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蒋家庄，还得多说几句。那里省常中有个三（七）班的女知青小组，虽然没什么来往，但最初几年还是了解一些。她们的知青组长，在田里干活，胳膊稍一用劲，左肩膊就会脱臼，然后要人帮忙“咔”一声再推装上去。老实说，这校友长得文文静静，人也好，肯吃苦。评心而论，她不该下来。但当时，学校除了下乡前有次征兵活动，省中还选出了“飞行员”入伍，以及一批幸运地当了兵的，其余便是一个“面向”---“插队”。我所在的三（1）班至少6个同学通过了体检参军，便因此躲过了上山下乡，相当幸运。我用“躲过”一词，当然带有我个人的认知色彩，并非代表这六位同学的当时或现在的认知，而且他们6个本来也都是农村考上来的，会有一定的认知差异。这一点，一如我的对上山下乡的看法，不会同当今年轻人喜欢称呼的“习大大”的对他当年插队的官方认知基本一致。而1968年初幸运参军的，我记得宜兴一位周福清，金坛县三位，刘同生，欧志海，还有一位记得叫王兆龙，可能有个字不对，我曾同他一起回他家支农的，所以对农村的四清工作有现场的观察；丹阳一位冷建明，家住武进洛阳镇上的一位石乾民。考上飞行员的是“四”班的。其实合格的有两位，但一位是造反派的红司令叫“海魂“的，终究给刷下来了。这些同学，当年因为来到省中读书，户口便从农村迁来常州，所以他们专业复员后便都在常州工作。官拜书记局长等；一位当中学教师，还有一位经历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文革军队支左，他被派到地方，后来好不容易回部队，部队居然都忘记还有这么一位派驻地方“军宣队”的战士。于是就复员了，好像进了工厂。很勤恳认真的一个人；很不幸轮到的是冷建明同学。但我觉得他有点背运，他不该错失了他的部队；6人中只有一位在部队好像干得很长，刘同生，个子高大。虽然我了解他们，多数不会反驳我的对参军与插队的看法。三年同窗，2年文革，还不彼此了解？澳华文学网前几期有篇采访记，谈到一位“郁家成“的退休教师，大致也是那次征兵走的。1968年3月入伍。而我们1968年10月第一批下乡。在那篇访谈中，郁家成他谈得很实在，当时军队是那么一回事，他的谈论有历史的真实。将来谈到常州省中的文革，我或许也会谈谈下乡第一年里同这些参军的同窗通信时还记得的趣事。

话说回来，蒋家庄的那位校友，三年绝对不到，就被推荐上南京师院读书去了，“工农兵”大学生，英语专业，后留校，好像后来当了翻译。我们都为她高兴，虽然她父亲是当时的镇江地委书记，下来时，我们也预测她干不长。但终究设身处地地想想，任何时候一用劲，你一条胳膊晃悠起来不是你的似的，天理良心，什么滋味？在农村，这不合适。

她走后，蒋家庄的那个女知青组，偶尔也听到一些传言，大致地说，她们性格还挺硬气，有惊无险，以后投亲靠友结婚嫁人地络续迁走了。

当然，若换一个角度谈那条让人转运的胳膊，如果是长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孩子身上，即便一样稀罕，会让主人有这么幸运么？

不会！这答案也是一清二楚的。

但也有看透了这奇形怪状的现实，用奇特的方式挣脱出去的奇才。如今是时新“复杂问题复杂解决”。我撇嘴之际，倒想起这最高指示也还是有其道理。我要谈的，就真是“复杂问题”用了“复杂的手段”完美地解决了。哪怕你读者苛求，我也愿意为之切磋切磋。

这个人物，不是我认识的。却是低我三年的我兄弟学校里的初中毕业生。

我手里有着这位小弟弟的真实姓名。但我还是决定用“他”来代表，一是代表我同情他，理解他当年的机智与艰难；二是前面我那位镇江地委书记的女儿，也没写下真实的姓名，是为了表达她的离开农村是合理的一样。

他是苏州铁路职工子弟中学的66级初中毕业生。下乡在苏州吴江。一年不到，他精神失常了，常常从知青点走失。一旦走失，全公社的有线广播就会响起寻人启事，知青们便会丢下手里的农活四处寻找他。要知道，万一他失足落水，一条人命，不谈了，这政治影响该何等恶劣！当时，插队的有条“病退”的杠杠。于是县里知青办派人把他送到了镇江精神病医院作鉴定，鉴定显示他已经精神失常。然而并没有马上就把他退回苏州，又延宕了好久。他的病情也就越来越重。

最惊心动魄的一个场景是:他晃晃荡荡地走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大百货公司（来自上海的读者，不妨把他熟悉的当年上海大百货公司的名称附上，错不了多少），他就这么晃晃荡荡，一整天盘桓在一层又一层柜台之间。终于晚上了，快打烊了，营业员注意到了这个可疑的年轻人，便截住了他。觉得他在装傻，极可能是个小偷；在厉声喝问和作出了要搜身的举动后，他好像突然明白了围观的人群想要他干什么。他大睁着一双无辜而又茫然的眼睛，瞠视着围观者，但目光又好像穿透了周围的空间，视为无物之阵，只沉浸在别一个他真实活在其中的世界里；他开始慢条斯理地解开自己的衣扣，一件一件地脱下来，耐心地摆好在柜台上；---那是冬天，中国人嘛，渴求新鲜，所以围观的人群便安详地观看着，终究想看到赃物到底藏在“哪块？”直到短裤背心都露出来了，人们的理智才突然警觉，这人怕“脑筋有毛病！”要他“勿要脱了，勿要脱了，穿好穿好！小心伤风感冒!”

于是，他终于回到了苏州，回到了他母亲身边，他似乎还有一个小妹。

一天，他的一个同学回城看望他。他依然像是失常的样子。这个当年的同班同学厉声骂道：“你还要装? 在我面前你还要装下去？”

他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还真的口吃结巴起来。同学一气，起身就走了。

尘埃落定之后，同学们才渐渐心定。

他是深度近视。文革一开始，不读书了，他也百无聊赖，眼镜便也精简掉了。这世道，明眼人都看不懂，更遑论想透过那两块厚厚的玻璃片去琢磨把玩世界的他了。他有多大？15岁16岁了不得了。玩儿吧，同学渐渐地习惯了他那双茫然的又想努力看清你五官的眼睛。

镇江精神病医院专科医生，仔细地用光照进了他的瞳孔，什么也没能看到。那里是惘然地无动于衷。

世界当时也无光。

他后来说，文革后期，他仔细研究了精神失常人的症状。仔细挑选了适合自己的一些细节。他必须回城。但这是一个无望的想法。他家庭太普通，一如芥末，一如尘埃。

他的故事，就此打住吧。

我们这一届里，下乡后，有人真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