上趋于边缘化,即便人们已逐渐意识到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于是重新检视和关注起文学来。但在文学的四大家族中,诗作为文学之母的地位和风采已大大不如从前,代之而引起人们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小说。因此,我认为,就文学领域而言,这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而是一个小说的时代。譬如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也颁给诗人,但更多的是颁给小说家。
       在海外新移民文学领域,事实也是如此,写小说的作者多过写诗的。换句话说,如今小说家比诗人风光多了。可以说,诗歌的事业是寂寞的事业。我之所以依然选择诗,正如我写诗,诗也写我一样,这可能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性情等诸因素有关,并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从我的一些散文随笔或诗学札记如《诗路历程》《大道似水,大化圆融》等文章进一步了解。
       作为一名“在场者”的新移民诗人,我对海外新移民诗人群体的总体风貌尽管基本了解,但并未作过深入的梳理和探析,究其原因在于:其一,新移民诗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流散群体,相对“集中”而又散居于澳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有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朦胧派”代表诗人如北岛、杨炼、多多、严力、还有曾寄居新西兰的顾城等,有风头依然劲健的老一辈诗人如洛夫、郑愁予等;更多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世纪之交前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诗人,如在北美(美加)的王性初、孟浪、施雨、施玮、姚园、程宝林、远方、吴公子等,在澳纽(澳洲、纽西兰)的刘湛秋、冰夫、欧阳昱、许耀林、子轩、西贝、塞禹、如冰、雪阳、艾斯、孟芳竹、包括本人等,在欧洲的章平、池莲子、宋琳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从台港、东南亚诸国移民海外的新移民诗人,如美国的陈铭华、澳洲的心水等等,恕难一一列举。其二,大多数新移民诗人的踪迹是流动的,具有不确定的身份,即常常往返于中外之间。其三,一部分诗人近年来则以“海归”身份,回到国内发展。其四,多数诗人具多面手,除了写诗,还涉及其他文体,写作呈多样化。其五,为了更好地生存,许多诗人或改弦易辙,或半途而止,转行从事其他行业。其六,多数诗人的写作状态是自主性或自发性的,多属业余写作。总之,新移民诗歌无论是放在跨文化视野的大背景中考察,还是从诗歌本身面临的困境,以及诗人自身的处境来加以观照,都是十分尴尬的。加之诗人们零星散居于不同地理空间,在传播和认同方面有其局限性,堪称是处于边缘中的边缘。
       然而,这种多重的边缘同样有可能为新移民诗人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和写作契机。或许这是好事,也是新移民诗人相对的优势。当然这种态势也在不断变化着。一方面,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意识层面,都受到自身文化以外的强烈冲击甚至颠覆;另一方面,由于新移民诗歌(人)本身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制约,难以形成某种集束性的力量为自己营造更理想的空间氛围,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平心而论,海外新移民诗人队伍尽管参差不齐,也无论是自动放逐或被动放逐,个别诗人却是相当优秀相当有份量的,放在包括中国诗坛在内的当代华语诗坛来看,是出类拔萃的,即便与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相比较也毫不逊色。比如,洛夫、郑愁予、北岛、杨炼、严力等诗人。从整体上相对而言,比起国内那些被主流意识抬到台前或专吃皇粮的所谓诗人,更能感受到诗人独立的精神姿态和文化自觉。一旦新移民诗人从自身的特殊经验、历史记忆、文化隐痛以及被现代文明撕裂的尖叫与眩晕中打开诗歌的翅膀,让诗歌写作更趋于多维和多向,就有可能跳出三界外,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悟、命运意识和内在经验,在跨域书写中铸造出精品力作,在海外为汉语世界作出新的命名、新的注解和新的穿越。其实,摆在新移民诗人面前的诗路是极为广阔的——他们完全可以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打开诗的想象力,把个体的情感、意志、精神、身体和特殊经验与当下融合,并通过个体诗艺的拓展去获得更具人类性、世界性和普遍意义的诗意存在。
       总之,对于新移民诗人群体而言,尽管他们是少数的,但从文本经验、价值取向和文化意义去考察,无论是纯粹的现代性写作、还是流散性写作,也无论是用母语或双语书写,都共同构成为当代华语诗歌的多元景观,成为华文文学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问:在澳洲期间,你办过报纸、期刊,谈谈你对澳华文坛的看法、评价与期待。
       庄答:十年前我在博士论文中曾说过,澳洲华文文学曾经是一片沙漠,它的形成是因为有大量来自港台、东南亚、尤其是大陆新移民的迅速递增,以及各种相继诞生的中文报刊等媒体所提供的相对广阔的空间。但真正属于澳华文学时代的到来,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中国留学生∕新移民涌入澳洲之后。也许是历史的风云际遇使然,可以说,本人创刊办报,是与澳华文学的真正崛起同步的。整个九十年代,本人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创办中文杂志和报纸的实践中。那时我担任社长和总编辑的《满江红》杂志,被认为是澳洲两大中文杂志之一,自1991年元月创刊,共出刊73期。当时我力倡文艺性,发表过不少澳华诗人作家的作品,团结了一大批新移民作家。置身其中,本人应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也是其间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正因为如此,构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后的选题方向,并写成20多万字的论文《寻梦与镜像——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
