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年2月初，胡仄佳离別十年後又從新西蘭返回澳洲定居，給我們悉尼華人文化圈子帶來一陣驚喜。
她走出中國國門最初是到了澳洲，應邀舉辦私人“貴州施洞苗族刺繡收藏展”，本以為一年半載便返回四川老家，誰知個人生活發生重大變化，三年後，卻再度移居新西蘭。
那時我不認識她。我從新西蘭移居澳洲的時候她已經從澳洲移居新西蘭。第一次看到“胡仄佳”三個字是2000年10月在悉尼《東華時報》上看到她從新西蘭發來的一篇題為“靈山”的隨筆。此文不是寫高行健，卻是寫高行健英譯者、時任悉尼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對她給予慷慨幫助的陳順妍博士（Dr Mabel Lee）。文章文筆流暢，感情真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01年9月，我回到度過十多年難忘歲月的奧克蘭參加大洋洲華文作家協會年會，始見到胡仄佳本人。我感覺是，這是一位沉著堅毅很有自信心的女性，并不愛甚至可以說不愿或不屑在大庭廣眾中顯露。再過了兩年，2003年8月，我和仄佳剛好同時應中國國務院僑辦之邀，參加“海外作家訪華團”，在十幾天里，一起到廣東、山東、青海、北京參觀訪問，也算是一個機會得以對她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密集的觀察和了解。最近，我又一次拜讀了她惠贈的兩部散文集——《風箏飛過倫敦城》（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和《暈船人的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4月），和她作了一些談話，我想我可以嘗試解讀胡仄佳了。
二
我一開始就對“胡仄佳”這個名字納悶：何以狹窄就好呢？現在我豁然醒悟：原來這是一個預期否定答案的反問句！名主且以十五年的生命實現了這個預期！
三
胡仄佳小時候見父親的面不多。那時候她太小太不懂事了，還不懂父親讀劇專時有過一段因“勤工儉學”在國民党軍隊里做少校譯電員的經歷，不懂政權更迭後父親雖為省歌舞團所重用、卻同時又是被“內控”使用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一旦政治運動來時，便被拉出來作為現成的靶子慢慢打。而那時候各種政治運動層出不窮，父親有過多少次收審關押，寫過多少多少檢查交代，小小的仄佳都不知道，父母不講她更不會問，只知道父親經常不在家。等到文革她才知道，原來不常在家的父親，并不都是隨團演出或到鄉下采風，其中緣故深著呢。直到那時之前，父親於她，都是相當陌生的人。
這一位父親，以大半生的苦難，一再告誡孩子們：“你們長大後拉板板車都要得，千萬碰不得文字，白紙黑字，錯一個字都要命。”
於是仄佳被張羅學畫。蜀中著名的工筆大師朱佩君便收了這個徒弟，去她家學畫她最擅長的工筆鯉魚，描長長的不斷氣韻的線，學著在紙底紙面技巧地不著痕跡暈染烘托，朱老師拿出她珍藏的張大千留下的敦煌壁畫線描做藍本，臨的紙張越來越大。胡仄佳是稀里糊涂地畫，朱老師卻還喜歡她，說她“筆資好”，有靈氣。但仄佳實在很對不起老師，不知為什麽工筆畫的清雅似乎留不住她恍恍惚惚的心，去老師家漸漸少了。父親又找到省文聯的幾位畫西畫的老友，求他們教仄佳畫素描水彩油畫。這樣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幾年，1978年，胡仄佳竟意外地考上了四川美術學院繪畫系油畫專業。不過她高興不起來反而有些迷茫。個性頗為反叛的她，在學畫上規矩地順了父親的心意，骨子里卻以不上心的方式在消极抵抗。大學四年和後來的美術教師、美編攝影等職業，人雖是在畫畫的圈子兜，心卻始終與此有距离。
