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祖先摸索着知道了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便引申开而有“循规蹈矩”一说；英国人早早有了粉笔，便有了“walk in chalky line” 的俗语，却在依“规矩”之意外，有了少走弯路的教诲。英国1831年修订了土地法，付三英镑只给二十而不再是四十英亩（绝大数划分而被卖出去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依然还是不能耕种的丛林荒草野地。环境如此差强人意，多了土地又开发不了。）仆人给一百而不是二百英亩；“政府还决定采用美国模式，进行土地买卖，规定最便宜底线为五先令一英亩，最少要买640英亩，最高2，560英亩。对那些先移居者，完成合同工期限，要开始自己创业生活的人，可给四五英亩。对于卖出的土地，政府对三年不开垦者，采取罚每英亩六便士的措施，确保有效开垦利用土地资源。这种“法治精神”可不是嘴上说说，更不是只用来糊弄百姓。政府同时继续致力于发现扩大耕地面积，派出戴尔（E R Dale）等人勘探后，很快发现珀斯北部约克（York），诺瑟（Northam），南部贝弗利（Beverley），莱斯诺特口岸（Port Lechenault）等地适宜耕种。”
这一点，令人感概。18世纪末美国打赢了的独立战争刚刚过去不多几十年，老牌的大英帝国就明白自己应该向对手好好学习，她懂“拿来主义”，懂得只要是鲜嫩的草，只要吃下肚去自己能挤出奶来，那就敢于张口。不像当今几代中国的执政者，窝窝囊囊轧朋友，花百姓父母钱不心疼，对流脓鼻涕的小瘪三之道很会钻营，言而无信，几十年来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硬生生仇视他人手里能使国家和谐人民安康的宝贝，赌咒发誓，顿脚捶胸，说绝不眼红还要禁绝人民提及争取，象是胯下政府的贞操气息会危悬此一线。
但看这边历史，当时，尤其是获得大片土地的地主贵族，他们没有那种“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东方中国的愚蠢，想想中国的人民公社，回味回味“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及正在中国大地上泛滥的千奇百怪的各种领域里的现代版，你就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赞赏这些英国的地主贵族了，因为他们明了拥有土地后就急需大量会耕地者，需要充分的人力与牲口以及资金的支援，否则会坐以待毙。给英国汇报情况的主要报告人欧文（Irwin）敢于讲真话，他强调，“这里道路不通，航道不通，没有粮仓，牲口到处乱跑，多死于食毒草。土地是沙质土，干旱贫瘠，雨季流失。因此，道路、桥梁和其他公共设施必须由政府出资建造”，若没有英政府帮助，这里将成为“贵族沙漠”（Aristocratical Desert）。这就触及了政府原先决定不出钱援助的底线。作为军人西澳总督斯特灵向英国政府多次反映问题严重，他认为，英政府要不放弃，要不就管起来，不能袖手旁观，坐视无为，坐享其成。反映是反映了，他却以军人职责一心一意地听从远方伦敦的指令，对很多生产建议措施不能不敢做主，听任“无为而治”。后来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实在也同他并没有打算在西澳长久立足的心理有关。可另一方面，他在对待土著人问题上，他似乎并不“无为而治”，却显示出所谓的“军人果敢天职”，远离了英政府主张与土著人搞和谐政策。这一点，似乎拿来同中国政府在新疆西藏的政策落实对比，中国没有边疆大吏背离中央政策的问题存在。虽然那时对西澳总督斯特灵来说还真是天高皇帝远。细想想，他还是有在西澳当“裸官”的心态，这个词语是典型的“东方色彩”，远比“naked woman”要深奥有趣味，用它的中文发音来倒推近两百年前的英帝国海外大员，应该说，对后者是万分荣幸之事，一如后者若能说“你好，恭喜发财”便能逗笑国人般。而新鲜地得到东方文化认可的“裸官”文化，经过30年的中国官场大规模地繁殖推广滋生的实践，中国政府在人民的呼声下也正在面对。