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像只圣诞火鸡。”

半昏迷中我听到葛罗利雅对她的床对面的阿拉伯女人说，那是在形容我呢。我记不住阿拉伯女人的名字，但相处几天我们已成朋友。

听到葛罗利雅这么具艺术性的评论我不禁暗自笑了起来。如果不是难受说不出话，我很想告诉她其实此刻的我更象中国京剧里的穆桂英挂帅。因为各种输液管，吸管从我的脖子，腰部，手臂开始往四面八方吊升上去，通向病床两侧那两个高高竖着的架子上，同时覆盖在我身上的几件毛衣和睡衣七横八竖五颜六色，活象克里木特作品中那些在色彩缤纷中受着生老病死折磨的人物。可惜葛罗利雅压根儿不知道世上曾有穆桂英这么个女人，不然她的形容会更具准确性。

葛罗利亚与丈夫驱车十三小时，从布里斯班乡间一个小镇赶来悉尼探望他们的三个女儿和孙儿们，与他们共度假期，却突然发病被送到医院，和我住在同一病室，她的床就在我对面。这样她的行程就完全改变了内容，变成了与我做伴。

一生那么漫长，而住医院的日子是最最漫长的，就像命运故意把你从日常生活中硬拽出来，拖到这个你从不愿正眼看一看的角落，先让你经历一番死里逃生，然后强迫你彻底安静下来，把自己一生的每一个日子，遇到的每一个人重温一遍.........

墙上钟的指针可恨地凝固着，动也不动，我渴望它赶快走，好让我窒息的呼吸可以跟它一道向前移动，好让我飞越这些难熬的时刻。

我终于可以坐到窗口旁，把无力挺直的头抵着玻璃窗，观看这楼房的另一面，一堵被涂成柔和的暗红色的墙。这墙后面的内容并不像它的色彩那么怡人，它是这个医院的最森严部分--手术室和深度治疗室，在它里面我度过了难以想象的两天两夜。胃被切除三分之一后，我被天旋地转，恶心，昏厥，幻觉，和各种恐惧包围着，唯一关心的就是护士塞在我手中的吗啡机，不要让它溜掉，这样在剧痛来时就及时地按一下，然后再感受别种的难受。因为没有一种难受超得过剧痛。从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吗啡机此时变成了我的生命，我紧紧握住它，像握住一盏神灯。

现在我唯一可看的就是这座载着可怕回忆的建筑，因为它挡住了背后的所有景物。在灰色的云层中它显得那样高大，凝重，过去了的日子似乎都躲到它后面去了，再寻不着踪影。在严重疾病的打击后你的过去其实已名存实亡，你的人生被分割成两部分，一半在病前，一半在你将重组生命的今后。

我用眼睛向下搜索，发现另一边的下一层楼那空荡荡的天台边缘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植物，它虽无人光顾，却独自盛开着团团粉色的花球，两只燕子站在它旁边的栏杆上啾啾叫着，不停地摆动着它们漂亮的黑剪子。燕子使荒凉的院子动了起来，那株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也轻轻摆着，心安理得地享受燕子们的陪伴。

这忽然安慰了我。很惊讶，原来一个幽闭着的院子所暗喻的，可以比真正的原野还要丰富。

现在回到葛罗利雅，我的病友。她的脸型有点象影星梅丽尔，尤其是那头白发，优雅地环绕着她韵称的脸庞，年轻时的她一定很美。说葛罗利雅与我做伴，还不如说她在看护我。医院里人手奇缺，一个夜班护士要照看八个病房，护士们整夜在此起彼落的铃声中奔忙着，每一道从走廊传来的铃响都表示某个病人有自己解决不了的紧急问题，都在等着帮助，护士们有时连口水都喝不上。这样，仍未找到病因的她不由自主地成了我的护士。
   葛罗利雅不知为何很喜欢我，也许因为我说出的傻话总让她发笑。她给我的帮助真是数不胜数；手术后我虚弱得厕所都不敢去，是她鼓励着我迈出第一步；当我患了肺感染，被从肺里不断涌出的痰啜住呼吸脸都变了色时，是她跑去把护士来唤来救我；水打翻在床单上，我不好意思再去麻烦那些不厌其烦地给我各种帮助的护士们，是葛罗利雅自告奋勇，坚持找人来把床单换了；在我一分一秒地等待各种难受过去时，葛罗利雅哼着一支曲子，歪歪趔趔地转着身体跳起舞来。这否定了我不由自主生出的，任何一个住院病人都很容易生出的那种被世界遗忘，抛弃的孤独感。

