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根宝
告别了朝天宫小学，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课堂。
由于我得了痔疮，而且很重，因而“痔疮”，就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知道的疾病的名称。我们看不起病，妈妈对付疾病的办法就是用土方子。她不知道从哪里听说用一种草放在草纸上点燃了以后利用烧起的烟可以熏好痔疮，就如法炮制，在痰盂里面放进了草纸和那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草，点燃了叫我每天坐在上面熏屁股。这一招我没看出有什么作用，屁眼儿只是熏得又干又痛，好像要被撕裂了一般。我在前面说过，我的屁眼儿多亏了日本人的亲善，所谓的配给米让我们整吃整拉，大便硬得像石头，怎么挣也挣不下来，弄得我屁眼儿火烧火燎的，常常出血。就这么熏了好多次，屁眼儿反而越来越痛。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妈妈居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她拿用剩下的肥皂头，沾了水，塞进屁眼儿里面，这样进进出出好多次再大便，感觉果然好多了。于是肥皂头就成了我人生中学到的第一剂药方。
失学以后，爸爸大概考虑到我们兄弟几个正在长身体，需要补充营养，所以很快为我和四哥布置了新的功课——养鸭和挖野菜。
有一天，妈妈从外面带回了好几对小鸭苗，让我欢喜死了。妈妈把它们养在一只大的马粪纸盒子里，上面开了个窗户，里面还垫了些稻草。小鸭子们有的鹅黄，有的灰黑，还有的头顶上长着一撮黑毛，浑身毛茸茸的，十分可爱，十分好玩。我把它们一只只小心地捧在手心当中，用面颊轻轻触碰着他们身上的绒毛，痒痒的，舒服极了。小鸭们则把它们的小脑袋拼命地躲让开，两只像小扇子似的脚就在空中拼命地乱划。开始的几天，小鸭完全由妈妈喂养。妈妈好像很会养，她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给它们进食，什么时候让它们喝水，什么时候应该把它们放到院子里去，什么时候给它们清扫粪便。妈妈还告诉我，要我每次喂食的时候，嘴里一定要发出“啰啰啰”的声音，这样鸭子就会跟着你跑。
过了一些天，鸭子稍稍长大了点，妈妈说要让它们放到外面去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鸭食喂它们。于是爸爸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四哥和我。从此我们每天就把鸭子带到大门外面去找食吃，等到吃饱了再把它们带回家。
我们家门口除了迎面见“山”外，就是紧贴城墙根蔓延的一条东西向的蜿蜒小路：出门向东走就到了城墙的门口——中华门；向西走不多远就没有了人家。那里有一畦畦的菜地，菜地里有座茅草屋，旁边有茅坑，很远很远就能闻到臭味，熏得人头疼。还有一座池塘。人走到这儿就像是进了农村，尽管它是在城墙的里面。再往前就是一座座荒坟，茅草长的腰一般深。我们每走到这里，就不敢再朝前走了。放鸭子我们就选在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是三哥的选择。他是我们三兄弟中最有学问的人。他说，这儿原先可能有个地名叫胡家花园，尽管现在一片荒芜，连个花园的影子也没有，但鸭子不愁没有吃的。看来三哥早已来过这里。
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人，他坐在池塘旁边，手里牵着一根绳儿，绳子的一头系在一根竹竿的顶端，下面挂着一张自制的小网。他只要一拽绳子，网就从水中提起，有时候网里就能捞到一些小鱼虾。池塘里有几只白鹅在游弋，水面上布满了浮萍。他则全神贯注着水面下的网。
我们的鸭子来到后，一下子一起拱进了菜地，各自找食吃了。四哥和我怕毁了人家的菜，人家不高兴，就赶紧“啰啰啰”地叫着，想把它们引出来。
我们的叫声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一抬头，喝，好面熟啊。我和四哥都想起来了，不就是那个在“山”上被甲长陶三将扇了耳光又被小龟田撕了风筝的那个少年吗？
对方似乎也认出了我们。
“你——根宝！”四哥和我异口同声地喊出来。
“哦，是你们？”对方也笑了，又问，“你们放鸭子啦？”
我们点点头。
