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不知道，人活着最大的尴尬是什么。2月3日，刘芳发了一条微信给我，说在日记中发现我94年在汕头借她200元，承诺年底还的。20年过去了，怎么还？让我突然觉得，人世间最大的尴尬，就是欠账没还。一条微信，把我从现实中剥离出来。1994年，我在和平桥下那个破烂鞋厂干了三个多月后，就被辞退了，原因很简单——没活干。但不幸降临的同时，也带来了幸运。我在鞋厂认识了后来进厂的一个四川女人——四十多岁，矮矮墩墩的，讲话声音比我还粗。原本讲好进厂拉机的，开不了工，进厂十几天，发觉不对，就要离开。临走时，告诉我，她要进眼镜厂，是老乡介绍的。当时我真有点羡慕，在汕头的四川人多，相互帮助，不愁找不到工作。眼镜厂是和平第一大厂，据说有四千多员工，香港老板开的，管理规范，出粮也准。于是我就求她，跟他老乡说说，介绍我去，我愿意出介绍费。她同意问问，她的老乡在眼镜厂电镀车间做小组长——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事，在和平的工厂里，一个外地人能做领导，哪怕是个小小的组长，也是令人眼红和刮目相看的。过了两天，她回话说，他老乡同意了，300元成交。我当时身上也就几百元，不到伍佰元，但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300元就300元，我痛快地答应了。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在等待通知进厂的时候，我去中寨学校找马东涛。他当时辞去了文化站的工作，住在她老婆的学校，没事干，弄了一个诗社，身边围了一群小文青。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个圆脸小姑娘见了我，还塞给我两颗糖。我去找他，他泡功夫茶给我喝。我说我要进眼镜厂了。他睁圆了他的小眼睛，说：眼镜厂工资很低的，300来块，本地男人都不愿意进去干。我心里在想，我在鞋厂以及沙场累死累活，一个月还挣不到300块。然而，我肯定的说，我要进去。东涛又责备起我来，怪我不早说。他告诉我，他的高中同学在眼镜厂给老板当秘书，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我这边的300元还没交，而东涛有关系，我立马兴奋起来，说：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介绍我去。东涛说等会儿，先喝茶。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打，但我相信东涛，当初他若不收留我，估计我还在路上漂着。而回到鞋厂，那个女人在等我，见了我，迫不及待地说：我那个老乡说，明天你就可以去眼镜厂上班了。天啊，好事码在一块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眼镜厂门口等介绍我进厂的那个四川人——好像姓王，真该死，现在居然把我的恩人给忘了！精精瘦瘦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个小伙子，把我带到门卫室，通告了一声，又把我带到门卫室上面的二楼的厂办公室，把我交给胡狐——一个圆润的女孩，她看我填表，然后兴奋地告诉我：我们是老乡！有点感慨，来和平两年了，终于碰到一个正宗的湖南老乡了。只是，她是长沙的，我是永州的。永州长沙，隔山隔水，不搭边，但在异地，老乡见老乡，那种感觉就像吃到了一颗话梅糖。办了手续，见了厂长——连厂长，一个满头白发笑容灿烂的五十几岁的老头，把我安排到了包装车间车片组当学徒。下了楼，那个小王还在门口等我，见了我，急切地问我进了那个车间。我说包装车间，他笑了，两条眼眉挤在了一起，说：包装车间是眼镜厂最好的车间，干净，活儿轻，待遇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谢谢他。我想，下了班，请他吃个饭，把介绍费给他。
　　胡狐把我领到包装车间——在四楼，把我交给主管——一个胖墩墩的年轻人，斜着脸，好像对一切都不屑一顾的样子。车间很大，200多个女工整整齐齐的坐在工作台边干活。车片组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进去之后，才发觉车片室里一片嗡嗡声。主管把我交给车片组的组长—— 一开口说话一口牛肉味的小青年，把我安排给一个师傅。我站在一边，什么也不能干，看着他装模、开机、塞片、车片、拣片，然后在白色纸盒立码好。人就像机器的一部分，整个流程一气呵成。看了一个上午，我明白了，车片最重要的是找模——不同的眼镜框，有不同的镜片模具，上千种眼镜，上千个模，要挑出对应的模，确实是个麻烦。车片组的组长的工作，不在于管理，几乎是专职找模。到了下午，组长就安排我上机，让我先试着车一些技术难度小的镜片。我车出几片，拿给他看，他用两个指头拈着仔细看，然后很严肃地告诉我推切刀的时候，用力不要过猛。力道大了，线条就不均匀，就成了废品了。我点头，他还想跟我说些其他的，但车间里的嗡嗡声太大，问了我是哪里人，就作罢了。
　　眼镜厂大门对面，有两个商店，一个饭店，都是油毛毡房子。下了班，我约了那个女人和小王，请他们吃个便饭，把介绍费给小王。到了饭店，一共来了五个人，都是四川人。我们点了一些菜，聊了起来，我说，我朋友有个朋友在给老板当秘书。小王问是谁，我说马学忠。小王说认识，说马学忠是眼镜厂的一支笔，不仅给老板当秘书，还主编厂报。又问我的朋友是哪里的，我说是和平镇政府的。小王说：你怎么还找我介绍，直接让你朋友给马老师打个电话就解决了，说不定还能进办公室呢。边聊边吃，吃完饭，我给他介绍费，他不要了。说实话，我口袋里也快没钱了。他既然不要，正好给我雪中送炭。但出门的时候，我仍是在商店里买了一条云烟送给他。回到宿舍——厂房改的，一百来个人住在一个屋里，床连床，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小王把他靠窗的床铺让给我，自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该说说我欠的账了。进了厂，买了一些饭票，还剩下一点钱，又跑到路口，买了一本《佛山文艺》、一本《打工族》、一本《江门文艺》回来。好久没读书了，现在有闲了，心里想要静下来好好学习一下了。《打工族》栏底有交友信息，居然还有汕头的——就是刘芳，我按她留下的地址给她写了信，然后等待。一周左右，我收到了她的回信。她是四川的，在汕头特区一家鞋厂打工。一回生，二回熟，第三回，我向她借钱——工厂压一个月工资，我没生活费了，又不好意思向小王借——他当时都没要我的介绍费，我又有本地朋友，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而刘芳刚好给了我一个机会。信发出去后，没过几天，刘芳居然给我邮来了200元！到15号——眼镜厂的休息日，刘芳还来眼镜厂看我，带来一个美丽的姑娘。我约了小王，跟他们一起，到饭店吃了饭。只是，那次我发觉，刘芳只能做我的朋友，而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在一个频道。我没什么遗憾，朋友，也是可以相互帮忙和温暖的。但接下来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儿，上了四个月班，我病了。不知道什么鬼病，天天发烧，跑了几个诊所，吃了很多药，打了不少的针，就是不见效。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家，我想回家，两年多没回家了，家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让我把持不住了，也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归心似箭的滋味。说要还的钱，就这样被拉下了。一闪，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我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漂泊。
　　现在我明白，借钱不难堪，不还才难堪。而且，一旦借了钱，就要做好羞愧的准备。想想这么多年，我几乎从没借钱给朋友，借钱伤感情，为了感情，我宁愿不借，而是送。数额多少，在于友情的深厚浅薄。你可以怪我，可以不跟我来往，但是，要记着，借钱，借的不是钱，是情，钱可以还，可以不还，而情，一生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