原來，胡仄佳心里始終裝著一個夢。
小時，她愛看書愛得有點無緣無故。她完全自發地找到什麽就自己不求甚解地看，當代的、古典的、蘇聯和其他國家的書一陣亂看，讀著讀著就做起些孩子氣的白日夢來，憧憬著什麽。
幾十年來，此夢不散，為時代、社會和父母無可奈何的生存狀態所壓抑的欲望并沒有消失。等到在國外定居下來，一回頭，仄佳終於還是走回當年父親一直阻止的文學道路。
此時，胡仄佳老邁的父親再無半個反對的字眼，再過幾年，便驟然离世了。仄佳每念及父親，便悲如地下之泉，常在一個字一陣風間涌現。風清月明時，可做些父親生前喜愛之物燒送與他？這是朋友的建議。但所言令仄佳哽咽：父親物欲极淡，祖屋被無端充公，亦不動索回之念。他愛煙酒如命且樂於與人分享，又能戒之斷然。他文人一生，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以何祭之？淚酒又何堪？仄佳尤感惘然的是，父親去世之後，她曾在父母狹窄家中的雜物堆里拼命翻找，想找出父親寫過的大批作品，哪怕它們都是遵命之作，里面也該有青春的火焰與熱血？更想找到他寫下的無數檢查交待，里面必然有一介草民面對歷史的悲哀與無奈？但她找不到片紙隻字，父親仿佛在有計划地退卻了斷，竟在喧嘩的塵世中留出一段無望無求的空曠。
胡仄佳只能告訴自己，生命也許就是這樣充滿遺憾地輪回著，她父親并沒有真正地离開她，在她的言行舉止上，在她的血液細胞中，無處不在地躍動著父親的基因。
當時，也許正是在狹窄的曲折的縫隙中，奧妙的基因，如一棵小芽，以她的頑強，為日後沖出縫隙，為日後的發展，集聚了旺盛的生命力？
四
胡仄佳生長於四川成都。老家四面環山山山相連，城市人擠人，人山人海，連小巷里都擠滿人家。對此，她有一個真切的記憶：
夏天悶熱的夜晚，街面上乘涼的人多如牛毛，胖人恨不得在腋下夾隻大竹筒退涼，瘦子也抱著冷茶不停地喝，熬到皮膚開始清爽時，人都迷糊得站不起來了。孩子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鬼，精神得很。星光燦爛，偶爾一顆流星煙花般地划過，讓人突然間覺得天地近得不可思議。（“故鄉的聲音”，《風箏飛過倫敦城》，頁36）
少時的記憶，故鄉的記憶，是怎麽也揮之不去的，是無論如何也是溫馨的，寶貴的。例如，胡仄佳還記得：“乘涼乘到深夜，肚子也開始亂響，那時端得出的夜宵常常只是一豌紅油素面，但蔥蒜味濃濃的，讓人胃口大開。因為靜，這味道和吃的聲音也傳得很遠。”（同上）
這情，這景，也是無法忘懷的啊。
但天外有天，大凡一個人，總渴望追求故鄉記憶以外的新奇。胡仄佳是其中一個，她走出國門。
當時是中國人到澳洲留學的高潮期，國內特別加開了班機。那天她獨自到了上海虹橋機場。侯機大廳里擁擠到無法形容的地步，活象森林大火或大地震前的騷動，空氣緊張得充滿著動物本能的驚惶失措。
隻身离境的她，無人為她而哭，或沒人與她對哭，而別的老少眾人卻哭成了一鍋粥。在旁邊看人哭，尤其是看男人們痛哭特別慘不忍睹，心碎悲傷的男人哭相特別難看，胡仄佳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安全檢查大廳的玻璃門，終於要把妻子丈夫爺娘和遠行人分隔開了，人群開始莫名奇妙擁擠到暴烈的地步。大玻璃門牆先是發出胸腔肋骨被壓榨出的細細礔啪聲，猛然間轟的一聲破響，玻璃碎片隨大面積的驚叫聲撒落一地，帶有清脆尖利的殘忍。一個年輕的外國女人被擠得披頭散發滿臉通紅，她從人海中逆流勉強沖出來，嘴里不停地說：“太可怕！太可怕了！”她是不懂這些號哭拉扯著不愿分离的人們，為什麽又同時爭相往海關里擠？
時代變了，這種場面也許永遠都不會重現了。通情達理地說，這種情況也不好過分伸引以用作什麽概括。不過，不知為什麽，胡仄佳十幾年來始終記得這一幕。