根宝热情地说，“来，你们把鸭子放进池塘里来吧。这里面有鱼有虾，还有浮萍，都是鸭子最爱吃的。”说着他就帮着我们一起把鸭子召集到一起。鸭子们见了水不用人赶，呼啦啦一起跳下了水。它们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一会儿把头伸到了水里，只留出一个尖尖的鸭屁股突在水面上，一会儿嘴里衔着小鱼小虾把扁平的鸭嘴微微张开、头朝前一送一送，就把鱼虾吃进了肚子——看得我都傻了。心想，这群鸭子从来没有下过水，今天是第一次，是谁教会它们游泳和捕食的？太神了！
根宝看着我们的鸭子，说，“你这里头有五只公的，七只母的。”
我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的？”
四哥也问，“你能一眼看出来？”
“这有什么难的！”根宝轻松地一笑，“你们瞧，头圆，身子大，尾巴尖的，是公的；头小，身子扁，尾巴分开的，是母的。你们数数看，我说的对不对？”
四哥跟着问，“就这么准？”
“差不远吧。”
“还有别的办法分辨吗？”
“办法多的是。”
“你能教教我们？”
“可以，我麻急做给你看。”根宝一口都是南京城南的土话，不说“马上”，说“麻急”。我看得出来他是个很爽快的人。他立刻招过来一只鸭子，抓在手里，说，“你可以看它的屁眼儿，还可以用指头摸，但是这鸭子太小，容易伤了它。最简单的办法你看我用大拇指摁住它的背，让它屁股朝上一掀：它尾巴往下收的，公的；尾巴朝上张的，母的。”
根宝的话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都招过鸭子拿来试，果然他说的不错。过了一会儿，根宝说，“差不多了，他们大概吃饱了，招它们上来吧。”我和四哥嘴里就发出“啰啰啰”的声音，一面掉头走。鸭子们看见我俩走了，也就从水里摇摇晃晃地爬上岸来紧跟着我们的脚步。
我问根宝，“你怎么看出他们吃饱了？”
“只要看它们的嗉子就可以了。”
“什么是嗉子？”
根宝又抓起一只小鸭，指着它颈子下面突起的部分，轻轻捏了捏，说，“这就是。你看里面鼓鼓的，就是吃饱了。鸭子太小，不能太撑，太撑容易生病。”
根宝的话让我对他佩服得很，他懂的东西真多呀！
根宝还说，“鸭子喜欢吃蛐蟮，吃浮萍。要不，我给你们挖一点蛐蟮你们带回去喂它们？”
“蛐蟮”又是南京城南话，就是“蚯蚓”。我能懂，但在家里只能说“蚯蚓”，因为爸爸要求我们不准说城南的“土话”，不文雅。他要求我们一律说南京“官话”。
就在我们说着话的时候，那间草屋子里面发出了一声叫唤，“根宝啊！根宝！”随着话音从屋里走出了一个面容枯瘦的男人，他柱了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我爹在叫我。”根宝掉转脸答了声“就来。”
四哥问，“你爹的腿就是让龟田打的？”
“可不是么！这个狗日的，操八辈子他祖宗，婊子儿！”南京城南语音中“儿化”字比北京话更强调，此时根宝提起龟田队长，就恨得咬牙切齿，一连串的骂人话像连珠炮似的脱口而出，他恶狠狠地说，“这一对狗妈养的！乌龟子儿！王八蛋！狗操的！我总有一天要跟他们算账！”
我也想起了我的水晶球，说，“小龟田也抢了我的……”我刚想说出“水晶球”三个字，猛然想起爸爸后来当着全家的面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许再提起顶子的事，任何时候！即使旁人问起来，也不许承认是我们家的东西。记住没有？”于是赶紧闭住了嘴。
根宝很奇怪，忙问，“怎么？小龟田也抢了你的东西？”
这时候，四哥“嗯哼”了一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带着我匆匆地回家了。
在路上，四哥严厉地问，“你是怎么一回事？叫你不准再讲了，怎么又忍不住？你还嫌闯祸闯得不够啊？”
一句话把我骂得垂头丧气。
18、城门记事
爸爸安排的第二件事就是挖野菜。这是因为我们买不起蔬菜，但我们必须吃青的菜，特别是我的痔疮，爸爸说如果没有“叶绿素”——这是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那会儿课上学到的用词，那时可没有“维生素”、“纤维素”一说，那么痔疮是很难好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去挖野菜。好在南京地处江南，到了郊外，野菜可说是遍地皆是。于是这个获取“叶绿素”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妈妈和我的身上了，因为四哥呢，必须放鸭子，他能独当一面，洪武就不成了。但是挖野菜就必须出城，最好的去处就是城外的雨花台和菊花台，那时候它就是荒山野岭，人迹少至。但这就碰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必须进出中华门，必然要跟龟田撞面。
提起龟田的名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几乎无人不知。在我们住在城墙根下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听到当地人提起驻守中华城门的这个鬼子中队长。他的劣迹斑斑，人们可说是谈鬼色变。为了避免跟他照面，我们从住进来开始，就一次城门也没有出去过。
