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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诗性与时空的共享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4-01-10 02:00:00  浏览次数: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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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文艺》“海内外汉诗专号”印象与思
 
 
      当《北都文艺》“海内外汉诗专号”(以下简称“诗专号”)抵达我的案头,浏览之后,发觉无论是内容编排还是装帧设计,都颇为讲究,堪称别具特色。实话实说,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它的厚重和大气,它的精致与典雅,无不叫我连声拍手称快。
       环顾泱泱诗国,带着双重身份角色率先隆重推出如此涵盖面广泛的世界性华语诗歌特大号,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着实鲜见。所谓的“双重身份角色”,一是指该专号本身是一个地方性城区文联、作协主办的内刊,二是它本身因地处边缘省份,带有边缘立场且具有民间姿态和情怀。“诗专号”共收录148位当代汉语诗人500首新诗佳作,同时熔作者近照、艺术简介、诗观等于一体,可谓阵容壮观又蔚为大观。在一个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心理秩序处于无序而混乱的时代,它为汉语诗歌吹响了一次“集结号”,呈现出全球性、本土性、多元性、民间性等诸多元素,构成为一个十分有趣而耐人寻味的“诗歌事件”。尽管身为诗人的主编熊国章(老岱)以自谦的口吻表示,本期“海内外汉诗专号”无意于为发展演进中的世界汉诗作出历史定格,其梦想只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全新的汉诗交流平台。然而,在一个弥漫商业气息、充满浮躁的时代,在缺乏诗意的人文精神的现实境遇中,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一种新奇的打造,甚至昭示着一种诗意的存在,证明诗歌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糟得很”,当然也不能说“好得很”。这种努力见证了汉语诗人的活力和希望,将为研究当代汉语新诗留下一份坚实的文本,或成为一份美好的记忆存录于汉语新诗的发展流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北国的朔州市,在上世纪大陆对外开放之初,乃是中国内陆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据说当年邓公大胆设计,在这里首倡并启动了中外经济合作的开先河之笔。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气息浓厚的内陆城市,由于改革先行助长经济起飞,使得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既具有开放性,又充满理想性和现实精神。而今,《北都文艺》所秉持的这种包容、姿态与善举,可谓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的真实体现。因而,无论是作为首家编选“海内外汉诗特大专号”的地方性文学期刊,还是即将推出的“海内外新汉诗读本”,如此重大举措所彰显的文化视野与人文情怀,都是值得称道和令人感佩的。
 
        打开“诗专号”,我深知,要对遍布全球各地的近150位诗人及其诗作进行解读和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介,显然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况且要顾此及彼,面面俱到也非一篇文章所能涵括。加上论者眼界及美学偏好的局限,难免心余力绌,定然无法尽如人意。因此笔者常常慨叹:解读诗歌和评论诗人皆是一场充满冒险的精神之旅。因为一些阅读经验往往难以概括,令人捉襟见肘,一时也找不到词汇来加以描述。是故,面对这么多的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面对这么多风格迥异、视角不一的诗作,庶几难以找到内在的关联。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认真地说,“海内”与“海外”,既是空间概念,又是不同地域范围;就诗作而言,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带有时间性的存在。它们彼此的交错连结,大多呈现为一种表象关系。