胡仄佳小時候，做夢都沒有夢到過海，這樣，當她飛越萬里，當她到達澳洲，發現曠達的大陸上，高山湖泊沙漠什麽都有，還四面環海，而海的深沉海的蔚藍，都遠遠超出想象，那種狂喜是旁人難以體會得到的。
後來，胡仄佳又再度移居新西蘭，更與海為鄰了。她初到新西蘭那陣，以為呆半年一年就走人，沒想到這麽一住就是十年。十年經歷濃縮於一本《暈船人的海》。書中，她審視的就是新西蘭這塊土地的方方面面。二十九篇文章，說山道海，談新西蘭的城市農村和自然，侃新西蘭的政治體育與文化，也聊新移民的別人及自己。胡仄佳發覺，時間越長越感受到這小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就像新西蘭出產的紅白葡萄酒，它們并無法國意大利葡萄酒优雅而高貴的世界名氣，更無俄羅斯和中國白酒的烈度霸氣，但新西蘭葡萄酒卻不乏環境賦予的自然清醇，風格口感也許淡泊，其精神品質卻全然獨立，頗有品牌水准，其價值已經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高度讚賞。
胡仄佳對新西蘭的描寫亦形成了自己的品牌，而為讀者所喜愛。美國著名評論家董鼎山說，他沒有到過新西蘭，由於路途遙遠與自己年事的增長，此生恐無望要去這個他极欲一游的國度，因此特別細心地閱讀了《暈船人的海》，特別覺得此書的珍貴。董鼎山還指出書中另一動人處是，胡仄佳娓娓敘述了夫婿祖先自英國移民至新西蘭的歷史。（董鼎山，“從古希腊到紐約雙塔──讀《珍奇之旅》人文隨筆叢書”，香港《大公報》，僑報副刊，2003年10月10日））
我同樣珍惜此書，但原因剛好與董鼎山相反。我在新西蘭住了還不止十年，我熱愛那里的人那里的環境，我的學術品格是在奧克蘭大學形成的，我的靈魂永遠不會與這個藍天白雲之鄉分离，不論我此生會涉足到什麽地方。
胡仄佳的情感與我完全一致。因此，我真切理解她為何每逢有客人從國外來，一定要帶他們去海灣看看。海像永動機似的不停起伏，沒個靜下來的時候；海灣里密密的桅杆，遠望去顫動交錯的節奏神秘。胡仄佳神迷了，便有哲學家般的感嘆：
此時深呼吸默默望海，海對我而言，便有如同宗教形似天體的意義。私欲自大膨脹起來時，既超不過占整個世界百分之三十的陸地，更無法抵御海洋的浩瀚深遠無邊，我自問，知否？（“望海”，《暈船人的海》，頁6）
初次印象，刻骨銘心。胡仄佳第一本散文集《風箏飛過倫敦城》便是描寫初到海外，在異國他鄉領略到的種種感受，格外新鮮、深刻、有趣。例如，中國人老愛說雷鋒精神怎樣怎樣。仄佳在澳洲人新西蘭人身上，便一次次确切地見證了那種寬容精神、助人為樂猶如活雷鋒的習性。生動感人的記錄，可以在“夢回北澳”（頁109-119）、“北上達爾文”（頁27-34）等等篇章看到。在“情說舔犢”（頁155-157）一文中，仄佳更娓娓敘述她所受到的一次強烈的感動，我相信讀者也會感同身受——她第二次婚姻帶來的新西蘭婆婆決定用她的錢一視同仁為三個孫子成立教育基金，盡管她的大兒子與這位婆婆并無任何血緣關系。中國人有很好的古訓，但認真實行的不算太多，而仄佳在新西蘭，在自己的新家里，切實蒙遇了此等善緣。
她那位不太懂中國文化、與她結婚十三年來至今中國口語單詞量沒超過五個、平時卻喜歡妻子做的川菜且支持妻子寫作的丈夫，更是一個範例。胡仄佳的“鬼畫桃符”對他來說無疑是天書，仄佳發現他從未把她當作什麽“才”來供養，但也從來不要求她做為經濟動物賺大錢與他齊心治家，都想不出丈夫為何寬容到讓她這麼沒頭沒腦地寫下去。生活中同文同種的夫妻最後成冤家的不少，而胡仄佳的異國婚姻卻協調出了這不算短的溫馨歲月，成就出仄佳的上百篇文章問世，也許不能只用“運氣”來解釋。
胡仄佳到達澳州時幾乎一無所有，隨身僅帶了刺繡收藏品和幾件換洗衣物，好奇心卻比什麽都強烈，她的視野漸漸打開，澳州、新西蘭這兩個國度以立體而真實的面貌出現在她的眼前，看自己看這兩個國度的視點變幻中深了些，不由自主的大國國民心態少了些。在好奇審視周圍社會環境的同時，也開始學會自審，學習在正常情況下作正常的人，學會在正常情況下理解非正常的人事。她的書是誠摯追尋精神家園的文化之旅。
