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境遇及批评姿态转变新探
——以海外新移民流散写作为例
提要 ： 在全媒体时代、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文化语境中，由于转型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作为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新移民文学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其一， 作家自身在不断流动，主题意向与创作观念发生嬗变； 其二，文学本身在不断变化，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千差万别；其三，文学视野在不断拓宽，语言表达与文学模式产生变更；其四，写作群体在不断变动，新生势力与新的元素持续注入。对于华文文学叙事来说，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驱使我们必须寻找更为多元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让创作与批评产生真正的互动，有效地促进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
关键词 ：全媒体时代；新移民文学；文学境遇；批评姿态；转变
进入全（自）媒体时代，在后工业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生活世界，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变化或者转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似乎都浸淫着后工业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的气息。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审美创造和存在方式，总是受到文化形态的直接影响。文学身份的认定、文学形式的选择、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总是与文化形态的表现以及文化模式的选择相关联相互动，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化的产物。处于动态的社会文化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文学同样在社会文化思潮中出现一系列变化。譬如，作为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海外新移民的文学书写由于本身带有跨文化视野的“双重凝视”、丰富的移民生活和流散经验、特殊的移植体验与情感介入、高度的现代意识与审视立场等基本元素，加之作家本身的不断流动，常常带来了文学环境与作家身份的变换，文学自身的不断改变带来了写作方式和观照对象的变换，新生势力的不断加盟则为文学注入新质或带来了新的气象，等等。一方面是不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带来了思维的多重视角，另一方面是形成了文学的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可见，对于华文文学叙事来说，蕴含着相当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寻找更为多元的途径和理论思考以及诠释模式来加以解读。唯其如此，才能让创作与批评产生真正的互动，并在不断拓展中寻求到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寻求到文化想象与阐释的新空间，有效地促进华文文学创作的发展可能。
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中，从具体问题出发，重新观察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的文化生态，我们发觉，处于转型期社会文化潮中的华文文学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驱使我们有必要展开一番当代性的思考和探讨。
其一，作家自身在不断流动，主题意向与创作观念发生嬗变。“生命本身就是流动，生命因这种流动而美丽，生命又因这种流动而悲伤——人始终都在路上！”①进入新世纪之后，拥有“绿卡”或居留权的海外新移民作家，面对着跨世纪之交渐渐呈现疲软而低迷的西方世界依然一蹶不振，回望故国乡土，一切似乎都处于蓬勃生长的良好态势，其形成的鲜明反差，不仅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世界现象和历史趋势，而且引发他们展开更为广阔而深沉的个体感受、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随着身份的改变和时势的突转，新移民作家们作为精神的探索者，最为引人注目的姿态乃是在边缘地带游走，即在来去家园中形成的边际心态。如果说早期的漂泊，是一种“无根的写作”，更多的是揭示新移民作家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惑，描述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境况，反映面临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种族性格的不同所带来的种种难题，以及如何为融入这个异质社会而努力和搏斗。那么，如今在流动的边缘自由来回往返，不止是遭遇海外生活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而是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们浓厚的中华文化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既带有海外文化的观照及跨文化视野，又有现实的参照和渗透，促使他们在流动中不断追问自我的来路和去处。在这些新移民作家那里，逐渐出现了分流现象，有的在国外继续居住，落地生根；有的选择以“海归”身份，返回国内发展；有的则在两地之间穿梭往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展开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的新可能。