        认真说来,澳华文学与北美、欧洲的华文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发生发展的历史不算太长。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因为年轻,本身积淀的文化显得单薄而稚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澳华文学便可想而知了。但不可否定的是,澳华文学存在着一个宽阔的、处于中西文化交叉的边缘地带,在某种程度上却为澳华文学带来新的展开契机和可能。无庸讳言,澳华文学至今依然处于不断完善和自然运行的过程中,其深化和拓展尚有赖于澳华诗人作家们的共同营造,也有赖于澳洲多元文化社会的有力支持,自然的也与当地的华文报刊等传媒的长足进展相依赖。
        屈指盘数,澳华文坛的确潜在着一支阵容可观、质素颇高的创作队伍,出版的专著和作家作品的不断面世,已逐步形成了自身格局,并引起海内外文坛和学术批评界的高度关注。当然,澳华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面临重重困境。譬如发表园地的严重缺乏,作家队伍的后续发展问题,作品不断推出但精品力作少,尤其是大手笔的宏篇巨著几乎无着。至于未来动向与写作趋势,还必须意识到澳华文学自身内部机制的运作如何更有力地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澳华作家唯有对自身生存境遇重新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便蓄势待发,以一种自觉意识和自身优势进行多种实验和多向选择,才有可能架构出具有深刻思想意蕴和艺术新质的独特文本,并给澳华文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机遇。对此,起码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和重视。首先,澳华文学应寻求突破创作中的瓶颈;其次,必须呼唤和重建艺术原创性;再者,不断思考如何更好探求新路子新方式。如是,方能更自觉地超越自我超越一切局限和桎梏,既不重复别人也不至于重复自己,并对澳华文学的品质提升和未来发展起到真正而切实的推动作用,在朝向现代汉语的磨炼和开掘中,真正参与并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
 
        江问:你与杨匡汉先生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是一部宏观研究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理论著作,谈谈你们的写作构想及“行路难”旅程的艰辛?
庄答:一部著作从开始构想、运作、动笔、生成到修改定稿,一路走来确非易事,哪怕备尝“艰辛”,却是充满着情趣的美丽艰辛。这部被古远清先生称之为“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开山之作”,最初的写作构想“蓝图”相当庞大。著作等身的杨匡汉先生有点“老夫聊作少年狂”的劲头,希望齐心协力将此书打造成一部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对新兴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有着垦拓性价值的学术专著。于是乎经过精心而严密的构思,自2009年春至2011年秋,在他的催促和关心下,我们紧密配合,总算“大功告成”。
       鉴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和时空交错的复杂性,要对近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为整体观察对象,以理性反思和诗学考辩进入华文文学的知识谱系,力求超越常见的“直观与知觉”的思路,并超越目前大量相关批评中的“流散状态”,提取其中带有基础性、本源性、规律性的内容,以知识范型进入接近对象和存在真相的透彻把握,确实需要花一番苦(硬)功夫。经过反复琢磨、过滤和思考,我们在此书中侧重于以“问题”(意识)带动研究,以“知识回环”去检视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互训互动,进而对华文文学的主要概念、重点话语进行有的放矢的开放性阐释,并在解读过程中力求呈现问题的特点与起源、发生与流变,以展示问题的生成语景和知识图景,上升为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诚然,要对一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命题既以“诗学”、又以“考辩”的视角(方法)同时切入,有所发现,尤其是对一些有待敞开的新问题加以探悉或比较,本身就面临着诸多难点。如果说“诗学”(研究)注重练情于义理,那么“考辩”意味着应重视典章文献,必须尊重事实和经验。因此,在一本著作或一个课题中要把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块,在学术研究上就值得斟酌了。然而,我们从事的毕竟是文学研究。作为文学,本身就是心灵张扬的生命之舞,也是创作主体精神激荡的回声。于是,从展开合作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产生默契和呼应——希望成书之后的著作,既能体现学院专著的严谨,又有来自内在激情的诗性智慧。旨在让诗学考辩不至于刻板呆滞,而是洋溢着鲜活而灵动的生命气息。