在異國他鄉，自然有種種文化撞擊。胡仄佳感到，他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有相似之處，每一個移民姓名之後皆有故事，或是精采絕倫或是沉重不堪。就算平平淡淡的什麽波折都沒有，細究起來也是驚心動魄，背井离鄉投身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跟到外星探險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事實上英語中就把所有外地人外國人戲稱為“外星人”（alien）一詞。從某種意義上講，由於人種膚色的無法改變，華裔走到世界哪個地方都會是引人注目的群體與個體。生活在一個文化完全不同的國度里，既要學會接受理解新的文化傳統，又必須保持真實頑強的自我和東方精神，不要夾著尾巴做人還要快樂地生活，是胡仄佳這些第一代“外星人”的選擇，又是他們一輩子都面臨的艱難挑戰。
必須說，這個挑戰的前景是可喜的。時空曾使東西方長期相隔，人以為東西方像兩道平行鐵軌永遠不會相遇。而今天東西方相遇不僅是事實，彼此有許多不同也有許多相似，而且還有相互理解的可能。這是胡仄佳的結論，而她個人的經歷就是一個證明。因此，幾年前，她在一篇題為“白駒過隙”（奧克蘭《中文一族》，1999年12月5日）的文章中能夠說：
回望過去的十年，時光令我們年輕的生命從幼稚走向成熟，日子驚險萬分或平淡地過去，平凡的依舊平凡。生活在新的國度里，我們的外貌和內心雖然改變了不少，已經開始把這塊土地跟自己的血肉聯系在了一起，我們的孩子習慣這里的自由空氣，這里的寧靜安然，也許還意識不到這塊土地撫平了我們身上多少由狹逼擁擠造成的緊張沖突感，意識不到如今我們是站在一塊比以往稍高的岩石上，看世界，看大洋兩頭永遠屬於我們的國家，看別人也在看自身。在那令我們半生受益終身難忘的機遇中，我為這過去的十年讚嘆。
胡仄佳移居新西蘭之後，澳州這塊大陸成了海的那一邊，在她心底，成了精神上的第二故鄉；現在胡仄佳返回澳洲，新西蘭成了海的那一邊，成了她精神上又一個故鄉了。而相對於不論澳洲或是新西蘭，在遠隔萬里的大海那邊，還有一個生養自己的祖國。“希望仍在，也許不僅僅是在海那一邊！”這是《風箏飛過倫敦城》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當然。相信生活的變化，視野的開闊，會激發胡仄佳更多的情思，會更加深她的思考。
五
本來，胡仄佳就自覺自己是個奇怪的、興趣廣泛的女人。滑雪、開車、釣魚、叢林散步、露營、美術、音樂、戲劇、閱讀似乎都為她所愛好。好吃也還會做，手巧能幹，性格既直也曲，有時聰明有時糊涂，能鬧也能靜，一個既非“淑女”也非徹底“瘋丫頭”的人種。她發覺，從事寫作，實際上一直是她心中最隱秘而又最強烈的愿望。為什麽要寫？寫了之後怎麽辦？從未想好，也許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樣是盲目的，雖然表達的過程中會出現某種意義，但那不過是自然的走向和流露罷。或者也可以說，兩次婚姻與生活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里，本身就是種強震蕩，新的更為寬松的世界釋放了很多壓抑已久的感受，從死去的婚姻中解脫，從新世界中找到自我和自我反省的可能，用寫作的方式來表達無疑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或者就如她自己這樣表白：“人有許多種存活方式，寫作是我生存的通道之一。當我呼吸的時候并非要證明什麽，只是必須而已。”（“在海那一邊”，《風箏飛過倫敦城》，頁246）
