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挨板子

上学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我也慢慢地习惯了，尽管每天起早贪黑地来回急匆匆赶路，我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觉得特别地累，到了晚上回到家后，我还能坚持在油灯下复习功课。妈妈为了我们能保持体力，中午的食粮也从两根山芋改成了自家摊的面饼，我不知道她是从哪搞来的面粉，听说也是配给的，它比我在上海租界里吃的还要糟糕，粉是灰黑的颜色，大部分是麸皮，吃进嘴里很难下咽，特别是大便干结，闹到后来，每次大便定要我妈妈把我的屁股朝天翻起来，用她的手指一点点地从我肛门里去抠。当然“好处”也是明显的，至少东西吃下肚能撑在那里有种坠坠的感觉，用妈妈的话就是“顶饿”。

我跟同学们的关系也有点熟了，每次下课，我都可以站在一旁看他们相互追逐，相互嬉戏，他们也不避着我，但也不会带我玩，我永远是个局外人，是因为我穷还是因为我太小，我没有想过。

人说人生九九八十一个劫难，我就在这种不冷不热的环境中，在毫无预感的情况下，撞上了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场天降大劫。

那是发生在美术课上。

教美术的是钱老师，男的，从他看我的第一个眼神，就让我脊背发凉。因为他脸长得像长条烧饼，同学们背后都偷偷叫他“板条脸”。

那天是上午的最后一堂课，钱老师让大家照他挂在黑板前的一张画临摹。画面上是一条鱼，在水里游着。

要说这世上最令我如鱼得水的功课就是画画了，我记得，从我学会走路的时候起，我就整天坐在小板凳上，握住一支短短的石笔在石板上画呀画呀，越画越像，连爸爸看了都吃惊地说，“洪武好像有画画的天分呢。”所以当我看见黑板前的那张鱼画，我就立刻在妈妈手缝的画本上画起来。我唯一担心的是，按照钱老师的规定，必须用蜡笔涂上颜色，但我根本就没有蜡笔，我知道家里穷，我连课本、作业本都买不起，我用的铅笔都是四哥用剩下来的铅笔头，我的“橡皮”——如果那能称作是“橡皮”的话——是爸爸给我的几小条边边角角的破毛边纸，爸爸说，把纸揉成小团儿死命地蹭，就能把写错的字给蹭掉。你想想，连橡皮都买不起，我还敢让爸爸买蜡笔吗？这将是何等的奢侈啊！我一边担心着，一边脑瓜子在转，我想，我没有蜡笔，我就多画几张吧，我要让老师看到我的画是何等的好，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尽管这个成语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念想已经有了。于是我一连画了四张，画成了一个小故事。快到下课的时候，我们把画册都交上去了，正准备放学，突然钱老师从交上去的作业本里抽出了我那与众不同的“自产”画本，打开一看，脸色就阴沉下来，他翻到封面，看到我的名字，说，“谁叫汪应果？站起来！”

我一听叫，心就抖了，那一刹那，我特别地感觉孤立无助，在同学们的目光中，低头站起来。

“过来！”钱老师命令道。

我慢慢地沿着课桌间的走道从后排走向讲台前。我不敢朝两旁边看，只看着自己移动的脚尖，但我感觉得到同学们射向我的目光，像一支支的箭，全射在我身上，冰冷冰冷。

“我开学就说过，一定要用蜡笔画！你没听见？”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如果说我是插班生，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但我确实又是没有钱来买蜡笔，这说跟不说，有什么两样呢？

不知是谁在下面小声地提醒，“老师，他是插班的，他不知道。”

“谁在下面说话？啊？”钱老师怒喝一声，然后就对我一顿训斥，“你看看，你看看，自以为聪明，还画了好几张，我让你画的？”

我还是坑着头，不言语。

“看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记不住。把手伸出来！”

我的心一紧，早就听说学校里对不听话的学生要打手心，难道是要打我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要炸裂开来一样，全身的血都在朝头上涌。

“把手伸出来！”钱老师几乎是在吼叫了。

我偷偷一瞥钱老师，只见他的右手里已经拿起了一块厚厚的板子，原来他上课是带板子的！一刹那间，我突然明白了同学们喊他“板条脸”的意思，这块木板真像他的脸啊。也正是这一瞬间，我想到了右手要写字，我伸出了左手，而且在心里迸出了两个字：“不哭”！

