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有这么一位父亲》，讲的是上海留学生来澳不久，晚上回家路上被土著击头抢劫，生命垂危，远在中国的父母即辞去教授职务，赶来悉尼照护儿子。为了让全身瘫痪的儿子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年近60岁的父亲去学开车，屡败屡战，考了18次路试，终于考出驾照，买了辆850元的旧车，载着伤残的儿子到海滩兜风，到餐馆尝美食，到剧场看马季的相声，还到机场让儿子乘上小飞机俯瞰悉尼。也许是这位父亲无怨无悔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情感人吧，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
其实，对这位悲戚的留学生奉上爱心的，何止父母？！当年许多不相识的人，都伸出了热情之手，只是因篇幅关系，我一时没法写进文章里；而且有些细节，即便写了，中国报纸也不便刊登。
记得这位父亲，原河南大学艺术系绘画教授王儒伯先生，在跟我谈起儿子的不幸时，也由衷地感谢当年各方相助的人，尤其是一位老人，让他们夫妇能留下来陪伴儿子。这位老人虽然已经去世了，但王教授的感恩之心，老人的大爱之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愿在此记下一笔。
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锡恩，当年的澳洲华人首富。
陈锡恩是民国期间来澳闯荡的商人，王教授则是来自于红色中国的文人，他们背景不同，也不相识。但陈先生是虔诚的基督徒，而王教授夫妇，就是在教堂里与陈锡恩夫妇有缘相会的。
王教授夫妇是在红旗飘飘那个年代教育出来的人，当然不信神，不信教。但儿子来澳后，就参加了华人长老会的活动。所以儿子出事后，王教授夫妇匆匆赶来悉尼，教会就帮他们在城里租了个房子住下。这让他们对教会有了一点心灵感应。
儿子经过医院抢救后虽然苏醒了，但却落下个全身瘫痪，需康复治疗。这可是旷日持久的痛苦过程。而教授夫妇自身的生活也成了问题。有报社为教授夫妇组织个人画展，以解决其生活费用。当时他们连画笔画架都没带，只好临时买些笔、纸等工具。王教授白天去医院看儿子，早上和晚上就画些画。王教授夫人朱馨欣，也是绘画教授，就整天在家里赶画。画展受到各方热心人士捧场，纷纷掏钱买画，总算帮补一下王家的生活。
教会里有位山东人楼先生，看到王教授夫妇生活有困难，就把弟弟介绍给他们。弟弟也是位热心人，爱好画画，不仅跟他们学画，还租了个教室，组织了十来个老头老太每周开班学画。这样，王教授夫妇的生活可以维持下来。
教会给了王教授夫妇很多帮助，让他们对教会刮目相看。虽然他们不是教徒，但为了表示感谢，也跟着去教堂做礼拜，也算凑凑热闹吧。他们感觉教堂气氛很好，那里的人很诚恳，问寒问暖，总会给他们以帮助。他们不仅去儿子去的长老会，也去北悉尼的华人教堂。而陈锡恩夫妇，也每周必去那里做礼拜。
有一次，陈先生太太在教堂门口，对正愁眉苦脸走来的王教授说：你们日子这么困难，想不想定居呀？
王教授说：我们也想呀，就不知怎么个弄法！
当初来澳，只是为了看儿子，没想到儿子病情这么严重，整天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长期陪伴照料。但他们也不懂如何办理定居手续。
陈太太说：这样吧，我在教堂帮你们筹集签名，把签名呈报给移民局，说您们面临这么多困难，教会这么多人都希望你们留下。你看行不行？
王教授一听，吓坏了，忙摆摆手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不必了。
当时王教授还是中国人惯有的那种观念：这签名运动不就是威胁政府吗？他想，将来我的事办不成，你们也被打成“反革命”，我受得了吗？他说：算了算了。他实在怕连累他们，劝陈太太别搞了。
后来有一次，楼先生问王教授：你想不想办定居啊？王教授说：想，可不知怎么办？楼先生说，我来帮你办。