是在1997年的一個夏夜，胡仄佳開始在電腦上笨拙地學習打字兼寫作。累乏中她也曾絕望過，不料手指下卻悄然流露出一些深藏於心底的感受來。
就是這些深藏於心底的感受，讓胡仄佳開始在文壇獲得名聲。
四川某雜誌編輯李珊對《風箏飛過倫敦城》的讀後感是：“你的文筆比較機警，幽默，乾淨，流暢，收放自如，女性的機敏使可圈可點的歷史沉而不重。勇敢，真實，使你生活得很投入，自然而然地留下自己的一片風景。”
“樂觀，開放的心態。敏銳，聰穎的悟性。文字富有音樂感。對多元文化的深思。”汕頭大學《華文文學》主編于賢德對《風箏飛過倫敦城》作了這樣的歸納。
“（你的）寫作頗有異域生活氣息，細膩而爽朗，寫得相當不錯。特別是你的‘故鄉的聲音’喚起了我不少回憶，我的兒童時代有相當長時間是在成都度過的，好些聲音至今縈繞在耳。‘蒼涼的青瓷器’寫得也頗有味道。”原《隨筆》雜誌副主編鄺雪林（司馬玉常）這樣告訴胡仄佳。
前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郝志達為《暈船人的海》作序說：“在她這本散文集中，确實讀者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欣賞、去審視，都可以給人帶來對著宇宙之中藍天白雲故鄉的神往，給你一種神奇美的藝術享受！”
也是來自四川的悉尼大學中文系講師王一燕博士對仄佳說：“你的文章可讀性很強，風格清新，敘述平易近人，無矯揉造作之風，尤其是四川方言運用得風趣吸引人。”
“我讀你的文章可謂愛不釋手，你的角度都很特別，所發的議論又不空泛，已經深入到文化內涵的深層次，這不是每個作者都能做到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四編室主任、《暈船人的海》的編輯李華敏得此結論，并向胡仄佳表示感謝。
“你什麽時候操練的文筆？非常通暢流利，而且非常美麗。”《四川法制報》總編賈嶂甚至這樣問道。
…………
什麽時候操練的文筆？問題好像很簡單，回答卻很難明确。
胡仄佳回憶小時讀華盛頓.歐文的《阿爾罕伯拉宮》、馬卡連柯的《教育詩篇》、《泰戈爾詩選》、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惠特曼的《草葉集》、莎士比亞的戲劇、莫泊桑的短篇小說……等等全不是一種路數的書籍；父親雖然反對她從文，文革後期不知從什麽地方也開始找回《古文觀止》給她讀，然後是唐詩宋詞……這些都給了她以混合而奇妙的營養。那時她就開始模糊意識到，生命短促有限，卻可以在想象中無止境地展開延伸，可以經由文字而穿越時空。
既然閱讀是件美妙的事情，寫作一定同樣如此；既然閱讀時非常喜歡語言文字傳達出的令人聯想不盡的魅力，寫作時一定會自覺不自覺地在文字上下功夫。仄佳自嘲她的恍惚仍在，記不住人名地名，記不清時間地點，愛閱讀卻沒有過目不忘的本事，但她發現，在什麽地方有意無意中還是沉淀下來很多東西。她好像并不寫詩，但她的文字簡練自然，時不時流溢著濃濃的詩意，“風箏飛過倫敦城”、“暈船人的海”，書名就很有詩意，又傳達了全書的主旨，而且似乎并不經意。
胡仄佳的經驗證明文藝各領域是相通的。她年輕時學畫，對現在寫作其實大有裨益，可謂是“曲線操練”。她發現自己有雙觀察細膩、看得見暗夜中朵朵開放的異花、看得出蒼茫里山脊剪影中的渾圓、對色彩形象非常敏銳的眼睛。她還有對靈敏的樂感不錯的耳朵。所以，雖然仄佳過去從不提筆，卻能一寫就寫出富有自己特色的篇章。例如，在“夢回北澳”那篇文章快結尾的地方有一段描寫北澳的夜晚，讀來猶如身臨其境，讓你看到，讓你聼到，讓你触摸到，真真切切：