我不知道在这短短的一瞬，我怎么会变得这样的思路敏捷？我怎么会想到坚决不哭？我才五岁呀，谁教我的？事后许多年回想起这一幕，我只能归因为遗传基因，在这上面我太像爸爸了。

钱老师的大手立刻捏紧了我伸出的四个手指，用今天的话说，动作很“专业”，因为他特意把我的手指往下一翻，目的是让小小的掌心充分突起，完全暴露在他的手掌之上。随着他一声“我叫你记不住！”板子就已经落下。

“啪！”声音很响。剧痛令我、也令全班同学都惊恐失声发出了“啊！”我的手像被火烧的一样，立刻肿了起来。血仿佛冲上了我的眼睛，满脸滚烫。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我教你记不住！”又一记打下来。我浑身一颤，喉头一阵痉挛哽咽，几乎要哭出来。

“不哭！”我大声在心里喊。“他是想打死我呀，妈妈呀，救救我！”

我这一辈子只遭过两次毒打：一次是日伪时期，一次是“文革”，可说是受了魔鬼撒旦的特殊恩惠。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经验，就是不喊疼。特别是“文革”中，那个挑高箩的儿子用钢丝鞭在猛抽我头顶的时候，鞭梢越过眼睛带到了我的面颊，令脸上的肌肉反射似的弹跳起来，我也没吭声，以致令那位“红卫兵”恶狠狠地问，“你怎么这么顽固，始终不出声？”与此同时，我的三哥，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在另一个场合，也遭到了几个“红卫兵”的轮流鞭打。他因为戴过“右派”的帽子，所以待遇比我更优厚：鞭头上焊上了铁块。他被打得从腰部直到大腿弯一片紫黑，他也是死不吭声——由此我更坚定了是爸爸的遗传基因使然。

我在不经意间重复了十八世纪巴黎圣母院广场上钟楼怪人的遭遇，在众人的注视下，经受体罚。只是，我那一刻，我的艾斯米拉达在哪里？多少年后，当我阅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联想起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那么多的“游街示众”，突然领悟到历史上所有的暴君之所以选择示众性惩罚，那是因为，它既可以让受惩罚者在肉体上经受痛苦，更可以让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被人群所抛弃。我在那个刹那，所体验的就正是这番滋味，我就像浑身上下被扒得光光扔到了大街上的一只赤条条的狗！

板条脸打完了，下课走了。同学们都远远绕着我走出了教室，仿佛我带着传染病菌。直到所有人都走光，我才压抑不住地抽泣了两声。我的手已经像有万根针在扎一般的涨痛，我看看手掌，已经肿起了好高，这时候泪水就不听话地涌出来了，我怕哭出声来，只是不住地哽咽。我忘掉了要去找四哥吃中饭，忘掉了下午还要上课，一个人坐在座位上不知把左手放到哪里才好，放什么地方都是火烧火燎的，真恨不得把左手甩掉。我只能忍住哭声，任凭泪珠儿沿着腮帮往下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文老师已经站在我的跟前，她问，“你怎么哭啦？”

我赶紧用衣袖在脸上擦了一把，把头低得更低了。

“你的手怎么啦？”

我刚想把左手藏起来，但已经被文老师看见了，她轻轻地拿住我的手腕儿，吃惊地说，“为了什么？”

“我、我……”我为了压抑强烈的抽泣使劲地吸了口气，为的是不哭出来，“我没……蜡、蜡笔……”

文老师好像立刻就明白了，她沉着脸说，“太过分了！我找他去。”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她的手帕，替我轻轻地包扎起来，然后说，“你先找你哥哥吃饭去吧。”

我这才想起中午跟四哥的约定，给文老师鞠了一躬，慢慢向着操场走，等到了那儿，发现，四哥不在那儿。我慌了，我喊四哥，没人应答，我的眼泪又出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中午不吃饭再接着上课人会不会死掉？我更不知道没有了四哥我怎么回家？刚刚才被从人群里踢了出来，如今又被高高地抛起在四不着地的空中。我只有再往教室跑。路过老师的办公室，我听见文老师正跟板条脸在争执，两人的声音都挺高。