何况诗歌作为一种灵魂叙事,作为注重个人体验和创造的艺术,包蕴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词语,是诗人的自我敞开和自我发现,是来自于生活现场的审美表达。一句话,诗歌是关于心灵世界的自由律动,是关乎灵魂的智慧书写。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诗专号”给人的整体阅读印象是远近高低,各臻其妙的话,那么其最具价值的,也许就在它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汉语诗歌书写的经验所带来的宽广与复杂、丰富与多样。尤其是那些来自港澳暨海外的华语诗人,他们的介入与书写,本身就带有“双重凝视”,更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视角与景观。
      面对着这么多来自海内外各地的诗人及其诗作,为编辑方便和起见,主编者唯有寻找一种合适的途径。由是,以地域划分作为切入口,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理想的编选方式。一方面,可以更有弹性或者说开放性和兼容性,便于把一个地区的诗歌串连起来;另一方面应是从诗学角度来考虑的。对于诗人而言,“地理”是诗人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是诗人的出发点和归宿地,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和精神原乡。然而,优秀的诗人,总是冀望能挣脱流派的或地理的束缚而卓然自主独立。面对人口流动和移民潮已渐成气候的当代世界,地域性已然成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天然存在,倘若将地域性画地为牢,反而会制约地域性因素本身潜在的多样性和富有个性的表达。或者说,要真正理解一个地区与个体生命的关系,感受它所养育的人们的性格和情感,领略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等广阔的内容固然重要,但说到底,诗歌是源自内心、灵魂和生命的多重体验。可见,地域性不能成为诗歌的“产地标签”,而应该成为诗歌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元素来加以观照。不管怎样,诗歌毕竟和我们的精神、灵魂有关,真正有智慧的诗人除了不会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和生养自己的故乡,更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置身的环境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作品。
       其实,当写作成为一种精神远游,无论是深入脚下的土地还是神往心中的家园,诗歌总是奔走在大地与心灵之间;无论是向上仰望天空还是向下俯视大地,超越现实与关怀现实同样值得充分肯定。尤其是身处当下如万花筒般更换的生存境遇中,常常交织着希望与绝望、爱恨与冷暖、喜怒与哀乐,只要坚定地守护着那些记忆,珍视对于生命历程和当下生活的真诚诉说,重视笔下的语言与现实在相互搏击时烙下的印痕,那么,所有在诗中留存的记忆和个人经验,哪怕看似平淡琐碎,但其中流淌的体温和跳荡的脉搏,同样可以承载着自己的理想、意志和精神。难得的是,“诗专号”能以开放的视野,提供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试图囊括了遍及全球各地发出的母(汉)语诗歌声音,不管有名或无名,不管前辈或新秀,唯重文本,一视同仁,把海内与海外的汉语诗歌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把人们引向一个和合的视界。这对于一本地方性文艺刊物来说,其具有的编辑眼光、气魄和胆识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诗歌,作为一种最语言的艺术形式,其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更多的时候,它只能是一种人生梦想和精神力量。它是否能更多更广地安抚并温暖人心——已心,彼心,并参与抵达我们的生活,记录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和所在生活现场的体认,让写作与世界之间发生关联,从而照亮自己呢?我甚至在想:我们到底对自己的写作应抱有怎样的期望?写出怎样的作品才算感动自己也能感动他人?是一相情愿地迷恋写作,还是通过写作在更宽、更多的层面上解救或引领随时可能深陷于庸常俗务的我们?还有,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重铸汉语的诗性光芒,像敬畏生命一样敬畏文字,敬畏每一个词?因此,我特别关注优秀诗作中所呈现的那种潜心于文字、文本的经验处理,以及在写作中建立的具有个体特质的文风、抒写习惯和诗性智慧,特别是对于母语运用的自如和自信。