我在电话里叫儿子给我带一双拖鞋来，儿子却拿来了我做花园穿的那双又重又厚又笨的牛皮套鞋，上面还沾着泥巴。别无选择，只得穿着它在医院走廊中抖抖索索地来来去去。葛罗利雅发觉后马上叫她丈夫出去为我买了一双又软又暖和的棉毛拖鞋，一双粉红长毛袜子。我从此天天穿它们。
   多天滴水不进，我瘦成了皮包骨，饿得人似浮在半空，却因胃不舒服而对所有食物都反感，无法下咽，葛罗利雅每顿饭都半劝半命令地让我吞下食物。我想起了去世的母亲，要是她老人家在天堂里看见这一幕，一个素不相识的澳洲老妇人在百般耐心地哄着她的女儿吃东西，她会不会流下泪？

现在葛罗利雅已回到她的家乡，遥远的布里斯班小村镇，她曾多次向我描述过它，一个小小的房子，花园设在最中央，里面闪耀着她自己种植的花儿的千姿百态，她每天安安乐乐地在这花园里吃早餐，喝咖啡，吃午饭，和已经退休的丈夫常常在傍晚久久地坐在那里，永不厌倦。他们本来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的，后来觉得不需再要那么大的空间了，把房子很便宜地卖给了小儿子，再买下这所可爱的小房子。现在她是急不及待地想回到这房子中。我好像已经能看见那小巧玲珑的花园，太阳照下来，和花儿一道向房子各处散布着温暖，芳香和色彩，我觉得已很熟悉这所房子了。

离开医院时葛罗利雅让丈夫先出去，自己走到我的病床前含着眼泪对我说：“你是个特别的人，哪怕在受罪你也在笑。你的笑让我连住院都高兴。你好起来时我是那样高兴，看到你受罪时我心都碎了！你已经走进我的生命，我忘不了你。你要快快好起来呀！.....”
    葛罗利雅走了，病房一下冷清下来，好像她把所有的光明欢娱都偷走了。我思念着她，就象多年前母亲离开我去了香港时我思念她那样。

护士们现在和我混熟了，白天里不忙时会来找我说笑。她们由不同人种组成；白人，菲律宾人，黑人，印度人，南美洲人，中国人，越南人，阿拉伯人，还有各种混血儿。起初我有点不相信某些人能胜任这么精细的工作，但她们改变了我的想法，她们虽修养，性格各异，但有一点相似，就是都很坦率，尽职，都有高度的同情心与责任感。说句实话，在国内你可能遇不到这样热心，这样可亲可爱的护士小姐们呢。在那里人们身不由己地变得那样复杂难懂，单纯的人几乎是稀有动物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生出一个傻傻的梦想；把这些护士们分散到国内的各个医院，她们那纯真，热忱，爱护病人，一定会感染我们的护士们的。因为每一个优美的灵魂都会是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        

一个孤零零的早晨，我正呆躺在床上，我喜欢的印度籍护士比娜忽然给我捧来一大丛鲜花，我惊讶地打量着它们，它们插在一个雪白的系着粉红丝带的四方盆子里，花里有一个小卡，上面写着：“想念你。赶快康复！葛罗利雅”
    病房一下亮起来，葛罗利雅随着这些花又一次来到我身边。我又看见了她被花白头发围绕着的脸，又听见了她只有澳洲人才有的爽朗笑声。比娜放下花，微笑着向我眨了一下眼睛就匆匆离去了，这是她和我的暗号，是她表达友情最简洁的方式，每个护士都各自有着与我联系的独特方式，正是这些使我出院时依依不舍，眼里含满了泪。