        因缘际遇。认真说来,这部著作最终能够脱稿问世,一方面应感谢杨先生对本人的青睐和器重。且不说当年是他发现了我桀骜不驯的“背后”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力,于是鼓励我走这条路。就说此书的合作,其实是他应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之邀,主持了一个省级人文科学重点项目,我作为该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本身又是一名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这种带有“两栖写作”的特殊身份,促成了兴致盎然的合作机缘。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感谢暨南大学和王列耀教授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的给力支持和学术眼光。同时应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桂芳女士(杨夫人)为此书的生成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江问:“本想在袋鼠爬行的地带风光∕却无法忘怀牡丹国里的殷红”。是我非常喜欢的诗句。你去澳洲流浪了一段时期,又毅然返回故土发展,这两句诗是颇为形象的阐释。这种现象现代人称之为“海归”,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
       庄答:“选择”,可谓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如果说当年我选择出国留学,是主动的,或者说是一种自动的放逐;那么,之后重新选择归来,应是自主的,是一种能动的回归。本想把孤魂流放于南半球,就意味着从此注定要走上一条漂泊之路。然而,随着岁月的递增,当渐行渐远的路伸向远方,在难以抵抗的时间面前,一颗骚动欲望毫不安份的心渐渐归于平静。或许是在流浪的日子里,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一旦陷入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困惑时,总是无法忘怀自己曾经走过的路程,也无法忘却自己从何处来,即对于自己成长的和所走来的那个地方总是梦萦魂牵。一方面要走出此处,又要回到此处;一方面要出走,又要回归;一方面“仰天大笑出门去”,又“孤舟一系故园心”。这是一种悖论,是人生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的充分体现。
       走在羁旅途中,置身于非母语的异质土壤上,对于游子来说,一种自我失落感和不定的漂泊感是难以言喻的。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让我渐渐为孤旅的选择慨然感叹以至无法平息,之后开始思考着如何为自己重新开辟一条通达家园的线路。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于是,在自我放逐中,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园,那里有无尽的欢乐与情趣。就这样,我企图通过某些特殊的语境,对自身生命进行观照,对廿世纪末大串连的“洋插队”乃至生命作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便以“孤旅游思”为题进行系列创作,于是就有了那部被我的恩师、著名学者孙绍振称为“他尝试用心灵阐释的方式对留学生精神苦难作一次史诗式的概括”的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或许,这是身处异域的漂泊者所体现的一种带有自我认同和文化回归的真实写照。这种再度选择,让现实中的我,从此也成了现代人眼中的一名“海归”。
 
       江问:你在写诗的同时也写散文,就你的写作实践而言,你对这两种文体有何不同的写作体验?
       庄答:记得我曾经说过,小说(家)是入世的,诗歌(人)是出世的。散文(家)可能多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路数和表现方式。有些题材适合于用散文的形式来完成,方能表情达意,譬如写人物、事件、游记和某种经历或片断。有的题材用诗的形式来表现会更有味道,譬如写内在情绪、写灵魂状态、写生命体验、写梦想的、写潜意识的东西。因为散文可以叙说、偏重“散性”;诗讲究曲说、注重“诗性”。或者说文贵坦诚,诗贵含蓄。在我的创作意识谱系里,散文是散淡的(我性格中也有散淡散漫的一面),可以如水漫溢于旷野广土之上,或明或显,是显性的;诗歌是浓缩的,如同山一样耸立于天地苍茫之间,隐隐约约,是隐性的。西方有位理论家曾说:散文是明喻的,诗歌是隐喻的。颇有道理。可见,两者本身有着各自不同的、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并具有属于自身的美学原则和审美属性。
我觉得,优秀的诗人作家之所以优秀,其中有一大因素是善于选择、掌握和驾驭不同文体(特征)。或者说,都具有很强的文体意识,让特定的文体本身成为主动的释放性力量。作为文学语言体式,每一种文体的确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体语言,其背后则反映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乃至时代的、文化的精神。鲁迅生前之所以最喜欢有人称他为“文体家”,说明他对文体是极为重视的。在当代诗坛文苑,真正具有文体意识自觉的诗人作家屈指可数,多数人的文体意识并不很强,甚至缺乏文体意识,只会用一般人也会用的语言(话语方式)来表达,既缺乏艺术的独创性魅力,又难以获得鲜活而恒久的生命力。
说时容易做时难。我这样说也想这样做,但个人才情有限,心余力绌,加之倾心于以出世的姿态入世,天性懒散惯了,又喜欢我行我素,至今尚未能写出一首(篇)令自己满意也让读者倾心的力作,实在惭愧之至。唯有根据自身潜在的力量,对世事、对人情、对自然在进行体验、传达和见证时,尽力而为去寻找一条通向生命内核的自由之路,或通过诗歌的言说方式,去敞开自己的心灵空间和释放自身的精神诉求;或借助散文及散文诗的形式,去表达对自然、人生、世态的直接体验和感受。即便如此,我也习惯于融入更多的诗性成分,把散文和散文诗当作灵魂起舞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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