       当我们把视线径直转向“诗专号”中的诗作,耐心品读,不难发现,其中既有对日常生活实感、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也有融入生命体验的根性意识和精神气息;既有对历史对文化的沉思与感悟,还有回归本真,展开心路历程的灵魂之旅……题材和风格的诗意呈现,在异彩纷然的多样化生态中蕴藏着生机。当然,由于“诗专号”所选的作品多为短诗、小诗或组诗,长诗、史诗因受到篇幅限制而阙如。加之每个地方加盟的作者人数不一,作品参差不齐,因此很难说这些作品足以代表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准,但毫不疑问却是某种实力和实绩的生动展示。从地域分布上看,大陆诗歌版图中的天津、山西、江苏、广西、重庆、四川、浙江、湖北、宁夏等地入选的人数明显居多,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台港澳暨海外地区由于组稿时间匆促,未能更好地展示其整体性的风貌,譬如,东南亚华文诗歌未见任何踪影。从代际上看,老中青诗人可谓济济一堂,但一批写得越来越好的中青年实力诗人无疑的成为其中的亮点,后起的诗坛新秀则纷纷登场。从性别上看,女性诗歌无论从入选人数还是作品质量、艺术追求和水准观照,无不给人以意料之外的惊喜。从这里幸遇这么多旧雨或新知,满怀豪情共同迎迓一季诗意的丰盈。于是,那些熟悉的名字渐次映现于眼前,令我感奋莫名。洪烛、王久辛、周瑟瑟、朵渔、罗广才、张凡修、金汝平、老岱、雷霆、敕勒川、舒洁、十鼓、陈忠村、陈仓、徐俊国、姜桦、马永波、张作梗、慕白、天界、陈先发、鹰之、马新朝、刘春、盘妙彬、冉仲景、瘦西鸿、凸凹、魔头贝贝、杨通、刘毅、莫独、洋滔、宋长玥、原上草、单永珍、杨建虎等,他们都是颇有创造力的诗人,且始终坚持自己的品位,凭借自身的实力营造诗歌的美学空间,是值得继续关注和期待的诗坛中坚力量。女性诗人中的李成恩、爱斐尔、苏笑嫣、伊蕾、施施然、青蓝格格、衣米妮子、书女英慧、袁雪蕾、灯灯、玉上烟、舒羽、安琪、巫小茶、谈雅丽、谭畅、黄芳、罗雨、陆辉艳、朱巧玲、三色堇、苏黎、弥唱等,女诗人的群体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势态(从50后直至90后的全面覆盖),这是中国诗歌(文化)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她们的创作姿态在这个时代是如此亮丽而独特,而创作实绩似已在自觉中走上一种新的制高点,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势,着实令人惊叹。台港澳暨海外的王性初、姚园、章平、郑南川、庄文永、文榕、林明理等,他(她)们的诗歌属于另一种情状,给我们展现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别样精神图景,让我们看到了汉语诗歌写作空间的无限延展。从这些诗人那里,我们看到,在小说走红、散文热闹、诗歌流派众多却失去固有尊荣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诗人们依然穷尽心力,为了探索更好地用诗性语言解析生命,用灵魂感知灵魂,面对比个人强大得多的时代,面对日益复杂而混乱的诗歌经验,更多的诗人依托自己与历史同步的参与者及见证者的身份,以对生活的强烈之爱和质朴的笔触,试图保持尖锐的发现,袒露独到的洞见,弹响心灵的回声,凝成诗歌的韵脚,拉长了梦里梦外的生命诉求,记录下不应被遗忘的那些混合着梦想、苦难和希望的细节和脚步。或介入存在,或介入周遭世界,挖掘汉语诗性和对当下现实生活的重新命名,让诗的真正意味回到诗歌精神和审美气质中,让精神能量重返诗的内部、回归人们的内心,使得诗歌这门艺术具有更加独立的审美品格。
 
       基于以上感受和认识,我们不妨围绕几个话题来展开交流和探讨。
      首先,个人化的写作与个体灵魂体验的突显。记得笔者曾经说过,诗歌创作作为一种精神劳动,个人性的呈现及主体性的创造是至为关键的。因为“写诗就是写你的灵魂里的响动,就是与你的过去、现在对话。如果你找不到情感表达的突破口,我劝其重新考察个体的灵魂,你的灵魂在哪里?你的爱在哪里?你的表达有没有审美的依托?”80后代表诗人李成恩如是说。的确,区别于以往诗歌写作的工具化、公共化,当代诗歌写作越来越趋向于纯粹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唯有听从于内心召唤的“灵魂里的响动”,才能抵达人性深处,构成为诗的生命存在方式。那么,个人化的基本内涵应是不可通约的个体生命体验。强调发出个人特质的声音,即个人独特的话语方式,其“根性”含义在于提醒诗人“考察个体的灵魂”,回到自身的经验世界中。因为,最个人的声音意味最人性的、也是最人类的声音,那是来自灵魂底部的声音,是一种生命情结或意绪;最独特的话语即是最卓越、最特别的话语,那是来自思想内部的声音,是一种智慧的诗性转换。我们从李成恩写“父亲”的组诗中,从伊蕾的组诗《想妈妈》、衣米妮子的“井中镜像”,还有敕勒川、张作梗、瘦西鸿等人的诗里所呈现的个体独特生命体验中,证明“诗是一种灵魂话语,是我们在灵魂的场域中人的心灵与世界、命运、自我的对话,是我们安顿灵魂的居所”(广西诗人罗雨语)。徐俊国的几首短诗运用凝练短促的词句,娴熟自如地呈示他所熟悉的人、事、景、物,但诗人观察、体验和把握生活的视角,以及其中的生命体验和话语表征,皆极具个人化(审美)情趣。罗广才笔下的“伤痛”主题系列组诗,透彻着难以言喻的个体生命痛感,当说爱、想爱又表达不了爱的时候,“夜,是良医/为重创的我,疗伤”(《给病房里的女儿》)。三色堇则用“灵魂的舞蹈”进行真挚的书写与干净的表达,同样是充满着个体精神内核的诗意呈现。