北澳的房子通常有漂亮平滑的木頭地板，熱腳板走在上面涼隱隱的。小動物們從百葉窗的間隔中自由進出，與人共享房屋空間。燈亮時分，透明粉紅，手腳臉嘴精致如藝術品的小壁虎們從藏身之處爬出來，倒挂在天花板上，准備捕食體積巨大的撲燈蛾，它們輕輕的叫聲，使我相信它們還有小鳥的靈魂。樓梯旁總有綠色的青蛙爬在房子的外牆上，相貌堂堂皮膚綠得發亮，腳指頭上的吸盤使它能夠輕盈地呆在任何地方，用手指輕輕触摸它一下，它會蹦到人的肩上。深夜，成千上萬的小螃蟹摸上岸來，秘密社團似的聚會在樓梯旁的樹林中，聼到什麽動靜，就唏唏瑣瑣地四竄，聲音象潮水沖刷樹葉又象糖炒板栗的翻動，響動大得旁若無人。不知名的黑鳥象雞一樣整天在院子里走來走去，家養似的不怕人。（《風箏飛過倫敦城》，頁119）
最使我喜出望外的是，仄佳能夠以极其优美的文字，或直接或間接傳達她富有哲理的思考，在文章里（常常在文章的結尾）閃爍出耀眼的光輝。例如，緊跟上面的引文是下面這個結尾：
躺在這樣的屋子里，趴在地板上靜靜地聼下去，聼熱帶暴雨的突如其來，聼那些只有一面之緣朋友們的話語，從百葉窗間輕輕蕩過，風聲卷起了帶有萬年印記的塵埃。聼土著人在荒原叢林里吹響“笛囑維嘟”（didgeridoo），像聼到了他們靈魂發出的呼喊呻吟。我在這些響動聲音中漸漸入睡，夢見達爾文猶如一座巨大的熱帶花園，還夢見自然世界以它靜默的時間沼澤，吞下人類中的狂妄自私，貪婪愚昧。（同上）
又如另一篇文章“莽莽群山”，臨近結尾有這麽一段文字，竟然如此密集地呈現著紛繁的思緒，關於歷史，關於未來，關於時事政治、社會人生，關於美好、丑惡，關於眼前的、逝去的，凡此種種，都一起強烈地沖擊著讀者的心靈，真是神來之筆：
“身在青山恨青山，离別青山戀青山。”愛恨也許是人生奮鬦掙扎的最大動因，倒是這山見慣了不知多少人世滄桑，千歲夕陽。當年的淘金者挖空了幾座山頭，帶走的未見得都是財富歡愉，留下的也未必都是遺憾。站在這新西蘭天高地遠的大山上遙想，如果說山腳下的小城代表著人間的舒适繁華，那麽在這山頂上也嗅到萬里之外紐約的世貿大廈殘骸廢墟飄來的令人窒息的煙塵。當超常規意識的戰事出現於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無理性地展開之際，腳下的安寧，這山的沉穩，就值得格外珍惜。（《暈船人的海》，頁53）
閱歷多了人便成熟起來，眼界開闊了，渾身筋脈通泰，思考也深邃了。所以我其實不能說“喜出望外”，所謂“功夫在詩外”，這是仄佳多方面修養的必然結果啊。
六
2003年8月，我們“海外作家訪華團”在中國大陸參觀訪問的時候，一路上也對如何為世界華文文學定位等問題交換意見。我和胡仄佳、張翎（加拿大女作家）等人都一致認為，過去一百多年來海外華人傳統的、正宗的、不容置疑的“落葉歸根”的思想意識現在已經發生幾乎可以說是顛覆性的改變，過去常在描寫海外華人的作品中所見到的情慘慘悲切切的“游子意識”現在已經明顯地與時代與當今天下大勢脫節，事實上也已經在今天有分量的作品中退位，現在不管是海外華人生存之道還是世界華文文學發展之道都應該是——或者已經是——“落地生根，開花結果”。這個話題我們在第一站廣州時也與國內的同行討論過，在最後一站北京時甚至向有關官員反映過，并得到极好的回應。8月29日，中國國務院僑辦副主任、中新社社長劉澤彭先生在釣魚台宴請我們時，熱情洋溢地說：中國人移民外國，過去被認為是拋棄祖國，很不光彩，這個看法完全是錯誤的，中國人到外國發展正是表現中國人的開拓精神，這是大好的事情，越發展越好，越發展越應該鼓勵讚揚！
我在胡仄佳身上，在她的作品中，正是看到了一種拒絕狹窄守舊、追尋廣闊拓展的情懷與美感。
“人類本質中有象候鳥逐水草隨氣候擇居的本能，過去翅膀被捆住的時候，飛翔只是悄悄的愿望，現在能飛就飛吧！”胡仄佳在《風箏飛過倫敦城》一書的結篇“在海那一邊”（頁246）曾經這樣自勉。
那麽，仄佳，就飛吧，繼續飛，不停地飛，越過海那邊，越過海這邊，更加廣闊，更加高遠……
2005年3月17日於澳洲悉尼,发表于《澳华新文苑》第18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