于是，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与海外的移民生活，成为近十年来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则是两个重要形象。因为“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他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然而，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②对此，我们从海外新移民文学的重镇——北美华文作家群书写的文本里，可以倾听到他（她）们微妙的表达或清晰的呈现。如严歌苓《吴川是个好女孩》《角儿朱依锦》等关于中国记忆的多部小说，如张翎的《余震》、袁劲梅的《罗坎村》、哈金的《牛仔炸鸡进城来》、陈谦的《残雪》、陈九的《挫指柔》、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等作品。此外，由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深刻影响，“回国潮”（海归）持续不断，当下海外华人写作的创作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归来后作为一群“在场”者的海归作家们，如刘索拉、阎真、多多、陈希我、施雨、薛海翔等诗人作家，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和影视等领域，均为华文文学世界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创作实绩。如今，新移民“海归文学”已成为新世纪华文文学的一大亮点。③难得的是，海外新移民文学在写作观念与主题意向上的转变，并非只是停留于追求社会效应与经济利益，追求文学的受众层面与市场运作的效果，也非注重文学写作的速成，或以此作为个人化情绪的宣泄。这些都跟他们的切身经历与生命移植、艺术追求和写作方式紧密相联。
其二，文学本身在不断变化，艺术追求与写作方式千差万别。身处全媒体时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不论是文学的价值追求和创作传统，还是文学审美取向和评价标准，在后现代语境的众声喧哗中、在市场化的操纵下日趋“混乱”。直面现实，怀揣希望，海外华文作家的艺术追求大多指向纯粹的“自主性写作”④状态。他们的艺术追求并非完全建立在大众化立场和商业化价值上，尽管不少华文作家也希望能在中国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更多的是从艺术质量上考虑的。在这一点上，海外作家不会因为拥有特殊的阅历和经验，降低对自身的要求。他们在创作上期冀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有些作家的创作与国内一线作家相比并不逊色。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局限于个人化的经验，而是转向更为深层开掘的文学探寻。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他们力图阐述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力求以文学性、思想性和全球性经验的跨越大幅提升创作质量。当然，作为海外华文写作的共同体，他们又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性。放眼全球各地，海外华文作家多元化的写作生态与多视角的写作维度，堪称令人眼花缭乱。
曾以一篇《伤痕》而引起轰动，并引领掀起了大陆文坛的“伤痕文学”思潮，现居美国的卢新华，生命移植带来的深刻体验和感悟，让他的目光更加睿智。时代变了，观念变了；世事沧桑，一切在变。于是，他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一边扔出“重炮弹”《财富如水》，以政论随笔的形式，通过智性的话语、切身的感受和独特的领悟，在物化时代为人生精神症候把脉且提供了一帖“良药”，为我们透析了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一边立足于跨文化视域，唤醒记忆、重审人生与历史，推出一面“新镜像”《伤魂》。小说主人公龚合国从“伤痕”到“伤魂”的经历，是很多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共同的思想和生活经历，隐喻着一段民族心灵的曲折历程，在一个精神失重和灵魂迷失的年代，奉献了一种“新伤痕”的疗法，透视出这个时代的癫狂与浮躁。新崛起的新移民作家薛忆沩，单2012年就推出五部新书。其长篇《白求恩的孩子们》，作为作家个人写作上的一个新坐标，是基于自身经验和感受，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思考与眺望的结晶体，也是在回眸之中重新审视我们民族的历史资源。女作家张翎的《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夏天》，无论是发生在旅途中萍水相逢的故事所引发的对于生命的诉说、聆听与沉思，还是发生在一对姐妹身上的“夏天”故事所隐含的对城乡、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作家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旨趣和文学性追求。旅欧的多产作家虹影，近年面世的《小小姑娘》，则以隐忍的书写、深情的表达和电影叠加镜头般的写作方式，既以梦境延伸自己的童年，又以镜头回溯童年生活，试图通过叙述自己的过往改变已然发生过事实，却如同“一口井盛满悲悯的水”。女诗人施玮倾心于“灵性写作”理念，其小说新作《世家美眷》，充满女性细致柔和的笔法。其笔下女性世界的故事，蕴含着作家对女性之爱与命运、对人类历史与未来的独特解读。擅长双语写作的李彦，刚出炉不久的长篇《海底》，借海洋生物的同类来状写人生故事、生存考验和生命中所面临的苦难悲欣。是真实，也是隐喻，更是对于“存在的生命”的有意味书写。新锐女作家张惠雯近年来的小说创作颇为吸人眼球。她的《书亭》致力于描写心灵真实，《水晶孩童》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攀缘。她常常在经验之外或故事之外，别出心裁地借助文学想象力来营构篇章。
在文学走向边缘化和庸常化的当下，我们惊喜地发现，海外大多数新移民作家依然保持着纯文学、纯艺术追求的写作方式，或则展示出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这与大陆文坛的流行风尚多少拉开了距离。更为关键的是，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由于身处西方语境，对中国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同时因为“双重凝视”使得文学想象空间与跨越叙事显得更为自如和开阔。