阿曼达是我在医院遇到的另一个不寻常的人。
她是我离开医院前两天来到病房的，她在傍晚时分被推进来，安置在我斜对面的病床上。一般新来病人都有家属陪着，她却没有，倒是好些医生来了。住院部的医生很少出现，但一来就是一群。他们和她谈着，她在吐，吐完了继续和他们谈。
    我没有听他们谈些什么，我正对着一本食谱学做地中海羊肉， 出院后做给儿子吃。那时我已好些了，换了病房，准备出院。我已经习惯了与各种病人相处，习惯了在呻吟声，咳嗽声，呕吐声和不间断的铃声中，在亮着的灯下安然入梦。
   到了该睡的时候我才再次注意到阿曼达。是她的姿势引起我不安，她一直躬身坐着，头深深埋在胸前，每隔一会就听到她的轻轻呻吟，放在两侧的手在抖，显然她在忍着痛。
    吗啡起作用了，她昏昏欲睡，整个人向床的一则倾斜。而床两边的扶手被人放下去了，她没有任何保护，随时要倒到床下，这很危险，让我担心。我打铃唤来一个护士，让她把阿曼达的床的护栏拉起来。阿曼达迷迷糊糊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
    一个有点粗鲁的护士好像为了什么与阿曼达争论，声音很大：
   “我告诉过你，就是那样。”
    说完这话护士就离开了病房。显然是拒绝了阿曼达的什么要求。阿曼达有点无奈地看着我，做了个很幽默的总结：“她需要多一点耐性，是么？”    
当 药力过去她又痛楚地呻吟起来。我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不躺下去？”
    “肾很痛，背后不能挨着任何东西。”
    “吗啡也止不住痛吗？”
   “止不住。”
   “你打算这么坐着到天亮？”
    她没有回答我。我很难受，只好这么鼓励她：“你试试向上帝祷告，那会减轻痛苦的，我刚刚学会的。”接着又加上一句：“现在我就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么？”
   她温顺地同意了，双手握在胸前，头低下去和我一同祷告。我也低头，深深地为她也为自己祷告着。十分钟后阿曼达重新抬头看我。她还不到四十岁，略略有点胖，白净，秀气，带着眼镜，一头红得近乎透明的卷发有点凌乱。她把头发拢好，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感谢你在这个时候给我帮助。”

第二天，晨光中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阿曼达坐在床上的身影，她坐了一整夜，而我却甜甜地睡了一整夜。
    葛罗利雅送的花仍在床头明亮地盛开着，我把它们捧到阿曼达床边，送给了她。阿曼达感激地细细看着花儿，笑了。虽然整夜坐着，她看上去却比昨天精神一点。我们开始聊起来。
   她告诉我她患肾癌已近二十年，她与这病魔搏斗了整整二十年！现在癌细胞已转移到各处，肾已停止工作。她想休息，不再挣扎了，她愿意让步给死神。昨天她明确地告诉医生们拒绝再动手术，他们一次次找她谈话，她依然这么坚持，既是这样，今天下午医生就让她出院回家。回家？我悲伤地想，不会有多少天了。她的肾已完全停止工作。
       她却平静地说：“母亲要我再做手术，我这次不听她，她很伤心，没有来，但我已经没力气再受经历一次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去死。”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着别人。我迟疑着，什么也不敢说，难道劝她去继续受罪？
     她忽然打破沉默问我：“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画画的。“我很愿意改变话题，有点兴奋地回答。
     她的脸亮了：“你是画画的？”“我也是呀！要是你能找到纸和笔，我可以给你画一张素描作留念。”她四下看看，象要找什么。      

从前总是我请别人做模特，这可是头一回由别人提议我来当。换了其他时候我可能会毫不犹豫，阿曼达那股热切使我也激动起来。而现在，我的眼睛在找笔纸，手却慢了下来.......
    生离死别经历多了，我开始变得害怕留下痕迹了。聪明的阿曼达看出我的迟疑，就没有再作关于画画的任何建议。
   这时我旁边的病友，一个希腊女子因为肠堵塞在剧烈地呕吐，阿曼达关心地看着她，等她静下来时告诉她：“你喝些水，那样会舒服点的。”
    希腊女子没有听清楚她说什么，阿曼达又耐心地说了一遍。
    她是个细心的人，说话时注意力完全在对方身上，她好像随时能忘记自己。我不禁想，要是我患的是她的病，能也象她那样关心别人吗？恐怕不。我觉得有义务帮她忘记痛苦，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忽记起柜子里有本我自己的画册，是儿子来探我时顺手带来的，就拿出来给阿曼达看。“哟，你的画册!”她惊喜地说。
    能感到我们有一种默契，对艺术创作有体会的人之间才有的默契。她把我的画册平平放在自己膝盖上，一页一页翻起来，每幅都看很久。阳光从侧面射进病房，照在她的发上，脸上。她的脸显得白晰而光滑，并没有垂危病人的憔悴，那特殊的红发在阳光中变成了耀眼的橙黄色，人和病房就象一幅极柔和的油画。她看得那样专注，似乎死亡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她放下画册，眼睛投出窗外，看着远处的山坡。那上面时隐时现地铺着一条小路，穿插在树丛中，一直通向坡的另一边。
   感激他们把我安置在这个病室，现在每天清晨我都看着这景色，回到从前背着画箱，在清晨穿过山岗开始一天写生的日子。那是多么遥远的事！也许永远不会再有那样的日子了。
    阿曼达现在也在看着它，眼光呆滞，遗忘，却充满圣洁。我很想知道此刻小路在她眼里的含意，那与我必是完全不同，但那已是非我所能领略的了，一定比我更深，更接近生命的本质，因为她比我更有权利领略。       
    我注意到她的手开始在枕头后一个别致的手袋里搜索着，摸出一包草烟，她把这东西拿到前面，认真地捧着，好像在掂着它的份量，然后从里面抽出一张深蓝色的小烟纸。
   此后她一直反复地，极缓慢地做着一个奇怪的动作——卷烟的动作，但她始终没有抽。一小时过去了，她依然在卷着这支永远卷不起来的草烟，她沉浸在草烟和她自己的思想里面，把我忘了。
我的内部在起着变化。
     虚弱，衰败，被世界遗忘的感觉消失了。渐渐喜悦象一股暗流在某个地方出现，然后以一种我不明白的力量在身体各处串动，雀跃着，那像是青春的跃动.........