在悉尼，楼家也是一个有名的家族。楼先生是工党党员，当时工党在台上，他可以跟上面反映情况。他说：我本来想退党了，但先把你这桩事办好了再说。
王教授很感激，忙说：行，就请你帮个忙！
楼先生又说：有两个条件，第一，我办成办不成，你都不能向任何人说。我楼家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想找我办事，我没有办，也没法办，但我就想帮你试试，所以你不能说，否则人家就埋怨我，怎么帮外人不帮家人。第二，你不能申请澳洲政府的救济金。
王教授没有申请救济金，他们也不懂申请。这两件事王教授都答应了，然后楼先生就去进行疏通。
过了一些日子，楼先生来说；王老师，事情快成了，移民局理解你们的处境，基本同意了，可必须要有经济担保。这事还要麻烦你，找朋友看看，有没有人肯担保你的？
当时王教授夫妇就住在艾士菲，认识一位老板，经常来往，有时还一起吃饭。王教授问他：我们打算定居，就差经济担保了，能不能帮个忙？他一听是经济担保，口气全变了，连说：不，不！
王教授心里纳闷；你平时蛮气派的，为什么一说经济担保就摇头？他想起来了，以前媳妇从上海到美国去，也要找经济担保，她有亲戚在香港做生意的，也不肯担保。因为担保时，要把个人所有财产公布给政府，很不方便。平时请你吃喝点没啥，但要把财产摆上台面，涉及隐私，就不好办了。
王教授找了好些人，都碰了壁，才明白，这经济担保是这么的难，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他懊丧地告诉楼先生：实在没办法了，要担保的不仅是我一个，还有太太、儿子、媳妇、女儿一大帮子人，不好办。
真是进退两难。楼先生挠挠脑袋，问：你跟陈锡恩关系如何？王教授说：在教会认识，但没深交。楼先生说：你可以去问问他。王教授很犹豫：他是富商，唐人街名流，行吗？楼先生沉思片刻，说：问总比不问好。
礼拜天，王教授夫妇上教堂，又见到了陈锡恩先生。每次到教堂，这位老人都会在教堂门口微笑着分发圣经。王教授接过圣经，踌躇了半天，还是对陈先生吞吞吐吐地说起来。
陈先生一听，第一句话就是：你找对人了，没问题，我来帮忙。
好爽快！王教授夫妇真是喜出望外。
很快，陈先生就拿来了厚厚一叠材料，是打字的，从他当初拿5块美金来澳创业，从纺织业到制衣业到房地产业，怎么起家怎么发展怎么致富，都写上了，还列明所有财产；也把王教授一家的工作生活都作了安排，可以干什么工作，拿多少钱，都一一列出。
材料交上去几个月，没有下文。王教授有点着急，陈先生却安慰他：没有信息就是好信息。过了一段时间，陈先生见还没回音，便亲自上坎培拉去追问：我上了这么多税，你们怎么还不办？过几天，果然批下来了。
陈锡恩的公司，在悉尼市中心。他的办公室在写字楼第五层，一般人都只能到四层，不能再上去。他却通知文员；王教授来，就直接让他上五楼见我。王教授一去，他都会在电梯门口等候，让王教授很不好意思。“你是教授嘛！”陈先生毫不介怀。
陈先生很诚恳地帮忙解决了大难题，王教授很高兴，要请他吃饭。他说：“好呀，你请吃饭，我请喝酒。你掏饭钱，我掏酒钱。”其实，酒钱比饭钱还贵呢！鉴于王教授对当地还不熟悉，陈先生还告诉他，到那哪个饭馆，可以又好又便宜，还特别提醒王教授：“你就说，是陈先生订的菜，出品可以有保障的。”
王教授虽然没有笃信神主，但已领略博爱之情怀；虽不是教友，却和陈锡恩成为好友。王教授女儿结婚，陈先生也去参加婚礼，甚至比教授夫妇还早到哩。
20多年如一日，鬓发如霜的王教授，仍每天到护理院陪伴着儿子。他对儿子说，在澳洲，悉尼是最好的，你在这里生活蛮有福气，这么多人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已经在天堂了，要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如今，陈锡恩老人已经走了，操劳过度的朱馨欣教授也走了。相信他们在天国，还会为凡尘祈祷，为不幸的人祝福，为人间真爱唱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