但是中华门我却常常看到，因为它是我们从陈家牌坊、六角井出了巷口就迎面碰上的庞然大物。它就是一座城堡。中间的城门最高、最大、最气派。它的两边一个东门，一个西门，像左膀右臂，威武地张开，形成对称而又庄严沉稳的格局。中间的城门一直是关着的。据妈妈说，正门下面就埋着传说中的大富豪沈万山的聚宝盆：你要是在这盆里放进一粒米，马上就会生出许多米；你要是放入一只金元宝，马上就会变出许多金元宝……就为了这，这个城门也就叫做聚宝门。也正为了这，城门不敢开。要是一开，坏了，大家都挤到盆子里，不是要变出许许多多的人来了吗？要是换了今天，某位达官贵人的“二奶”进来，那满城都是“二奶”，就像孙悟空的毫毛变的，一个模样，个个争宠吃醋，不得打成一团？但是三哥却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聚宝盘，它就是个瓮城，中间城门后面还有好几道大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房间，可以驻扎军队，据说明朝时最多住进了三千人的部队。而现在就是由日军龟田中队把守。三哥还说，中华门的位置特别重要，凡历史上发生在南京的战争，都必然会在中华门展开激烈地争夺，所以中华城门建造得十分坚固、精致。我还记得，在我那个时候，东西两个城门当时只开了西门，让军人和百姓进出，估计这么做是为了收紧口子，方便严查往来行人。
中华西门靠我们家最近了，出了巷口就是。当时的门边有一座水泥砌成的高台子，台上有一座白墙青瓦两面坡的房子，这就是龟田队长的城防办公室。城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还站着两个“二鬼子”帮忙，负责检查进出城门的人。水泥台子上常常放着一张椅子，椅上就坐着龟田队长。开始时规定百姓进出还必须向日本兵鞠躬，还要出示“良民证”。爸爸听说后还曾经勃然大怒说，“他们日本人，凭什么到中国来检查我们是不是‘良民’？荒唐！大不了不出城门罢了！”但是到了后来，伪政府成立了，进出城门的人实在是多了，鬼子兵忙不过来，不得已简化了手续，行人可以不鞠躬，不出示“良民证”了，改成了随意抽查，爸爸这才允许我们出城门去。
我们出中华西门的时候，看见台子上正好坐着龟田队长。他规规整整穿着一身草绿色的鬼子军装，正襟危坐，腰板挺直，两只戴了白手套的手交互叠着，摁在柱立在两膝中间的日本军刀的手把头上。我之所以一眼就认出他来，原因是他跟他儿子都长着一双豆豆眼，像从模子里脱出来的一样。他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他的眼睛注视到了进城来的一个人。这个人的穿着就是个卖苦力的，上身穿了件已经过了季节的破棉袄，鼓鼓囊囊的。下身是条打了补丁的旧单裤，光着脚，趿拉着鞋。他腰间系了根布带。
龟田目光如狼，嘴里叽咕了一声什么“代拉稀”，守城门的日本兵立刻明白，上前一步抓住那个人的衣领，像拎小鸡似的将他一把拎到了台上。那个人吓得浑身直抖，不停地点头哈腰。
龟田接过日本兵手里递过的刺刀，站起身来，走到那人面前，朝那人胸部使劲一捅。
“啊呀！杀人？”我吓的浑身一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进出城门的行人们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得停下了脚步。
妈妈一把把我拉进怀里，不叫我看，但我还是忍不住从她的手臂下伸出头来偷看。我见那个人已面如土色，两腿已站立不住。
龟田又用刺刀在那人前胸破棉袄里狠命一绞，只见棉袄下面“哗”地像流水似的泻下了一大把米。龟田的刺刀又猛地一挑，那人衣服全都撕开了，露出了里面绑在胸前一小袋一小袋的米。
“八嘎！八嘎！八嘎！”龟田抡起手臂，左右开弓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打的那人鼻青脸肿，我这才知道小龟田的“八嘎”是从他爸那儿学来的。接着龟田又朝那人的后腿弯一踹，那人就咕咚一声跪在台子上。
这时候城门口的人越聚越多，鬼子兵开始驱散行人。我跟妈妈就赶紧出城了。“可怜！就为了想吃口大米！”妈妈直摇头，一路上嘴里不停地念佛，我猜她是想让菩萨保佑那位挨打的人。
我不知道菩萨后来有没有用金光护住了那个人的全身，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人，也为了我的文老师。就因为我心里总惦记着这件事，所以我们到了雨花台之后，挖野菜的时间不长，我就一个劲儿催着妈妈回家。大概城门口的事也影响了妈妈的情绪，她见我总催她，换在平时，就要责骂我了，但这一回，她不仅没骂我，还说，“也好，早早收工吧。今天是第一回，下次来要换件顺手的工具。”就这样，妈妈带着挖了一小篮子的野菜领着我回城了。