“我说过，他是个插班生，才五岁，你下手怎么这么狠！”是文老师的声音。

“不就是个小穷鬼吗？你心疼什么？”

“什么叫‘小穷鬼’？钱老师，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怎么还有这些……这些……”

“不高尚？是吧？我替你说了。”板条脸话里有话，说，“你当然高尚：平等，博爱，自由，对，还有爱国……是吧？所以你尽忙着爱国呢。其实这里就是‘中华民国’，你尽可以‘和平反共救国’，用不着偷偷摸摸的。不过我也提醒你，这里毕竟还是日本人的天下，是皇军的天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是级任老师，我要对班级的每一位同学负责，这跟爱国有什么关系，你干嘛扯到爱国上去？你想暗示什么？”文老师流露出明显的愤怒。

“没有意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哼哼。”板条脸发出威胁的冷笑，接着办公室门砰地一声打开，他冲出来又猛地把门一甩，走了。

文老师追了出来，一下子看到了我，有点惊讶。

“怎么，你还没有找到你哥哥？”

我哭着，摇摇头。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你哥哥是几年级？”

“三下。”我嗫嗫嚅嚅地说。

文老师愣了一下，想起了什么事，“哦，三年级下午好像有课外活动，他们是去了朝天宫。”

我也呆了。我终于知道四哥已经跟着班级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办？

文老师看我急的直哭，说，“不要怕。让我想想。汪应果，你认识回家的路吗？”

我摇摇头。真的，我一直是跟着哥哥走的，南京城南那乱如迷魂阵的小巷，看上去在我眼里都差不多，最主要的，中间还要横穿两条大马路，妈妈是一再关照不准我单独过马路的。

“你不要急。你还记得你家的门牌号码吗？”

我点点头，“陈家牌坊十八号。”

“好吧，”文老师松了口气，“我看你手打成这样，下午也没法上课了。我给你叫辆黄包车，你先回家去吧。”

文老师说的“黄包车”，就是人力车，南京人都叫“黄包车”。

我一听“黄包车”三个字，吓了一跳，我哪有钱坐黄包车啊？我拼命地摇头。

文老师明白我的意思，说，“你不要怕，车钱我付。记住：手上破的地方不要进水，也不要碰到脏东西。过两天会好的。”

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上了文老师替我叫的黄包车，回了家。

10、风光了一回

我的黄包车进门，着实让妈妈吓得不轻。

“洪武，你怎么啦？你怎么？怎么？坐黄包车……！”

我下了车，见到妈妈，一个上午的委屈，终于爆发出来了，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嚎啕大哭。

“不要哭！到底出了什么事？”妈妈有点生气地大声问，“为什么要坐黄包车？这叫我拿什么钱去给人家？”

“大妈，钱已经付过了。”人力车夫谦卑地说。

 这天晚上四哥回来，被爸爸劈头盖脑痛骂一通，“叫你中午等弟弟吃饭，你怎么一个人跑了，咹？”“你说等弟弟半天也没见到人，这就是理由啦？你不能去找他吗？”“今后再出现这类事情，你就不要回来！”总之把四哥也骂哭了。

经历了这一场屈辱性的惩罚，原先我那对上学的渴望变成了胆怯，我开始怕上学了。我怕遇到同学们，因为他们都用异样的——或者说是我觉得是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幸好，很快就到了周末，我意外地又碰上了一个转折。

按照学校的惯例，周末下午就是“余兴”——这个词我想在前面爸爸的词典里已经出现过，就是玩的意思。这一天，文老师说，“我们今天大家讲故事好不好？”大家当然都说“好”。

文老师又说，“今天呀，我们来个讲故事比赛。谁要讲得好，我给他奖品。奖品呢，你们大家猜。”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猜了半天也没猜对。

“好了，奖品最后我再拿给大家看。”文老师说，“现在呢，谁愿意讲故事的就举手，到前面来讲。”

于是呼啦一下举起了好多只手。

我没有举手。自打那天挨了打，我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再说，我又能有什么故事好讲呢。好在我又矮又是坐在最后，别人一举手，前面就像树起了一座森林，老师更看不到我了。