但此刻我应该为阿曼达悲伤才对！我责备着自己，喜悦却在自顾自地继续涌出。
     现在我也出神地看着窗外，我看见了自家前院的花圃，看见了后院的鱼池和环绕着它的植物，它们正等我回去浇水呢！我看见自己和儿子一起开着车去商场购物。我看见温暖的灯光下自己穿着漂亮的晚装，和朋友们谈笑风生地坐在餐桌旁，桌面摆满了美酒，每一道菜都是我亲手做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仿佛还有一千个明媚的春日等着我，等着我再次背上画箱，去旅行，去写生，去开车兜风，去与情人相会.......    

每一个场景都象初次跃入眼中的名画那样激动着我。
    仿佛我从未长大，从未经历，从未拥有过它们。     
    我的心迫不及待地飞离病室，飞到远处绿色的山坡——那儿有静寂地盛开着紫藤和柠檬花的乡村小镇，有古老而别致的小咖啡店，烤热的小面包，有宛然缠绕着山庄，由于起伏不平而显出优美的阴影的小路——更远一点，是那广阔，闪着柔光的悉尼海岸线，我在美丽世界上依依不舍地到处悠荡。
    忽听阿曼达对我说：“我想下楼去逛一逛，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么？”下楼？住院20天了我从未下过楼，连想敢都不敢去想，对我它是太遥远的地方，是太艰巨的旅程。
    “好，我和你去。”我说。
    “你肯定么？有力推我的轮椅么？我自己可以把握方向的。”  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却毫不犹豫：“可以的。”
    我好像已不是昨天那个什么都害怕，衰弱不堪的人了。

当两个来看我的朋友看见我一手推着自己的输液架子，一手推着阿曼达的轮椅从楼下电梯门里走出来时，惊讶的说你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好了？他们三天前来过看我，那时我还躺在床上软绵绵脸色惨白地看着他们。
     我笑着说：“是呀，我祷告了，所以好得快。”其实那是真的，自从和阿曼达一起祷告过，我就神奇地改变了。
    下楼后阿曼达让我的朋友把她推出医院门外，她自己在阳光下坐着。我以为她会抽那包草烟，但她没有，只是一个人静静坐着。
   阿曼达离开医院时我那两位朋友还没有离去，我陪着他们，正坐在病房对面靠走廊放着的几张椅子上聊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着各人的事。忽看见阿曼达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从病房往我们的方向走来，轮椅旁挂着她那别致的手提袋。这才想起她今天要回家！
   我一时回不过神来，她已到了我们跟前，和我道别。她的神态是那么淡然，那么自在，一点生离死别的痕迹都没有，好像我们只是暂时道个别，明天还会再见似的。她把白皙的手举起，对我扬了一下，简单的说：“拜拜。”但她的眼睛很亮，闪着激情。
   不相信这就是我和她--两个女画家的离别。在朋友面前我不好意思情绪激动，况且阿曼达在左右着我，让我也不自觉地采用了和她一致的表达方式。我也象她一样只简单地扬了扬手说：
    “拜拜！”
    但我的心被揪住了，屏住呼吸，盯着她的身影在过道拐弯......她没有回过头来看我......然后她消失了，这将是永久的消失，我不会再见到她了！
   黄昏又来临，明天一早我就要回家了，儿子将接我回去。
   我看着远处被太阳照得金黄的草坡，那里的草因为没人看管，由着性子把穗子长得那么高，一大丛一大丛地在冬日的晴空下快乐地摇晃着，好像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宁静，沉着，踏实。
   生命已经重新定调，承托着它的是一种恒定，一种甜蜜，一种无限幸福的承诺。这幸福不来自任何具体事物，而来自它们背后那深不可测的本质--葛罗利雅与阿曼达向我展示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