快近城门口的时候，我的心已开始收紧了。但此时正好有一支日本军队从我们身后超到前面去。他们都肩扛着枪，戴着钢盔，背上背着个小包包，身上、脸上满是尘土，满是汚渍。看得出来，他们大概已经走了很久很久，已很疲惫了，他们的脚步显得沉重，并不齐整，甚至拖拖踏踏。这时从队伍后面突然传出一个兵大声喊叫的声音，还没等到前面带队的军官应答，这个兵就忽然冲到了队伍外面，面对着我们行走的人行道，一把拉下裤子，撒了一泡尿。这泡尿很粗很长很有劲道。大概他尿憋的时间太长了，实在憋不住了，才不顾一切，宁愿当众出丑。他撒尿的位置几乎正对着妈妈和我的脸，由于动作太突然，我们都来不及避开。他距离我如此之近，以致我都能听见他沉重的喘息，他撒在马路边沿的尿，都溅到了我的裤脚上。在这一瞬间，我看清楚了他那张很年轻的脸，还有他那下面的玩意，它就像根小白萝卜条，连毛都没有。我知道，有毛和没毛，那是大人跟小孩的区别，我在学校上公用茅斯的时候早就偷眼仔细地看过了。
这个小兵刚刚撒完尿，还没转过身把裤子系好，队长已到了他的身后，一个巴掌把他搧倒在地上，他的嘴刚好磕到了人行道的路牙上，顿时满嘴鲜血。小兵顾不上疼痛，慌慌张张爬起来，捂着自己的嘴，队长的巴掌已经又抡到了他的脸上。
“八嘎！”
“哈衣！”
“八嘎！”
“哈衣！”
“八嘎！”
“哈衣！”
随着每一声“八嘎”，就是一记耳光；随着每一声“哈衣”，就是小兵立正时大声的应答。由于挨打的时候，两手必须贴紧在大腿两旁，他鼻子嘴巴就没法捂住了，鲜血就流下来，下面半张脸就像个红熟了的烂柿子。这样甩了好几个耳光后，队长才命令小兵跑步追上自己的队伍。在他跑过的马路上，留下了一长串的血迹。
妈妈看着日本兵一手提枪一手紧捂鼻子跑走了，神色凝重，一直在摇头，嘴里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说，“可怜，可怜，不就是个孩子嘛！”她的嘴里又开始不知念叨着什么了，说不定是替那个日本小兵在念佛，因为我听见她在自言自语地说，“唉，可怜他的妈，还远在天边呢，要知道他现在打成这个样子，今天晚上还不定要怎么伤心怎么流泪呢！作孽呀真是作孽呀！”
趁着这一阵子混乱，我们也跟着进了城门，守门的二鬼子只翻了翻妈妈小篮子里的野菜，就放行了。就在经过台子的时候，我偷偷觑了一眼，我看见龟田已不在台上。台子上洒下一地的米，早已收拾干净，但早晨那个不幸的人，却还保持着跪姿，但他已经整个人都瘫倒在台上了，他的身上我并没有看见菩萨的金光笼罩，我不由得痛苦地避开自己的眼睛。
这个晚上，我又睡不着觉了。白天的事情给了我强烈的刺激，让我脑子里总得不到安静。我开始在想，一整天我看见了两个人都在挨打，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兵，怎么他们都同样给“八嘎八嘎”了呢？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日本兵每“八嘎”一下，就要挺直胸脯“哈衣”一声，中国人连“哈衣”这样的衣服也不让穿。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跪在台子上的人以及这个日本小兵娃后来的命运是什么？是活着呢还是死去了？完全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凶多吉少吧。今天当我回忆起他俩来，我的心情依然沉重，我多么想擦拭去这场日本侵华战争强抹在他俩生命历程中的污垢，给他们一个共同美好的祝愿。
19、雨花台
我对雨花台的记忆就是从挖野菜开始的。南京野菜那名目繁多的品种、那清香甘冽的口味，就编织成我那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梦幻。
而挖野菜最好的去处就是雨花台，因为它距我们家最近，出了中华门，走两华里路程，就是了。
那时候的雨花台是个荒冢累累、荒草萋萋、林木横生野长的丘陵山岗。妈妈初带我来的时候，我心里着实还有些害怕。面对着漫山遍野像高庄馒头似的坟茔堆儿，以及暴露在外的尸骨，扔在沟壑里的死婴，我第一次知道了死。有一次，我甚至晚上躺在“炕”上逼真地想像出我未来临死的情景。我想，我要是死了，就没有了。我摸摸膀子，摸摸脸，觉得很舒服：有，是多么美好；没有，是多么可怕——永远永远没有就更可怕。因为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忍受‘永远永远没有’那没有尽头的漫长时间。那么我临死之前的姿势不就是在‘永远永远没有’之前的最后一个‘有’的动作吗？我该摆一个什么姿势呢？我从那些暴露在外的尸体那里看到，大家死的样子都一个样，像是体育课上的“立正”姿势。我不愿意跟大家一个样子。那么好吧，我就把两臂张开吧。我于是想象着当我这样死去以后，妈妈一定站在我的身旁，伤心地哭着，说，“可怜的洪武，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着，就这样死了……”妈妈说到这儿，一定会伤心得说不下去了，但她还一定会说，“上回你把水晶顶子弄丢了，我不该骂你，妈妈骂你是不对的，你一直是听话的好孩子，现在你再也听不见妈妈后悔的话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软的难受，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就出来了，我决定还是不再死下去了。