连续上去了几个同学说的都不怎么样。女生一站上讲台就说不出话来，男生干脆面孔朝天晃来晃去，结结巴巴，平时说话的顺溜劲儿不知跑哪里去了。

文老师说，“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讲。”

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汪应果，你来。”

我一听喊我的名字，脑袋又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没有举手，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你就来讲讲鱼儿在水里的故事吧。同学们说好不好啊？”

“好！”同学们都鼓起了掌。

我猛地想起来了：我画的那四张鱼儿的画！

我又一次慢慢地从后排座位沿着走道走向讲台，又一次感觉目光从四面八方朝我照来，只是目光是暖的。

我站到了讲台上。也许我已经历过了“大场面”，也许这些天我已开始习惯了同学们们的冷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淡定”了，同学们那带着微笑的目光反而有种久违的亲切。

我看着大家，说，“从前有一条大鱼，它在水里面游，它要吃东西。它要吃什么呢？”

同学们立刻齐声说，“小鱼。”

“对，它吃小鱼。于是小鱼呢，也在水里游，也要吃东西。它要吃什么呢？”

“虾米。”

“于是，虾也在水里游，也要吃东西。它要吃什么呢？”

“吃——吃——”大家说不上来了。

“泥巴。”我说。我的四张画就画到这里，我也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了，只能说，“我的故事讲完了。”

可是没有想到，同学们不让我下来了，有个同学问，“汪应果，泥巴吃什么？”

“对对，泥巴吃什么？”

“泥巴吃什么？”大家开始起哄了。

也许是因为前面我讲的“故事”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此刻我的心情反而更放松了，尽管我也不知道泥巴吃什么，但我情急智生，说，“泥巴吃什么？泥巴吃什么？我得下水去看看。”说着我还做了个头往下栽的动作，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

“哈哈哈哈……”

同学们的笑声成了对我的鼓励，我兴起来了，大喊一声“扑通”，又做了个往下栽跟斗的动作。

“哈哈哈哈……”

同学们笑成了一团。

文老师也笑了，她两手朝下一按，说，“都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今天的故事，大家说，谁讲得最好？”

“汪应果！”同学们都齐声喊。

“是的，我还要让你们看他上次画的那四张画。”文老师突然从身后拿出我的图画本，“你们看，他画的好不好？”

这就是让我倒霉的画。画上面没有蜡笔的颜色，只有铅笔的线条，但即使在我眼里，那条鱼也是挺生动的。

教室里突然一片安静。

“画得好，”有个同学轻声说。

“画得好！”大家跟着说。

“所以啊，我们要奖给汪应果同学一样奖品。”文老师说着，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一个大盒子的蜡笔，放到我手中。

大蜡笔啊！我平时连想都不敢想！我的眼泪立刻像化冻的春水堵满了每一条通道，我拼命地在心里喊，“不哭！不、许、哭！”，一边拼命地眨眼睛，想把眼泪给咽回去，但眼前还是一片模糊了……

11、三姨的诗

星期六下午余兴结束就早早放学了，我怀揣着兴奋匆匆回了家。大门是虚掩着的，一看就知道妈妈就在邻近哪家串门子呢。四哥说他也要在外面玩一会儿，我就独自进了门，因为我急着要把奖品蜡笔拿给爸爸看。

我风风火火一头扎进屋，刚要喊“阿爹！”就愣住了。我发现屋里有两个人：爸爸和三姨正面对面地坐在靠窗的那张唯一的桌子旁，不知在谈什么。他们谈得十分投入，以致我进了屋他们都没有发觉。

三姨好像在流着眼泪，当她看见我时惊惶地用手娟儿揉了下眼睛，还擤了下鼻子。

我喊声，“阿爹，三姨，我得了奖品了。”

三姨这才回过神来，朝我笑笑，不过我看得出来，笑容不大自然，在她的眼角，还闪着一星晶莹的泪光，她问，“洪武，你得了什么奖品啦？先给你爹看看。”

我拿出了大盒子蜡笔，既兴高采烈又语无伦次地讲述了下午发生的事情，当然前几天课上打手心的事我是不会说的，尽管爸爸晓得，但三姨并不知道。

爸爸听着我的诉说，一向威严的眼睛里突然闪现着柔润的光。

“汪伯，您多有福啊！”三姨羡慕地说，“我看洪武将来跟他的两个哥哥定会有大出息的。”