其次,对语言的灵动驾驭和自觉建构。诗歌说到底是最语言的艺术。写作不仅要面对复杂斑驳的现实世界,更要面对一个现成的语言世界。光在所谓反映生活的层面用力,是很难生产出好诗的。好诗源自“灵魂的回响”,也源自语言的隐秘地带。诗人老岱认为:“诗是语言的太极,是意象的魔方,是灵魂的芭蕾,是真、善、美、禅、梦的秘响旁通。是特有的形式与多寓的内容完美结合而孕生的宁馨儿。”的确颇有见地。从“诗专号”中我们看到,许多诗人善于把力气用在对语言的灵动驾驭和自觉建构上。譬如,没有动用过多的修饰语,文字朴素、干净、清晰,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常识的关系,不再强调塑造生活,而是直面人生、指向人心,让语言的律动更具张力和弹性。遗憾的是,当下诗坛似乎再次陷入“写什么”的巢穴里,“怎么写”反而未加重视。许多所谓的诗歌,“题材越来越大胆、放肆,语言越来越粗俗、赤裸”。可见,对语言世界进行清理,重铸汉语的诗性光芒,仍然是一个致命的重大问题,也是无法穷尽的问题。环顾海内海外汉语诗歌界,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写诗的人,明显的却缺少能够创造出强烈语言风格和独具文体意识的真诗人、大诗人。从“诗专号”中可见,尽管个别诗人面对语言世界已有自觉而清醒的颠覆与建构意识,但部分诗人,依旧沿袭一套司空见惯的话语方式在表达,在不经意间裸露出某种艺术惰性,往往让诗人自身难以在诗之路上走得更远。
       再者,叙事性的因素与感受力的问题。叙事性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当代汉语诗歌从情感到意识、经验的审美转向。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前诗歌呈单向度抒情的一种反拔,旨在为诗歌处理大量日常场景和复活旧的诗歌材料重新获得对现实发言带来另种可能。应该说,诗人马永波是主推手之一,因而被誉为汉语诗歌中“叙述诗学”的主要开拓者。“为了加强诗歌对现实的触及能力,增强现场感,许多重要诗人不约而同地在诗写中强化了叙述因素,注重诗歌话语对实验占有的本真性和此在性”(马永波语)。我们从马永波的《梦见父亲》《童年记忆》等诗中,发现他冷静、客观且有节制的从容叙述,实际上是以叙述来抒情的一种“替换式”写作实践。他力避一览无余的直接抒情,而是通过对人物、场景或细节的描写和展现,企冀揭示生命的本真。马永波的成功实践说明,叙事性因素的介入,的确可以让诗歌更趋于内敛与沉静,避免因强烈的抒情而造成矫情和粉饰,让诗重新返回词语及物的领域。但诗歌毕竟是诗歌,过分强调叙事功能而忽略抒情功能难免走向另一种极端。况且诗歌如果对日常生活丧失最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包括张展高度想象力,即使你有多么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无济于事。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过:“诗歌与小说一样,在实感层面,也要创造一个生动的世界,这就需要诗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向这个世界敞开,他的心灵能力,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释放传达出来。这种写作,才是有生命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称之为“叙述性抒情”,那么,天性就是抒情艺术的诗歌(诗缘情),还可以有冷性抒情、智性抒情、热性抒情、甚至对话性抒情、戏剧性抒情。重要的是,诗人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并为它打开所有的闸门,从而唤起新的感受、新的形象和新的语言的旋风。以此观之,我们从洪烛、舒洁、老岱、罗广才以及境外的王性初、姚园、章平、郑南川、文榕等大多数诗人那里,同样可以感受到诗歌所应有的鲜明的抒情特质。