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关于生死的第一次哲学思考吧。
不过，除了让我害怕的坟茔堆儿外，我还是很喜欢雨花台的。我喜欢那葱葱郁郁的森林，那穿梭于林间的羽毛艳丽的野鸡，那偶尔从草丛中突然蹦出来的野兔，还有几乎到处可见到的野菜“木鸡头”和“马郎头”。
妈妈告诉我，“木鸡头”长着三片心形的嫩绿叶子，开红色的小花，几乎贴着地面生长。采集“木鸡头”就是把长在茎尖尖上的嫩绿叶子连着嫩茎一起摘下来就可以了。“马郎头”的叶子是狭长的，有点像柳树叶，但绿得深。马郎头连根起比较容易，回去把根摘去就行了。妈妈用的工具是一把生锈的坏剪刀，有时挖，有时掘，有时剪，手脚快得很，一会儿工夫，就摘了一大把。
带回家之后，妈妈就是放点盐清炒，不一会儿就做了两大碗清香扑鼻的野菜。从此对它们的美好记忆就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也就一直这么称呼它们。直到前两天，为了写它们，我上网去查，才知道它们的学名应该是“苜蓿头”和“马兰头”。妈妈的文化不高，跟着南京人这么叫，我也从小就这么叫了。
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吃“苜蓿头”，它吃在嘴里，有股甜甜的滋味；“马兰头”有点药味，吃完之后，舌头有点麻麻的，但听说能治病。有一次，妈妈还要我端了一碗“苜蓿头”送到三姨的圆门口，三姨拿进去刚刚尝了一口，就一声惊叫，“呀，神仙菜呀！”说完跑出来抱着我又是亲又是搂，连说“替我谢谢你妈，替我谢谢你妈。我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了！我好久好久没吃过了！”说着说着，居然眼角还闪烁着泪光，弄得我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至于嘛？不就是碗“木鸡头”吗？回来跟我妈说，“三姨不知道怎么搞的，一边说谢谢你一边还哭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可是妈妈并没有笑，只是讲，“可怜，也许这里面有她自己的故事呢。”
这以后，妈妈挖的野菜种类越来越多，我也就认识了荠菜，马齿苋，菊花脑，香椿头，芦蒿、枸杞头……特别是枸杞子像一粒粒鲜红的小豆儿，妈妈摘回来煮给爸爸吃，她说对眼睛特别好。
南京的野菜陪伴我度过那一段特别贫穷艰难的岁月。以后虽然我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我再也没能找到有像故乡南京那样能够遍地漫山长出那么多品种可以成为精品佳肴、鲜美可口的野菜的地方。
妈妈对于野菜的丰富的知识和挖掘的本领使我惊讶不已，有一次我问，“妈妈，你怎么认得这么多的野菜呀？”
妈妈说，“妈妈自小就是吃野菜长大的。”
我帮着妈妈挖野菜，其实并帮不了多大的忙，因为我没有像样的工具。再说了，即使给我工具，我也没有大的耐心，挖着挖着就想玩儿去了。因为真正吸引我的，是找雨花石。妈妈当然知道我的玩性大，她也不勉强我，任我高兴，只是不允许我从她眼前消失，更不要耽误她的劳作。
我那个时候，雨花台上的雨花石，不像今天那样，哪怕掘地三尺，你也找不到一粒象样的，徒有虚名而已。那时候，只要有点耐心，只要一直低着头去看，去找，你不愁找不到绚丽斑斓巧夺天工的佳品。三哥说，雨花台上什么佛陀讲经啦，天雨散花啦，那只是个传说，真正的是，雨花台就是个翡翠矿，只不过翡翠的质地粗一点罢了。有这么好的矿产资源，就摆在南京市民的眼皮底下，有谁不动心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不管哪个朝代，只要战火不在跟前，雨花台那儿总有买卖雨花石的人，只不过有时人多有时人少，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罢了。即使是日伪时代，人人自危，但住在附近的三两人家，往往会把柴门开着，靠门口摆放着几只小碗，浅浅地盛点水，碗底卧着几块雨花石，在水光中漾漾地。我每回上雨花台，走过这些人家门口，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伸进头去看几眼。妈妈跟我也一样，遇到好看的，还会跟室主搭讪几句。
