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每次打电话回去，都是件挺揪心的事儿。

说说以前，毕竟，现在正辞旧迎新，2015刚到。想当初刚到广东，四处流浪，那时候，电话在宁远还没有普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才有，打电话几乎是身份的象征。居无定所，连写信都免了。心里也没有多少担心，父母年轻，老奶奶的身体也硬朗，我也没有成家，女人孩子都没影儿。有的就是自由和对前程的期待。要个什么样的前程？无非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些固定的收入。那时候，就是为了这么一丁点事儿，跑郁南、跑汕头、跑深圳、跑广州、跑河源，哪怕有一点希望，都会竭尽全力去追逐。什么是累，什么是失望，什么是寄人篱下，什么是无落脚之处，对一个心怀坚定理想的年轻人，真的没有去细想过。跑到老家某些人有电话了，打电话回去，父亲要走两三里路，到邻村的叔叔家里，坐着等我的电话。而打电话的内容，最重大的，莫过于补一张身份证。要听听奶奶、母亲他们的讲话，还是很不易的。心里有点遗憾，也给了自己力量，攒点钱寄回去，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这也是一个很奢侈的愿望，东干脚地偏人少，修路、通电、拉电话线，都不是小事。好在我的叔伯兄弟父老乡亲从没有气馁，出钱出力耗时间，费了几年的九牛二虎之力，让东干脚彻底的换了一个样子，拉电线、拉电话线、出工修路，另择土地建房，靠着勤劳的作风，塑造了一个新的东干脚。在老一辈人以身作则的示范下，从建村到现在，没有一个子民干过违法乱纪的事儿。一个小小的自然村，仍然延续着淳朴、艰苦奋斗的传统，想起来，令人自豪和赞叹。
　　然而，似乎在忽然之间，崭新的东干脚就老了。
　　通过电话，我收到的第一个不幸的消息，是在2005年的春天，我奶奶在一个清晨里，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再也吸不回来的时候，她就把这个世界扔得远远的了。据父亲说，她几乎没有挣扎，就是吐了一口气，眼都来不及闭上。我从广州赶回去的时候，她的眼睛都还睁着，望着天花板。我们围着她的硬板床跟她做最后的告别的时候，四姑一直用手掌蒙着奶奶的眼，不让她的孙子看见，怕被吓着。后来我想，奶奶之所以死不闭眼，是因我在广州，月祥在长沙，爱辉在衡阳，志梅在顺德，素梅在东莞，佳梅带着余梅在深圳，她的那么多的孙儿孙女都不在身边，她能不牵挂？一直到现在，每个月总有几个梦里，我能梦见奶奶，带我走路的奶奶，带我放牛的奶奶，把我拉在她身后保护我的奶奶，把一颗冰糖塞进我嘴里的奶奶，在我被人瞧不起而在一个劲宽慰我的奶奶，每到腊月就在村前守望我回家的奶奶，坐在火炉子边抓着我的双手问我冷不冷的奶奶，望着儿孙们一副满足样子的奶奶……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无论现在她是什么样子，只要念及到，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有一种家还在身边的感觉。
　　我经常想念奶奶，但事情的发展并不止步。
　　隔年打电话回去，问问家里的情况，经常会收到一些令人遗憾甚至痛心的信息。
　　跟我父亲最要好的子路——按他的辈分，我该叫他伯公，一个比我爷爷还要高一个辈分的人，六十出头，挎着菜篮子下地揪白菜，低头弯腰下去，整个人也跟了下去，趴在了菜地里，再也没有站起来。一个当年食品站的杀猪佬，一个当年双手各举一把石锁的人，一个舍掉公职回家种地的人，一个当年爱护兄弟一生不娶的人，一个用结婚证明自己身体的人，一个宁愿自己受委屈也维护朋友尊严的人，一个健壮的好人，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一个我爱戴的长辈，毫无征兆的死在了一个冬天的中午，死在了他热爱的土地上。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子路伯公什么都没有交代，在一种毫无准备与防范的情况下，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念及他尚未成人的孩子，父亲警告我，快点结婚，不要等到悔不过的那天来。而我想的却是子路伯公的忠义。如果平田院子的人都像子路伯公那样，邻里之间，相互守望，互相帮助，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冷漠与隔阂，平田院子，这个有千年历史的院子，就会成为当今时代湘南山地里桃花源。