虽然在我眼里，两者依然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谈论当年在天津三不管的低洼地开始演艺生涯的著名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先生，说他了不得，空地上一站，就能硬生生从土里抠出烙饼来，称为“撂地儿”，而“三不管”是那低洼地，法租界不管，国民政府不管，当地的流氓地痞不管，便久而久之成了流浪艺人穷人摆摊糊口的自由大市场。同马三立先生的能从土里靠一张嘴挣烙饼相比，眼面前晃着的这些裸官后者，还有捞足了又靠上代的阴德换匹权力汉族大马骑的红二代，便大抵是些东方特色的贪官污吏鼠窃狗偷鱼肉百姓之辈，靠“什么都管”的权力沤出来成千万的金元宝，呕出五花八门的特色典藏来，即便这些鹅冠博带“肥妈轻逑”的政治人物，是“party-stone”,对该国体的内核他们远较时刻遭受信息屏蔽专政打压的百姓而言更火眼金睛，不受蛊惑，但这一点当然同人该有的“人品与睿智”无关，我向来对此吝啬，不给对方一丁点儿“正能量”分，所以依然等而下之地把他们归入真正的“下三滥”内，无论他们是如何鹅冠博带，头衔显赫。而对比着看，分给西澳总督斯特灵在哈维（Harvey）的12，800英亩土地，那是台面上干的，并非他偷盗而来，在他离任后便由政府收买回来又再卖了出去，却是有案可查，并非如中国当官的逮住后（所谓双规）主动交代的退赃与向执政党继续表他的忠诚。
斯特灵的这个“无为而治”虽然影响了西澳那时急需的道路桥梁的建设，但同时：民间的合伙银行办起来了---“一些土地贵族便自筹资金合伙开办银行。早期每个股东合资，以50纸币入股。每个纸币相当一英镑，解决资金流动短缺应急诸问题。”
1837年，以一万英镑本金，西澳建立起第一家“西澳银行”，负责进口衣物和奢侈品，同时出口羊毛及其他产品。也因此才有了可能在实践中通过一段时间的收成获利比较，知道了羊毛比麦子获利大，“牧场”便比“麦场”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发展。虽然后来的情形往相反方向发展，是麦田胜过了牧地，而之后，更是矿产与黄金开始登场。
还有也是必然的一件事，《珀斯公报》（Perth Gazette）於1833年创刊。它是现今州报《西澳大利亚人报》的前身。（其后有《咨询》（Inquirer, 1840-1901），《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1881-1990)，《西邮》Western Mail，周刊，1885-1950），《晨报》（The Morning Herald，1896-1909），《西澳工人》（Westralian Worker，工会所办杂志，1900-1951，）等。因它们相继停止，《西澳大利亚人报》便成西澳主要日报。目前对西澳主流社会文化方面产生影响报刊有“两报一刊”（指《西澳大利亚人报》《星期天报》《西线》（Westerly，1956年创刊至今文艺杂志，2000年由季刊改年刊）。）历史就是这样开创的。
反观中国这30年来民间企业的筹措资金的畸形而艰难，可谓血迹斑斑，而所谓不“循规蹈矩”的”影子银行”这个称谓的伪善认可以及其实在已有借贷巨额数量不仅让人吃惊,而且现在此术语的能频频使用，就使人明白，近200年前那位无为而治的大英帝国的封疆总督是多么“睿智加内行”：““walk in chalky line”了。
可见，在东方的政客与西方的政治人物之间，在西方的统治手段与东方的统治方术之间，并没有什么鸿沟深不可测，使得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政治体制之间无法切磋琢磨，断然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启发点。那就看看这200多年前的他国的历史，若今天还要说中国的政治，都比较实践过了，没有同西方政体勾肩搭背可攀比亲热之处，那实在是下三滥的欺诈之言。
03/07/2014 刊出在《联合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