我那时见过的灵硅奇石真多了去了，什么“女娲补天”、“劈山救母”、“黛玉葬花”、“达摩面壁”……尽管这些成语开始时我大多不懂，但看石上惟妙惟肖的石纹石色，听卖家眉飞色舞的讲解，立马词意贯通，我简直就是在上中华文化史或是中国古典文学课。
有了多次的启蒙，我当然也学会去寻找了。但是我找到的大多还是一般般的。我记得最多的是黑色、白色和脆绿色的，上面有一层层平行的花纹。这些我都不满意，随手扔了。但我也找到过一些我十分喜爱的，有的上面有蛇纹，有的上面好像是个中国字，有的是色彩非常艳丽，有的是造型十分奇特，有的是图形特别怪异，最喜欢的一颗就像是一枚大号的象棋子，周边一圈就像用圆规画出来似的，规规整整，一丝不差，外表晶莹圆润，正中间一条直线齐齐地一分为二，半边嫣红，半边杏黄，颜鲜色正，十分亮眼。当我用手指头把粘在它上面的泥土细沙一点点地抹去时，连我都惊得叫起来。我又朝上面吐了口口水，用手搽洗干净。妈妈接过去一看，连声说，“奇了！奇了！长成这样，不知道这块石头修行修了多少年？”我没听懂，问妈，“石头怎么也修行啊？”妈妈说，“都一个样，石头也是人，没听说孙悟空也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妈妈的话让这些雨花石仿佛通了神，我带着它们回了家，仿佛带着一大堆有灵性的神仙，它们陪着我玩耍，陪着我做梦，陪着我在脑海中编织形形色色奇幻的故事……
但雨花台在我心灵中真正生动鲜活起来那是在三哥陪我们一同登上了雨花台后才发生的。那是个星期天，三哥不上学，他说陪我们一道挖野菜。四哥也想去，但被爸爸严厉的目光止住了——鸭子每天必须吃食。
那时登雨花台的路就在中华门外雨花路的行人道边上，左手几步就是几级跨度很大的石台阶，登上后就是一个墓圹，中央有座残损的墓，墓前竖着一座破损不堪的石碑。经过这座墓圹就有山路直上雨花台了。以往我们走过这里，对这座坟墓从来也没有注意过，毕竟，雨花台上类似这样的墓太多太多了，见坟不怪，见墓不惊，这就是雨花台，换句话说，雨花台就是坟墓们热热闹闹、挤挤杠杠的大庙会。
可是三哥不是一般的人，他那颗硕大的脑袋总爱对一切都发生兴趣，想去动动脑筋，当他刚刚登上这座路边的坟墓时，他就被那具破损的石墓碑吸引住了，随即就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停停！你们知道我发现了什么？这里是……这里是……”他激动地结结巴巴，“这里是方孝孺的墓！知道吗，方、孝、孺！”
方孝孺是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当然不知道，妈妈也不清楚。
“方孝孺，方孝孺你们都不知道？”三哥的眼神就像看我们是个怪物，“他他他简直不得了，大儒！你们根本不懂：大儒，就是大‘忠臣’！来来，我把墓碑上的字讲给你们听。”他把“忠臣”两个字特别强调，根本不管我们想不想听，就一边读碑上刻的字，一边讲解，他完全沉醉在当中。当然他读的文字大部分我都不懂。我只知道，好像是两个皇帝打架，方孝孺帮的那个打败了，打胜了的皇帝就叫他投降，他死活不从，还大骂这个后来的皇帝。这个皇帝大怒之下，当他的面把他一家几代人全杀了，然后一刀一刀地割方孝孺身上的肉，最后方孝孺自己把舌头咬断，到死也没有屈服。
三哥讲的激昂慷慨，面孔越发潮红，就好像自己就是方孝孺。他哪里知道，我这边听得已是心惊肉跳，我从没有听过有这样残酷的刑罚，即使在城隍庙里的地狱也没见过有一刀一刀切身上肉的鬼，尤其是自己咬断舌头，我试了一下，稍稍用力咬了咬，疼的不得了，天啊，这个方孝孺怎么能受的了啊？
三哥最后还像发现重大秘密似的大声说，“洪武，还有一点特别重要;这里，这里，就是方孝孺受刑的地方！你看，你们看，这里有字：‘命磔……’这个这个……‘聚宝门外……’。‘磔’，就是剐刑，千刀万剐。‘聚宝门’，就是中华门，‘门外’，这里不就是‘门外’吗？你们看，就紧贴大路边上，雨花台的一座高地，供人围观，正是行刑的好去处。不错，就是在这里。”说完他就跪在墓碑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他这一说，我顿时就觉得这里的墓碑、墓圹，好像活了起来，我全身一阵惊悚，仿佛眼前见到了那惨烈的一幕，我甚至觉得我站立的地方就一准是方孝孺受刀剐的地方，从而让我心里倍受重压。
因为碑石断缺，三哥讲讲停停，我猜想他肯定有些地方是自己胡诌乱造的。因为每逢石碑断掉或字迹缺失的地方，他就“这个，这个……”的，然后又能圆着故事顺着说下去。我想这断掉的地方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听三哥讲的故事。我了解他，他最最喜欢讲的是“忠臣”，一讲到这些人这些事，他就两眼放光，面孔潮红，特别激动，动作有时也很夸张，表明他内心里十分崇拜他们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但是我不懂“忠臣”两个字，我问三哥，“什么叫‘忠臣’啊？”