“哪里哪里，”爸爸嘴上客气着，但我看出他心里高兴，“我已老朽了，‘此身行作稽山土’，不中用了。将来他们几个也只有全靠他们自身的造化了。”

说话的时间，妈妈、三哥、四哥也都回来了，寒暄了一番，三姨回了自家的院子。

爸爸看三姨的身影隐没在圆门里才返身进屋，十分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小女子，也有本苦经。”爸爸很奇怪，从来不叫“三姨太”，只称呼“小女子”，他对妈妈说，“你大概没想到吧，她外表上看去，日子过的也风风光光，实则内心也很苦。”

“一个下午，三姨太过来就是跟你诉苦经？”妈妈问。

“可不是吗？”爸爸似乎颇有感慨，“你想想，她在这个家里，表面上是得到丈夫宠爱，实际上是处处要受到大房、二房的明枪暗箭。她只是个戏子，身份上首先就矮了好几头，加上平时丈夫根本不回来，鬼迷三道的，她受到委屈能跟哪个说？”

“她娘家就没有人？”

“早就没有了。”爸爸长叹一声，“当年，上海‘一二八’事变，鬼子飞机扔炸弹，把她家人都炸死了。她只带着一个最小的妹妹流浪，后来又在往南京逃难的途中走失了，至今不知是死是活。她一个年轻小女子孤苦伶仃，躲到南边的山里面去了，幸亏碰上了一个也是跑反过路的乡下剧团，戏班子当家的一听她名字，知道她是出自梨园世家，就收了她。”

“以后呢？”妈妈听出了兴趣。

“以后？他们先是在乡下混，她很快就成了戏班子里的头牌。一直熬到南京成立了那个什么什么的‘维新政府’，秩序总算安定了一点。她想起走失的小妹妹，心想假如人还活着，估计可能会在南京城里，就领着戏班子回了南京。在一次演出中，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张达夫，她算是‘从良’了。”

“这不叫‘从良’？人家也不是娼妓。”妈妈纠正着。

爸爸说，“这也是随口说说而已。清代所谓的‘贱民’，唱戏的跟妓女同属一类，也没有区分。对她而言，找个家底殷实的男人嫁了，也算是有个稳妥的后路。可惜呀，这个家里容不下她……”

听了爸爸的一席话，我们大家都沉默了。我虽然不完全听懂爸妈说的话，尤其是爸爸说到“维新政府”时候那种古怪的声调和表情，更觉得不可理解，但我知道三姨的身世很可怜。

妈妈也叹气说，“真没想到……比比三姨太家毁人亡只剩下她孤身一人，我们倒算是幸运的了。”

“我们还不是家毁人亡吗？”三哥在一旁听了此时插话说，“我们的老家虽近在咫尺但至今都回不去，还不知道被毁成什么样子。大姐姐……”

三哥刚提到“大姐姐”三个字就被爸爸打断了：“不要说了！”

大家又都不吭声了。

我知道大姐姐叫汪馥若，妈妈提到她就会掉眼泪，说是在逃难的途中生病死了。

爸爸沉默半晌，才喟然长叹，“战乱！战乱！都成了天涯沦落人哪！你们看看，她还送来了跟我和的一首诗。”说着，指着桌上一张上面印有竹子的毛边信笺纸，上面写着很娟秀的毛笔字。

三哥拿起读出来：

 

     “烽火萍踪人如沙，误入秦淮宦贾家。

  商女应知亡国恨，抵死不唱后庭花。”

 

下面署的名字是：“民女 李蝶影”

“这首诗知道什么意思吗？”爸爸问。

我跟四哥都大眼瞪小眼。

三哥说，“这是仿唐朝大诗人杜牧的诗《泊秦淮》写的，但是意思好像不一样。”

“岂止是不一样哦。”爸爸面对三哥教诲说，“这叫‘反其意而用之’。杜牧是讽刺，这首诗里除了身世之慨叹外更是宣泄亡国之恨。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女子了，她的内心犹如一团刚烈之火，出身虽不显贵，但是个涵养有教的人啊。”