       最后,谈谈创造性思维与陌生化效果。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说过,成就一首好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表达方式更为关键。当下诗坛,作品铺天盖地,精品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在于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难以生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其实,有个性的诗人,或者说,一个忠于自我良知和富有诗歌艺术主张的诗人,总有自己对生命的独特领悟和对诗歌的独到理解。从“诗专号”中,我们看到,个别诗人以高度自觉的诗歌意识,不断地广泛吸取、追寻、否定、超越,对自己的写作实践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诗之大道上跋涉多年、并有着坚实积淀的实力派诗人陈先发,其诗观是:“本土性在当代;诗哲学”。九个字却包含相当丰富的内涵,而这恰恰是诗人在对当代汉语诗歌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诗歌艺术主张。“本土性”意味着中国特性、气派和风格。其鲜明的艺术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关于当代汉诗发展方向的思考。从《前世》《丹青见》《孤峰》等诗作中,隐约可见诗人在诗歌观念和方法技巧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探寻和转变。他有意识地增强写作难度,增加了语言的摩擦力,给人以陌生感,既一反传统模式化的抒写与概念化的再现,又让诗自觉地朝向带有哲思和深意挺进。“大陆架在我的酒杯中退去。/荡漾掩蔽着惶恐。/桌面说峰在其孤/其实是一个人,连转身都不可能”(《孤峰》),类似如此耐人寻味,叫人感叹的诗句,精巧而新奇。“诗哲学”,并非是走抽象的写作路数,因为诗与哲学为邻。只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探索与创新且有利于本土化新诗发展的路子,都是值得尊重的。而诗人朵渔,在诗之“思”与诗之纯粹性和本土性方面,与陈先发一样有着自己可贵的探索。其探测生存处境和人的命运所发出的个人性声音,陌生而别致。“只有雪是免费的,希望雪不要落在/坏人的屋顶上,要落就落在鸽子的眼睛里”(《下雪了》)。朵渔试图从既定的话语秩序中挣脱出来,以创造性思维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寻找通过语言和通向世界的可能。诚如诗人天界认为,“重要的,是如何写到一种极致”。而在玉上烟看来,诗歌“是存在之思对生命本身的深度探究。”可见,努力向世界本来面目、向生命本身进行深度探究,使诗歌向着语言本身、事物本身、日常生命本真状态返回而获得重新命名的可能,一反常态思维,以富有创造性品质的话语方式,让诗歌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从而真正领悟到诗歌的本质就是创新,我以为这种写作才更趋近于一种难度写作。当然,这就需要作者具备历练世事、洞达人情之后的诗性智慧,更要求作者勇于直面内在真实,思想敏锐,具有超前意识的求变求异求新的探索精神。
 
       以上结合“诗专号”的读后印象展开些许思考和探讨,旨在于交流和对话,其中肯定有不准确不到位之处,也未能对更多的诗人诗作逐一评述。但愿赢得诗友们的理解。当然,“诗专号”中所发的作品并非首首精彩,作者们的艺术追求和诗艺水准也迥然有别,但通过这个阵地,海内与海外连成一个整体,置之历史与当代文化的背景中,如同一次特殊映示,编织着对人生的共感和对母语及其汉诗未来的梦想。的确值得称许,更值得期待。
       至此,似有言犹未尽之感。在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在一个开放多元与交往便捷的时代,当代汉语诗歌向何处去?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这些反复提出的命题无疑是值得我们长久深思的。尽管现在并不是一个属于诗的年代,但诗歌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场,都必须以美的规律来思维来展开诗意之旅。因为诗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作为文学之母,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本真最朴素的成份,并以美的规律来关怀人性、张扬人的精神追求,人类对其执着的恒常性所展现出的最高境界就是诗。就此而言,汉语诗歌当下的风貌不管如何千姿百态,那些弹响灵魂的回声或趋于生命的不同层次的诗语,只要成为诗歌发展流程中的活性因子,必能持久地闪烁诗性光芒。因此,最终能承载诗意的语言文字,唯有发挥最大的生命本体的表现功能,才是汉语诗歌语言不可改变的方向。如是,汉语诗歌将会带上母语自尊的优美、底蕴和积淀走上健康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越走越远,并且成为人类时空的共享,让全世界都能倾听到汉语律动的真实声音。
 
2013年金秋于国立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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