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得到了黄肇强的回复，他在电话里详细对我讲了发起组建团结党目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必须团结所有华人的政治资源，让澳洲的主流大党认识到华人的政治能量，才能有效地影响澳洲政治的走向。
那么以团结党来体现，肯定会比将选票分散到各主流大党中去更明确，效果更好。因为通过团结党选主要政党，会使主要政党知道，有多少选票是转自支持多元文化的团结党。这种转来的票越多，对主要大党维护多元文化的推动力越大，台上台下的主要大党都将不敢忽视这个力量。反之，直接投票给主要大党，而非通过团结党转票，将使他们不知有多大力量支持多元文化，或认为没有什么人支持多元文化，从而可以继续在多元文化政策上退步。
我决定支持黄肇强组建团结党。
距离大选仅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组建个新党参加大选，从无到有，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全力帮他组党。我立刻写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这篇文章，呼吁大家支持团结党，加入团结党。此文经黄首肯后，我就发给所有的澳洲华文报刊，言明：不要稿费，不算政治广告，刊否随意。没想到的是，此文竟然在一周之内，被九家华文报社同时刊出，造成后来被人讥为“铺天盖地”的效果。
华人社区沸腾了，甚至有人把我这篇文章自费复印数百份像传单那样沿街派发----- 接下来我又写了《劝党论》，《悖论》------等文章为团结党张目。
随后，黄肇强赶赴墨尔本，把我引荐给维多利亚省团结党主席Bill cope先生（西人，原基廷总理的多元文化事物办公室主任）。并在墨尔本市政厅亲自发布维省团结党成立的消息时，委任我为维省团结党的副主席，事先没有跟我商量。
凭心而论，我根本没有以后从政的打算，只是想用自己的笔，为反击那股种族主义妖风尽些义务。但我知道，此刻不是计较个人意愿的时候，大敌当前，组党任务紧迫，在没有华人侨领出山主事之前，我也只能义不容辞，当仁不让了。当务之急是把事情做起来。
接下来我就知道什么叫“日理万机”了。我要参加团结党大大小小对内对外的各种会议。我走访了墨尔本的各路华人侨领，动员他们支持团结党，出山主持团结党的工作，或者代表团结党的议员参加大选。因为我家的电话号码以“团结党临时联系人 （我自封的）”身份被公布在报纸上，因此有大量的电话要接，支持的，反对的，疑惑的，争论的-------我必须一一详对，我知道，也许一个电话就是一个党员，一个电话就是几张选票。
我发现，对组织团结党，在华人中最大的担忧就是认为：团结党只是一场运动的短期行为，只是一群“啸聚山林”的乌合之众------ 于是我跟黄肇强联系，建议把团结党的党纲全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被告知，党纲只有英文版本。因为人力和财力不足，在大选前把其翻译成中文已无可能。我说，能否授权我来主持翻译党纲，我不需要任何经费支持。
得到首肯之后，我立刻着手组织团结党党纲的英译中的翻译工作，得到在我周围许多朋友的响应和支持。（其中有原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行和原成都大学教授杨懋辉等人。在此，我向所有曾给我帮助，支持和鼓励的朋友表示感谢。因为那时团结党的活动，一切都是自费和义务的。）
这边，我将全部50多页A4纸的英文党纲裁成数段分派下去，限时间交翻译文本，然后汇总到我这里做校定和中文润色。另一边，我通知《东华时报》给我留足整版专栏，计划分四到五期陆续刊出。
因为白天团结党活动很多，因此翻译党纲的工作只能夜里进行。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
也许是因为太过疲劳，我病了，头痛感冒的感觉。我一向认为自己身体非常强壮，来澳后10年没闹过感冒和任何疾病，因此也就没在意，继续坚持夜以继日的工作。
一周后，感冒没好，感觉到右脚趾头有点麻痹，懂生理学的我意识到也许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就去看了家庭医生。那医生说，就是感冒，感冒了哪都不舒服。既然医生这样说了，也就别担心了，尽快地把党纲翻译出来要紧。
麻痹的感觉越来越重，顺着腿往上窜，另一只腿也开始有了麻痹的感觉，而且头痛欲裂，痛的程度令我经常用手去摸摸看看有没有血流出来------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可是怎么办呢？党纲的翻译工作按进度再有几天就可以完成了，如果我此刻退下来，已经在报纸上陆续刊出的党纲后面续不上，让已经留好版面的报纸开了天窗？刚刚成立的团结党开不起这国际玩笑！既然是我自己揽下的这摊子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
团结党党纲的中文版终于在我手中脱稿了，我把最后一期发到报社后，就立刻又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一看我的情况，大惊失色，说你的麻痹感觉已经到了腰部，如果再往上麻痹，影响到呼吸肌，会有生命危险。立刻打电话叫了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了墨尔本皇家医院，到了医院立刻被安排住进危重病房-------
大选开始了，我是躺在医院病床上从电视里看着大选进行的，心中很遗憾，没有能为我参与组建的团结党投上一票。
我的第二段人生结束了，以后，开始用一个残疾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了。
一个声音在冥冥中对我讲：你不是爱折腾吗？这回踏实了吧！
摸摸脑后，那块反骨还在。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