其三，文学视野在不断拓宽，语言空间与文学模式产生变更。无庸讳言，当代新移民作家比起他们前辈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从整个人类文明和国际化的角度看待问题，包括看待自身的生存经验。一方面，他们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已不再满足于从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观察事物和判断事物，或沉湎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国情怀。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多媒体的语境中，他们依然守护着母语的自尊和表达上的文学性品格，在拓宽视野中以“世界公民”的角色，寻求足以超越局部文化视域的新触角，去重新感受人类和个体生命所承受的种种困惑和希望。尽管在大众文化潮中，感官的沉迷、主体性的丧失、深度模式的削平、写作的媚俗及网络化的运作等因素，打破了语言空间的规则，淡化了语言的美学旨趣，背离了语言的审美话语，尽量向琐碎、粗鄙和时尚的日常生活靠拢，带有自娱化、欲望化、戏谑化信息传递倾向，以及粗浅化、卑俗化甚至丑化的表意特征。面对这种境遇，新移民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话语位置（position）进行大幅度的转换和调整，从而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坐标中。从那些最为活跃和敏锐的新移民作家那里，可以窥见一种有别于大陆本土作家的语言叙事空间的形成。由于作品的语言空间可以为读者带来艺术想象的再造空间，其建立足以体现出作品的语词运用及题材范围的变化和扩展，更依赖于作者对世态人情的别致切入视角和方式。令人欣慰的是，个别优秀的华文作家善于调动并驾驭鲜活的语言和形式，在具有张力的语汇和篇章结构形式里，带给读者新的审美感受。
不言而喻，新移民作家语言叙事空间的形成，深刻反映了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跨文化视野和国际化经验，表明他们在华丽转身中已经站在新的角度和写作立场上，面对世界，重审自我，解读传统。空间的位移与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多元色彩与生活的种种际遇，包括作家生存本身的合理性，都会引发作者对人生对世界进行重新思考。于是，在新的时空和各种社会秩序面前，他们把过去与未来、异国与故国、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的边界重新划分。“他们面对世界，开始采用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叙述‘位置’及讲话的策略。”譬如，以往流行的“宣泄式”、“倾诉式”的独白在他们的作品中逐渐减少。“独白变成交流，倾诉转化为对话。在这种语言风格下，事物失去了以往清晰的、黑白分明的轮廓，多了一种相对的和变化发展过程中的特质；作者的立场有时会显得游移、模糊、欠肯定，但多了一层深思熟虑后的商榷的意蕴。”⑤我们可以从严力、严歌苓、张翎、虹影、卢新华、哈金等具有代表性的新移民作家的文本里看到这种变化。
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必然影响到文学模式的改变。海外华文文学也不例外。由于文学模式的改变涉及到文学外在与内质的变化，包括文学书写姿态的改变、文学审美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学文本形态和文本地位的改变等。这是对传统的文学主流文本形态的一种挑战，其实也是一种机遇。内心敏感的作家往往能够把握住自己也把握住机遇，他们既将文学书写放在有对抗性、异质元素的全球化的语言环境里，又随时警惕“被异化”的可能。并且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写作，以发现和探讨人生意义为主旨，把艺术追求置于超越读者个体生存经验的层面。这种越界跨域式的写作，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生命思考、寻找精神家园以及对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的热情关注。
其四，写作群体在不断变动，新生势力与新的元素持续注入。移民、留学，已然成为当今时代醒眼的词汇。报载，中国乃是世界最大移民和留学输出国，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而更多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则想方设法出国留学。于是，留学型移民、技术型移民、投资型移民、团聚型移民便构成了有阶梯有层级的新的移民群体。年轻一代的新留学生文学在此背景下开始崭露头角，为几近衰微的留学生文学的文脉获得了新的生机，增加了新的内涵。这让人打消了海外华文文学后继乏人的念头。而今，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群体中，老中青可谓并驾齐驱，三箭齐发。诚然，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作家队伍始终处于流动的、不确定性的变化之中。
从新一代即新世纪留学生文学如许亮丽的登场，可以看出，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群体在不断变动的同时，也注入新血液、新质素和新力量。它既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为主体的，侧重于表现孤独感、失落感和家国忧思的“悲情式”文学；又迥异于上世纪八九十年出国的大陆留学生，多以叙写在海外艰苦奋斗的寻梦经历和身份焦虑而带来困惑的“洋插队”文学。新一代留学生文学大致写他们这一代在海外的生活境遇，由于他们的外语普遍较好，或具有高额奖学金，读过名校；或拥有高学位或高薪工作。比更早的那一代人较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生活，也较少自怨自艾的情绪而显得更加自信，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生命体验、困惑和难处。不过，“他们恰逢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他们发现，在身后，‘中国梦’也在盛大展开。所以，他们是生活在两个梦中间，生活在资本、知识、技术、信息正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在大洋两岸激荡的时候。”面对这纷繁复杂的现实际遇，“选择变得那么难，不仅是生活的选择，更有内心的、精神的选择”。⑥他们遇到的种种新问题，驱使他们在走与留、归与不归面前作出抉择。此外，多样的情感纠结，是割舍还是延续，同样难以抉择。洪梅的《梦在海那边》、黄宗之、朱雪梅的《平静的生活》，还有胡曼荻的《美漂》、贾葆蘅的《移民梦》等作品，无论是表现新一代留学生题材还是新移民题材，都伴随着每个选择带来新的复杂经验。可见，作为一股新的文学力量，其潜在的希望和发展态势，的确值得关注和期待。
时代在流变，岁月在流转。一切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作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晴雨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华文文学，更像一位“千面女郎”，以其特有的姿采，呈现其所蕴含的边缘性身份、世界性因素乃至多重混杂性特质。特别是其历史境遇和文化身份的不断变动，导致了华文文学批评的处境十分尴尬。加上整体的华文文学正处于一个文化审美与文学创作多元共存、个性发展和跨域书写错落交织的“气场”中，构成了华文文学多元交错的基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既重视文学的经典理念与大众审美情趣及接受美学的关系处理，又避免审美失范和相对主义的极端现象出现；如何更理想地围绕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流变，寻找适合于华文文学批评和诗学建构的新途径，尤为值得深思。
