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笔者对“郝伯村”这个名字就已经有所耳闻了，从新闻消息中就感觉到此人讲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尤其他那反对台独的话语令人印象深刻。如今先生以90多岁高龄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吴小利的专访，依然能够思维敏捷又清晰地回答读者对他用四年心血所箸新书<解读蒋公日记1945至1949>的提问，真是令晚辈人惊羡不已。
郝伯村，1919年生，江苏省人，中国国民党“一级上将”，1990年至1993年任台湾“行政院长”，任内坚决反对台独，努力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就是在他的任期内达成的。
先生退休后多次以私人身份回大陆探亲、旅游和访问，面对家乡“一天一个样”的变化，老人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作为一名经历过八年抗战的将士他也非常关心内地抗战展览馆的工作，对于馆内反映国民党抗日史料严重不足的缺点大胆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但也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的。
先生认为两岸不是主权之争而是制度之争，这是台湾统派理论上的一个突破，是对那种拘泥于所谓“中华民国主权”说法的一个进步。既然不是主权之争，两岸就是一个中国，就要统一；既然是制度之争，两岸就应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用和平的民主的方法解决分歧。先生反对共产主义的制度，却并不妨碍他爱护今天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和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家园。面对大陆观众和读者他总是说“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像其他不少台湾政客所说的“你们的国家”。
先生是蒋介石的亲信，难免“各为其主”，然而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求真求实精神，他对“主子”还是作了不客气的披露，分析了国民党丢失大陆的“蒋公之责任”。郝伯村不同意历史学家唐德刚关于“蒋的失败是历史的宿命，非关个人能力”的说法，而认为“国民党丢失大陆主要还是蒋公的战略错误。蒋接受了<雅尔塔密约>，结果苏联把缴获日本关东军50个师的装备全部交给林彪-------”。唐先生和郝先生谁是谁非，是个政治学术问题，可以见仁见智，不过郝先生讲史实、不护主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先生说了蒋的好作风，也说了蒋的不好的作风。比如他说蒋在指挥战斗时身先士卒，曾经像一名普通士兵那样爬近日军阵地去视察敌情和勘测地形，但也说蒋“大事小事都会以手令交办，多是虚文，显现国民党的官僚作风”。他敢把蒋与毛作了个对比：“蒋用人首重忠诚，像张群、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等，但对不同意见的人，包容度也许不够。毛泽东有周恩来，军事上有朱德，蒋公好像没有这样的人”。读了这段话，人们就会明白蒋为什么总是没有可靠的接班人而最后只好父传子的原因了。现在马英九也没有培养接班人，导致2016年大选前景令人堪忧，此乃基因遗传之所致也。
在研究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问题上，先生着重从国民党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像以往国民党多数政客和文人那样归咎于“共匪阴谋”，令人耳目一新。他在回答“国民党丢掉大陆的主因是什么”的问题时，认为“有主观条件和国际条件，主观条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体质问题，共产党是组织非常严密的战斗体，国民党本身是很松散的组织，不论就竞争力或斗志来说，都无法和共产党比，主观条件是根本问题”；“抗战胜利后，国军在敌后地区之所以不敌共军，主因在于当初共产党控制了基层社会”；“我们在敌后地区为什么都被共产党赶走？那是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是靠军队，军队在哪，党就到哪。共产党不是这样，共产党控制了基层社会，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0年，连户口调查都没有做好”。
先生毕竟是国民党的忠实维护者，爱屋及乌，旧情难却，他的许多观点难免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他否认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史实，却反过来指责中共。他说当时蒋曾向周恩来提出过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组成一个党来共同抗日，可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否决，责任在中共而不在国民党。先生居然真的相信蒋公有这般“诚意”，令人不得其解。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觉得郝伯村是一个可爱的老者。
孟子有一篇文章叫做<鱼我所欲也>，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和熊掌都是很好吃的美味佳肴，但是既要下河去捕鱼，又要上山去打熊取熊掌，这是两难的。这里是说，两个不相同的目的很难同时达到，宁可舍一个而取另一个；这里也可以说，人不能太贪心，事情不大可能让一个人占尽便宜，有所得必有所失，应该学会放弃次要的而顾着主要的。
笔者倒是觉得，下河捕鱼和上山打熊取熊掌这两件事，难是难了点，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同时做得到的。郝伯村一边爱崛起的中国，一边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这不就是鱼和熊掌二者可以得兼了吗？关键是要与时俱进，不可还爱那个落后挨打的命运悲惨的旧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