“忠臣？就是，就是……”三哥一下子想不出该如何解释，“就是对国家特别‘忠’的人。就是‘精忠报国’的人。”
“什么叫‘忠’的人？什么叫‘精忠报国’的人？”我还是问。
“就是……岳飞，知道吧？”
我点点头。
“这么说吧，”三哥终于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例子，“就像你们的文老师那样的人。你懂了吗？”
“哦，懂了。”
“懂了？就要向方孝孺、岳飞、文老师学。”
三哥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心里开始朦朦胧胧地知道了“忠臣”是什么意思了。
要不是妈妈催着我们去挖野菜，三哥还不定要眉飞色舞到什么时候。离开方孝孺墓时，三哥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葬的才是，雨花台的魂。”
20、神秘的客人
我们住在南京城南的城墙根下，除了房东三姨隔三差五地来看望外，可以说完全与世隔绝。三姨来有个习惯，要嘛是对着爸爸流着眼泪低低诉说什么，我一看就猜到一准是受了被我称作乌鸦、锅铲的大老婆、二老婆的气，要嘛就是找妈妈拉家常，我也知道一准又送来了什么要做的针线活了。其他外人，一个也没有。妈妈常常对我说，“战前的时候，家里客人才多呢，我们家的那个客厅呀——”她一提到“客厅”，眼神就定住了，我就知道跟我眼下住的陈家牌坊18号不是一回事，妈妈是在想我们南京“战前”的那座老宅了，“那时候客厅里都坐满了客人，全是你爹的同事、学生……现在倒好，南京除了你大伯，再没人了，都散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家居然来了位神秘的客人。
那是一天的下午，家里只有爸爸和我两人。我因为这一阵子痔疮好好坏坏，屙血多了，爸爸不叫我去挖野菜了，要我在家休息，继续上他的“学校”，功课完成了就坐家门口小板凳上晒晒太阳。这时候，来了个卖芝麻糖的。南京过去的民俗是很丰富多彩的，不像经过“革命”之后，大水冲洗的一干二净，即使后来想恢复，也都失去了原汁原味。单单就拿走街串巷收破烂这一行当，就是形形色色，有“挑高箩的”，“换糖人的”，“换芝麻糖的”等等，我最喜欢的是“换芝麻糖的”，人还没到，老远那短笛活泼跳跃的曲调就送到了你的耳边，于是孩子们就会冲出家门一窝蜂地跟在后面跑。换芝麻糖的人就会把肩上挑的担子往箩筐上一搁，孩子们就呼啦一下子围住了箩筐，看盖在上面的匾里的芝麻糖，它们有的像小棍棒，有的细得像是一根树枝，还有的盘成一圈又一圈，像条长蛇似的。孩子们就纷纷拿出零钱，或是拿出家里旧的衣服鞋袜来换，那人会把物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一阵子，就从匾里面长蛇身上敲下一小段芝麻糖交给孩子，再揭开圆匾把旧衣服鞋袜朝筐里一撂，匾重新盖上，这桩交易就算完成了。
今天来的这个“卖芝麻糖的”，也是一边吹着手中的短笛，一边四处张望着。他戴着顶破草帽，帽檐压住了眼眉。我身上穿的都已经旧的不能再旧了，哪来的什么旧衣服可以拿出来换的，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尝过芝麻糖的滋味，除了听听他手中那短笛愉快的音乐外，我哪里会有什么奢求？
那个人走到我家门口，仔细看了门上的门牌半天，又看看周围，见没有人，突然问我，“小弟弟，你是这家的？”
我点点头。
“你姓汪？”
我又点点头，但心里觉得奇怪，这是什么人啊？他怎么知道我姓什么？我站起身来，准备关门进屋去。
“哎哎，小弟弟，别忙走啊。麻烦你问问你爹，你们家有没有香炉要卖？”
我赶紧跑进屋，说，“阿爹，门外有个换芝麻糖的，要我问你家里有没有香炉要卖？”
爸爸一听愣住了。他想想说，“走，看看去！”说完领前走了。
爸爸的这个行为更让我奇怪。因为住到这儿一年多我从没看他开过家门更别说出家门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能让爸爸这么看重？
我随爸爸到了门口。
爸爸问，“你要买的是什么样子的香炉？”
那人答，“宣德炉。”
“要哪一年的？”
“宣德三年。”
“什么式样？”
“双耳三足。”
爸爸点头说，“有，进来吧。”
那人把担子挑进了天井放了下来，又朝门外两边看看，然后关上大门随着爸爸一起进了屋。他一双敏锐的眼睛环视了屋里屋外，然后才跟爸爸一起坐在靠窗的桌前。
“您就住在这里？”
爸爸一声苦笑代替了回答。
他又看看我，问，“这是您的小儿子？他不会……”
爸爸好像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放心，他很小，身体不好，失学在家，他从不跟外人来往。”