针对华文文学所具有的多元、差异和混杂性特征，以及面临日趋斑驳复杂的文化地理图景，窃以为，华文文学批评峰线如果不能对应当今华文文学创作现象，就必须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以更开放的态度加以对待，即重新思考并另辟空间，改变华文文学的批评策略，开辟华文文学的诗学新空间，开发华文文学的审美新标准。
首先，应改变传统批评眼光，以广阔的视野抓住文本或对象思考问题，拓宽华文文学的批评视界。目前学界有一种不经之谈的俗见，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没什么搞头，这种偏颇和短见，导致文学批评界总是将眼光停留于本土中国文学上，忽略了在海外生长的作为“第三文化空间”的华人流散写作（Diaspora Writing）。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海外华人流散写作，由于涉及面更广，牵涉到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等，要做出切实有效的解读和精准到位的批评并非易事，当可视为一种“有难度”的文学批评。因此，改变传统的批评眼光，不断扩展视域，让华文文学置身于文化学、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理论平台上，又不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特定的文化语境，即把对于华文文学的批评与所处的文学思潮和文化流向形成准确对应，才有可能做出最为全面、最为客观和最为彻底的透视和诠释。倘若以陈旧观念、或以大陆式的批评模式，或以先入为主的霸权眼光，或以约定俗成的批评界限，从一种片面走向另一种片面，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最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应转变文学批评姿态，既坚守人文精神又突显思想风貌，更新华文文学批评话语。华文文学批评与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只有真正善待之，才能更好地走近它，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与中国新文学几乎同步的海外华文文学，尽管因为分布流散于世界各地，良莠不齐，问题多多，但其成就和奉献不容忽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说得稍为夸张一点，其重要文学人物及其取得的文学成就，留学生文学庶几占据了半壁江山。鲁迅、郭沫若、冰心、林语堂、周作人、胡适、钱锺书、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冯至、艾青、孙毓棠、穆旦等一大批重要作家的精品力作，都是在海外留学生涯期间书写或之后完成的。在这融合与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如果只是徘徊于中西文学对比、渗透、评介、争峰的夹缝里，或者把批评话语方式与批评思想混用，就有可能丧失自身的话语权，难以生成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系统，真正起到承载新的批评思想风貌的可能。因而，转变批评姿态，坚守人文精神，在更新批评话语中蕴藉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批评的柔弱状况。一旦形成属于华文文学的话语意识，就能生发出思想，至少有条件产生。因为批评失去必要的话语系统支撑，可能会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工具论”而无法令人信服。无论是运用中国诗学文论资源，还是“拿来”西方批评模式，唯有取其所需，有的放矢，并加以科学而客观的改造或调适，方能针对当今华文文学现状和文学文本生成的具体文化背景及其内蕴、特质等多重层面，进行科学而准确的破译、解读和阐释。
再者，应突破单向思维框架，走辩证整合的文学研究之路，寻找适合于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批评模式。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在全球化、全媒体时代中的地位和意义，确认跨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在海外重建“文化中国”的文学精神和审美品质，保持历史、文化、审美的整合评价，突破以往简单式单一的思维框架，从而认识转型期和多元文化背景中华文文学的创造价值和存在价值，在新的文学价值观引领下开拓新的批评空间，将多元化、复合性的文化因素、文学元素纳入研究范畴，走辩证整合的文学研究之路，寻找适合于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批评模式，无疑是走向全媒体时代华文文学研究走出困境的重要环节。
总之，独立的审美活动和批评精神，无论在什么时代，总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和生命需求，随着华文文学境遇的变化和文学身份的改变，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的转型。转变批评姿态、突破传统批评模式、在调整中着力建构华文文学的诗学理论框架，以广阔的视野来思考关键性的问题，强调华文文学批评研究中的普遍性、差异性和融通性，本身足以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学文化现象，并将引发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亟需我们作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参考文献 ：
①谢冕：《简单几句话——序〈从家园来到家园去〉》，转自庄伟杰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师力斌：《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新世纪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记忆与跨文化想象》，《文艺报》2012年2月10日，第3版。
③参见庄伟杰：《边际心态：跨文化与双重人——兼谈海外新移民中的“海归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2年第1期。
④参见庄伟杰：《跨文化语境与自主性写作》，《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
⑤高小刚：《中国当代留学生写作中的身份认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5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0页。
⑥李敬泽：《在海那边展开中国人的故事》，《文艺报》2012年4月23日，第8版。
刊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