12、弹子的风波

 学校里的生活我很快就熟悉了。自打我讲故事得了奖后，同学们也不大排斥我了。每天下午放学得早，我常常要在操场等四哥放学一同回家，这时候，班上的男生们贪玩的就赖在学校不走，一起打弹子玩。虽然这种游戏对我过于奢侈，我哪里有钱买弹子呢？但我可以站在一旁观看。

班上弹子打得最好的是坐我前排的大个子，他们都叫他“屁弯”，据说是因为他有一次上课放屁的声音悠长而婉转，惹得钱板条骂了一声“人家放屁的声音都是直的，你怎么还带弯儿？”从此“屁弯”名声大振。这个诨名很使他有点抬不起头来，但是一到放学，就是“屁弯”的天下了：男生们总像约好似地跟在他后面走，他则旁若无人大步朝前。大家跟着他走到事先在地上划好的一条白线前都站定了，他则径直走到白线的前方地面上预先画好的一个圆圈旁，从裤兜儿里掏出一颗玻璃弹子，把它放在圆圈的中心。这颗弹子很特别，不仅不是透明的，反而是表面上坑坑凹凹，由于身经百战的缘故，原先光滑绚亮的外表因为满布伤痕反而失去了光泽，就像是瞎子的眼珠。圆圈中心是个浅浅的坑，这颗“瞎眼珠子”就稳稳地坐在坑上。于是后面跟着的男孩们站在白线外就开始轮流地瞄准着“屁弯”的“瞎眼珠子”打出自己的弹子。如果能够击中，“屁弯”就得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枚弹子交给对方，但是如果“瞎眼珠子”被击出了圆圈之外，那么对方就有权力拿走这枚“瞎眼珠子”，对方的弹子就可以取代“瞎眼珠子”的位置，这就叫“坐庄”了。但是反过来，如果所有的人都击不中呢？那就轮到“屁弯”来收拾他们了，他就可以一颗接一颗地把他们的弹子都“吃”尽。

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过，“屁弯”干嘛这么傻呢？凭什么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把弹子放在中心，做大家的靶子？不过后来我就看清楚了，这正是“屁弯”聪明的地方，因为“靶心”距离白线比较远，别人的弹子很难打中它。事实上他也从来未被别人击中过。相反，正因为别人的弹子都冲着他来，尽管打他不着，但都靠得很拢了，于是在一轮打完之后，他就非常从容地掉转脸来，用他的弹子一次一次地把跟过来的弹子统统“吃掉”。这时候，被“吃”的弹子就都通通地装进了他的口袋，于是裤子口袋立刻就鼓了起来，弹子们在裤袋的挤压下相互摩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牙齿咬到了瓷碗边，让我的牙根都有点发酸。

看“屁弯”打弹子，可以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从不像其他男孩们那样，有的趴在地上瞄准，嘴都几乎亲到了泥巴；有的打之前还煞有介事地朝手中的弹子吹口“仙气”，可是打出之后又偏偏滚到了“八姨妈家”，于是槌头顿脚做悔恨的样子。“屁弯”跟他们不同，不吭不哈，动作简洁。他打的方法很奇特：他是左手拇指、食指捏着弹子，然后用右手的食指猛地一弹，弹子不经地面滚动，就在空中直朝着对方的弹子飞去，像是枪口射出的子弹，“叭”地一声脆响，被击中的弹子就被撞飞了。他每击必中，不一会，地面上五颜六色的弹子就被扫荡一空。每逢这个时刻，“屁弯”就十分地得意，口中哼起了曲子。

不过“屁弯”也只有在这种场合出尽风头，一到算术课上他就萎了。有一次上课前，他跟我悄悄说，“汪应果，我们是‘老交’不是？”

“老交”是指交情特别好的朋友。这个词是从高年级生嘴里传过来的，谁要被认定是“老交”，那就跟亲弟兄差不多了。

我受宠若惊，犹犹豫豫地点点头。

“待会儿考试的时候，”他的嘴贴着我的耳朵，“我要是哪一题不会做，我就用手指抓抓后脑勺。你看我伸出几个指头，那就是第几道题目。然后你把答数告诉我，用你的铅笔杆点点我的后背，是多少数就点多少下。行吗？”

