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在湘南，当时叫“梗直”。或者大凡甘蔗，鲜见弯的，所以，用常识度量：梗而直。现在，小城的一些人已经改过口来，叫甘蔗。而四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开口还是喊黑梗直、青梗直、红梗直，均以其表皮的颜色命名，表达得很准确。
我们村里也种甘蔗。不种水田里，村里的水田种粮养人，不能轻易挪作他用。遇到年情不好，主粮生产不足，大家经常用红薯来补。每顿饭前，屋里放屁声络绎不绝，却也司空见惯，不影响食欲。村里的甘蔗种在靠水的沟坡上的旱地里，开始像高粱苗，很不起眼，长成甘蔗林了，才有些震撼人。旱地周围是庄稼地，种茄子辣椒，种大豆高粱，种红薯南瓜。当然，也有人家在庄稼地的周围种了一圈玉米苗，那玩意跟高粱苗甘蔗苗没啥区别，青青的棵子，越长越壮，抽穗的时候，才显出与马尾巴高粱的不同来。割了高粱穗儿，高粱杆进灶堂，而玉米杆还可以用来嚼一嚼，清香味里有丝丝甜味儿，不过瘾，再吸，感觉舌头如同舔着木头。我们偶尔也会把目光撇到甘蔗林里去，看着那些镰刀把粗的密密麻麻的甘蔗，听着里面在风里偶尔传出一两次吱呀的声音，很冲动，却没人敢动手。掰一根甘蔗，不仅跟个人有关，还会连累整个家庭。我们见过开批斗大会的严肃场景，也经常被父母教育不要做坏事，所以，即使我们十分愿意去亲近甘蔗，但我们始终不敢伸手，打死也不敢！我们无奈的、耐心的等待秋天。大人告诉我们，收了稻子后就砍甘蔗，然后每家都发一捆。为了这一捆甘蔗，我们开始守望秋天。
就像所有的期望并非都是如愿的一样，秋收过后，我们有些失望。不知道是大人的疏忽，还是天气的原因，秋末，下起了雨，人们还不在意，可入冬，雨还是没消停，并且气温降低，雨里夹冰了。乡村所有的道路都泥泞起来，要困住乡村似的。大人慌了，甘蔗被冰冻后，糖分会大受影响，吃起来就不甜了。一个下午，队长决定，男劳力全部出动，冒雨将地里的甘蔗抢回来。大人们手握镰刀，吸着鼻涕，从村道里鱼贯而出。我从自家里跑出来，跑到西边最后一家屋子下，不能再跑了，立在门前湿得发青的石板上，看着远方的甘蔗地。不一会儿，大人披着塑料薄膜，侧着戴着斗笠的脑袋，扛着一捆一捆的甘蔗回来了。我想跑过泥地去要一支，但跑不过去。我的鞋已经漏水，往鞋里填了一把稻草仍然无济于事。跑进泥泞里，不仅没穿袜子的脚会冷，鞋底也有可能被泥泞吸走。母亲也说了：不要去向人家要，分到家，让你吃一个饱。跟我一样大小的玩伴们也立在屋檐下，拖着两条清亮的鼻涕叫喊着，欢呼着。路过的大人见了大喊：风好大，鬼崽崽，先回去，冷出感冒了没法治。
我们没有挪动，立在那里看着，大胆的跑出屋檐，扯下一片甘蔗叶，又小鸡一样跑回来。
那时，我愿意为一根甘蔗献出所有。
甘蔗带来的幸福和荣耀将无法比拟。
可是，在那个寒风斜吹冷雨霏霏的下午，我和我的伙伴看着成捆的甘蔗被挪来挪去，却一支也没有得到。
兴奋冷却之后，就是失望。
暮晚时分，母亲提着一小捆甘蔗带着一股凉气回来了。进了伙房，放下手里的那捆甘蔗，一边骂鬼天气冷死人了，一边探出双掌去烤火。我们围着那捆甘蔗，有大的，却很短，还在茁壮成长那种，因为到了季节，而不得不将其折了，但能下口的，只有几节，还没有什么甜味儿。也有大拇指大小的，在地里被高的甘蔗盖着，亲近不到阳光，一直没有发育起来的小甘蔗。母亲见我们怀疑，就解释说：大的甘蔗要去榨糖，过年了，就有糖吃了。年还远，面前的甘蔗却很近。我们围着火塘，选出自己中意的，用茅草擦一擦，张口要咬，母亲说：倒过来，从尾巴开始吃，越吃越甜。我有些不愿意，吃甜的那一头多好，但我急于吃甘蔗，还是遵照母亲说的方法啃了起来。
后来，我悄悄地试了几次，从头吃，从尾巴开吃。两种不同的吃法，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道理却很简单，从头开始，越吃甜味越淡，还没吃到尾，最后两节就丢了。从尾巴开始吃，越吃越甜，吃完了，意犹未尽。
我开始相信，吃甘蔗就像做人。从不同的方向去品尝，味道不一样，结果大不相同。后来，在尼采的书里读到过一句“一切信仰者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的话，对比我当时对一根甘蔗的信仰，我就想笑，我有什么好呢？甘蔗有什么不好呢？生活呢？还是甘蔗好。无论怎样，它都是甜的。人生的幸福甜蜜，我们这些卑微者怎么能抵达？年幼时吃甘蔗的方法，或许是一条参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