　　从那以后，每次打电话回去，一听到父亲说刚从某某那里喝酒回来，我的心就会拧得紧紧的。父亲喝的酒，是送别的酒。每喝一次酒，就送走一个人。勒桑里的黑狗爷爷，一个脸黑得像包公，心肠却像雷锋一样善良的人；勒桑里的颂咖爷爷，每次到清水桥赶圩路过东干脚，都在我家门口小坐一会的人；段家的炳胜爷爷，一个只要有空，不管天晴下雨落刀雪都上大岭砍一担柴回来的人……这些在湘南山地为了生活耗尽一生日子的平凡的普通老百姓，都悄然离开了村庄，在大山或丛林某处，开始了永久的守望。他们带走一个时代，也截断了我的记忆，我却忘了，我在变老。每次打电话回去，我觉得自己仍是舂水边上一个放鸭子的少年。而现实无情的把我打回到现在，岁月之手无情的在我头上撒下霜花，我却仍然兀自做着一场春梦，梦想着有朝一日，我要荣归故里，像东干脚的兄弟建平说的那样，等到我发财那天，给父老乡亲一家送一栋房子。
　　这个梦是那么的遥远。或者我本不该拥有这样的梦。但东干脚的人，从来都不想着个人，都想着自己发达了，要让乡亲们也享受到幸福日子。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不甘于平庸，一代一代父老，都在想怎么用自己小小的力量温暖大家。如果我若遇到什么不幸，我最遗憾的，莫过于自己没有给家乡的父老带去安慰、温暖、希望和快乐。这个梦想时刻在鼓励着我，让我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我是东干脚的人，生也罢，死也罢，我要托起东干脚的希望。
　　因为我是东干脚的人，我也是一个混的不怎么好的人，对于前程大事，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家人也规劝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也清楚，我无奈，既然这样，我就少打几个电话回去，不要让老爹老娘担心。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我觉得稀松平常的日子，但仍不能免俗的给家里人打电话，父母知道我平安，我却不知道东干脚那头怎么样了。不像往日，父亲居然没有接电话，是母亲接的电话。我知道，父亲病了。但我装作不知道，我仍是要父亲接电话，父亲喘息着告诉我，小伯父落水死了，在水田里，很浅的水，阎王也把小伯父的命取走了。知青伯伯病了，躺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奄奄一息。大猫叔、珍珍婶得癌症，熬了几个月，死了。我说你怎么样？父亲说没什么，出气不匀，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肺有点发炎。快七十了，死得了。我坚持要他去医院，却那么苍白无力，儿女不在身边，倒杯水都不能，说的话，全是废话。
　　放下电话，我竟有点恨起自己来。当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买不到回家的车票，租一辆车子，也要赶回去。现在，自己有车了，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我在忙什么？我什么时候会变得如此的缩手缩脚？我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我什么时候懒惰了？我，这个字，现在越来越没意义，我们，才是一个整体。当年，我们一家人吃不饱，为了一口饭菜谦让；当年，父亲为了改善一家人生活，养了一群鸭子刮风下雨都呆在舂水边上；当年，父亲爬着过水坝给我送学费；当年，母亲为了给我只一件新衣服把家里仅有的糯米担到圩上卖了；当年，为了增加一些收入，他们忍饥挨饿，一直在相信捱过去，好日子就来了。而现在，他们却在孤独中，却仍在相信，捱一捱，孩子们就会多一点放心少一点担心。孩子们好了，他们受点痛，他们不觉得是什么。他们的使命，好像就是尽量少给孩子添负担。而我们从爷爷辈那里继承到的，是共患难，是同担当。而我，在为他们分担什么呢？我恨我，我这个字，是立场，是固执，是个性，是自私，是推卸与逃避。我要一个任性的我，一个忘我的我，一个跟大家同进退的我。而放眼看，我忘了我们，我在蜕变。
　　我开始沉默和反思，我什么时候开始了冷漠、迷失和逃避。
　　在这个阳光闪耀的新年，我开始想你，想遥远的你，想敢做敢当、敢想敢干、敢爱敢恨的你，想影子还在的你。
　　我在想你，想你们。你们，包括那个已经走远的我，曾经的我。

201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