我一听愣住了，说，“我这不是“作弊”吗？”这个词我现在已有点懂了。

“嗨，你声音轻一点。”他提醒我，“你呀‘大萝卜’！这不叫‘作弊’。作弊是同桌的不能相互看。你连个同桌也没有，你跟哪个作弊呀？你又坐我后面，我看不到你，你也看不到我，我们怎么会作弊呢？”

“大萝卜”是当时骂南京人的话，俗称“南京大萝卜”，意思是大笨蛋。

他的话把我弄糊涂了。我上学的时间不长，搞不清楚学校里有多少规矩。

“屁弯”看我还在犹豫，就说，“这回你要肯帮我，我给你两颗弹子。”

两颗弹子！这对我是多大的诱惑！但我立刻想起了阿爹那严厉的脸以及威严的声音：“记住，在外面，任何时候都不许要人家的东西！记住没有？”

我摇摇头。

“五颗！要不要？”“屁弯”很大方。

我真想要，想要极了，但我不敢要。我知道在家里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爸爸的意愿。但我不知道怎样拒绝“屁弯”的好意。我说，“我，我……有弹子……”说这话时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你有——？”“屁弯”不相信地盯着我的眼睛，“怎么从来没见你拿出来？”

“我就是有！”我一口咬定，“我，我……”猛然间我想起了我的那枚大水晶球，“我的弹子比你们的要大的多，是水晶球。”

“水晶球？我不信。你吹！”

“就是有！”

“不信，拿来我看！”

“我就是有！”

“没有！”

“有！”

“没有！”

“有！有！有！”

“你敢打赌？”

“打就打！”

“打什么？”

“随你便！”

“好，你要能拿出水晶球，我给你，给你十颗弹子！”他狠狠心，报出个数字，“但是，你要拿不出来，怎么办？”

“我就能拿出来！”

就在我俩你一句我一句地争执的时候，上课了。

不过这一次课上我还是帮了他的忙，尽管我用的都是铅笔头子，没有笔杆，但我还是用手指在他后背上挠了几下把答数传给了他。“屁弯”呢，课后他也没拿出弹子给我，当然，也没有盯着要看我的水晶球。

但是，这件事很快就出现了突转。

有一天像往常一样放学了，男孩们又跟着“屁弯”去打弹子，我还是跟着在一旁看，等着四哥下课。

就在“屁弯”的“瞎眼珠子”稳稳坐庄的时候，突然从斜刺里飞来一粒弹子，“啪”的一声，把“瞎眼珠子”打得飞出了圈外。

这是一颗银光闪闪的钢弹！

这是何方妖孽，如此厉害？

大家都吃了一惊，掉头去找，原来是……小龟田！

在这所学校里原来也有日本学生在上课。这一点我到学校不久就知道了。老师说，日本学生只是暂时借用，他们自己的校舍在维修，临时性的，而且我也知道日本学生跟我们是严格分开的，他们在另一栋楼。但是小龟田也在这里上学，这却是我前几天才知道的。那天早晨，当我和四哥像往常一样赶到学校时，看见了小龟田在跟一个日本女人站在校门旁边说话，我们跟他俩擦身而过。我想那一定是他的妈妈了。

他妈妈穿着日本婆娘的服装，脚下蹬着“小木凳”——这是我对日本木屐的称呼，从裹得严严实实的蓝布包里取出了一个饭盒交给小龟田。小龟田还跟那次在家门口山上见到的那样穿着日本学生的制服，下身着短裤子。他接过饭盒，还打开盖子看了一下。我因为好奇，很想看看日本人到底吃的是什么，便停住了脚步把头伸过去。小龟田这才一抬眼瞧见我跟四哥，愣了一下，想必是记起我们来了。他低声对他妈妈说了些什么，他妈妈朝我们这边看了一眼。这一瞬间，我看清了她的脸。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日本女人，内心的觳觫可想而知，但她给我的印象并不像内心预想中的那么丑陋可怕：她的脸很白，说不上很美丽，但看上去挺顺眼，眉毛显然是画过的，眼睛细而长，眼光里并没有对我流露出恶意。如果除去了身上的日本服装，你根本分不出她跟中国女人有什么区别。她关照了小龟田几句话，小龟田就把饭盒放进了自己背上的书包，警惕地看了我们一眼。

四哥一把把我拉开，警告我，“不要看他的饭盒。”他说，“看人家吃的东西，显得我们没有家教。”

但是就这一瞥，还是给我看到了。我见到他饭盒里只有两个米饭团子，没有菜。米飯是白的，跟我们吃的黑黜黜的配给米是不一样。但除此之外，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问四哥，“你看清他是谁了吗？”

“不就是小龟田嘛，大惊小怪的。”

“他怎么也来了？”

“你能来他怎么就不能来？”

我又说，“我还以为他们有大鱼大肉吃呢？也就两个饭团子，能吃饱么？”四哥说，“人家小日本，小头小脑小个子，肚子自然也长得小，别说两个饭团，一个都能撑爆了。”我信以为真，心里竟然生出了几分羡慕，说，“我要像他肚子也这么小就好了，就不会总感到饿了。”

我又问四哥，“他们也带饭，怎么从没见过他们中午吃饭呢？”

“这也要你烦啊？”四哥不以为然地说，“人家不像我们，可以随便找地方吃。他们都是规定在教室里吃，老师也一样，就坐在讲台上，跟学生们一起吃。”

“那要是有的人菜好，有的人菜不好，会不会笑话？”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躲到教室外面吃饭的原因就是怕其他同学发现我们只带了两根细细的山芋。

四哥不耐烦了，“你烦不烦啊？他们笑话不笑话关你屁事。”

我又问四哥，“那个日本婆娘脚上绑个小木凳，走路像小鸡一颠儿一颠儿，从中华门颠儿过来，要颠儿一整天吧？”四哥嗤的一声笑我说，“你呀，真烦！人家有车送！”这才把我一连串的问题打断了。

但是今天，小龟田居然混到我们这群中国孩子当中来玩，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

小龟田的钢弹子击中了“屁弯”的“瞎弹”，满脸趾高气扬，不客气地没收了“瞎眼珠子”，还把他的钢弹子放到了圆圈的正中心。

“屁弯”死乞白咧地喊起来，“喂喂，那是我的母弹。我拿别的弹子跟你换，行不行？”

小龟田一脸的不屑，他也用日语叽里呱啦地一通叫唤，我们谁也听不懂，但意思猜也能猜到，就是让“屁弯”用弹子把自己的钢弹击出去，否则一切免谈。

“屁弯”紧抿着嘴唇，取出了一粒玻璃弹子，在手心里摩挲了半天，然后咬牙切齿手指狠命一弹，“叭”，撞在钢弹上。只见钢弹子微微晃动了一下，倒把玻璃弹子自个儿反弹飞了。

“屁弯”一连打了十几颗，钢弹子还是不肯动弹。小龟田则不慌不忙，很快收拾了“屁弯”散在一地的那些玻璃弹子，扬长而去。“屁弯”看着小龟田的背影，一屁股坐地上，我第一次见他如此地伤心，他两只手不停地拍打着地面，眼里流出了一滴吝啬的眼泪。

“屁弯”为此事一连垂头丧气了好几天。说实在话，看他那副蔫头耷脑的死相，我也很想安慰他，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一天，“屁弯”课后突然叫住了我，说，“汪应果，我知道你够交情！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帮不帮？”

“我？”我怔住了，“我怎么帮你？”

“听着，”“屁弯”说出了他的计划，“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有一颗大的玻璃弹子吗？”

我点点头，纠正道，“是水晶球。”

“真话假话？”

“假话我马上死。”

“那好，你借给我。我只借一次。你要我多少弹子我统统给你。”

“干嘛？”

“我用你的水晶球把那颗钢弹撞出去。”

他的提议让我十分为难：不答应吧，他会说我是说谎吹牛，犯了这一条，我就会被同学们的吐沫淹死；答应吧，水晶球收在妈妈那里，爸爸已经发了话，借给我胆子我也不敢。

我低下了头。

“怎么啦？”“屁弯”也弯下腰，盯着我脸看，“你不会是骗我吧？”

我头摇得像拨浪鼓，脸上大概又涨得通红了。突然我心一横，冒出了一句话，“明天！我带来！”

我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天啊，我怎么会冒出这样的话来？

就为我这句轻率的承诺，日后差点要了我爸爸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