那个人点点头，说，“我是重庆方面的。我找您找得很不容易。”
爸爸没说话，只是两眼定定地看着他。
“我找您还因为这是您的一个好朋友吴将军的特别嘱托。”
“哪个吴将军？我怎么不认识？”爸爸问。
“吴振南。”
是吴伯伯！我立刻支起了耳朵听。
爸爸眼睛一亮，脸上的疑云立刻一扫而空，他身子朝前凑了凑，急切地问，“振南他，他怎么样？”
“他辗转了几千里，成功地穿越了战线，到了大后方。仍然在海军部任职。”
“哦！”
“他要我无论如何要找到您，这是他托我交给您的。现在我总算能交差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封口的纸包，交到爸爸手里。
“这是什么？”爸爸问。
“这是他的一点点心意。”
爸爸接过来说，“我很惭愧，国家有难，不能效力，在此苟且偷生而已。”
那人不以为然地摇着头道，“汪老将军话不能这样说。您是退休了的。吴将军也多少告诉过我您的情形。您拖家带口，老的老小的小，听说当初跑反携亲带友三十余人，一路走一路分流，这个家您能甩掉吗？您不像吴将军，家眷不多，又早做好了安排，只身一人，行动方便。好了，见到您我也放心了。我今天找到您还要告诉您一个消息：王寿廷将军殉难了。”
“什么？”我明显地看见爸爸混身一震。我虽然不懂什么叫“殉难”，但从他说话的口气，以及他俩脸上的表情，知道肯定是一桩特别严重的事情。
“他是今年初被放出来的。他在鬼子监狱里吃足了苦头。日本人早就知道他的身份，知道他手里握有国军在上海租界全部海军将领的人员名单，所以进去后就严刑拷打。听知情人讲，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但他坚不吐实，最后，最后，肺都烂了……”那人说到这里，痛苦地紧闭着眼睛。
“后来呢？”
“后来日本人看看他活不长了，嘴里又榨不出东西来，就放了他，目的是用来做钓饵吧。可怜，王将军是……是……爬着出来的……出来不久就，就死去了……”
他的这番话我是全听懂了。我知道，王伯伯，那个长着团团脸蛋面部总带着笑容的王伯伯是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
屋子里一片静默。
最后那个人说，“我得走了。”
爸爸没有回答，他低着头，好像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我得走了。”那个人又重复一句。
爸爸这才回过神来，神情有些恍惚，拼命装做出平常的样子，但他的声音却在颤抖，说，“好，好……你、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
那人摆摆手说，“放心吧，我走之后，不会再来了。”他说着站起身来，带点随意的口吻说，“再说了，您老住这里也不光您一人知道，我说的对吗？”接着又问，“您这里还有其它的门出去吗？”
爸爸定了定神，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力求让自己的情绪平息下来，但是他的面颊却在不听话地抽搐着，“穿过，穿过，”他手指尽管往外指，但话却跟不上，“这个前院，那里还有一扇，一扇门，通到另一条街，不过平时是锁着，锁着的。这样吧，”他转身对我，“洪武，你去，去，跟三姨说一声，说我来了一位客人，请她开，开，开开那扇门，让他出去。替我谢谢她。会说吗？啊？”他说到“啊”字声音发尖，像哭。
我点点头，刚要转身，又被爸爸叫住了，他叮嘱说，“要是有外人在，在，就不要说，立刻……回来。听、听懂了吗？”他的声音在抖颤着，有几个字发音很古怪，好像他内心里有股巨大的洪流必须冲出身躯，他正竭尽全力在关紧闸门，然而汹涌的波涛已经不可遏制了。
我又点点头，转身飞快地跑了。
我跑到圆门前，看见门开着个缝儿，我贴近门缝去听，就听到大老婆那乌鸦嘴的呱噪：
“三姨太，我们达夫来电话，说宫本先生指明要听你的戏，要你今晚给他一个人开堂会呢。嘻嘻。”
三姨没有应答。
“哟，还不好意思啊？”是锅铲的声音，“能做还不敢说啊？假正经装给哪个看？不要脸的狐狸精！”
“放你妈的屁！”我听见三姨愤怒的声音，“你们都给我把嘴放干净些！谁想跟宫本谁去，我不拦着。别在我头上搅屎棍！”
“哟哟哟哟——”现在是大老婆、二老婆两个人的合唱，“放心，等达夫回来，我们不跟他说，三姨太，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一听她们已经吵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忽然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便隔着圆门大喊一声，“三姨！”
这一声喊得够大，果然里面都静下来了。
“什么事啊？”三姨问我。
“我爸要我来告诉你，隔壁邻居家的山墙有点歪了，怕砸下来砸坏你们的屋顶，爸爸请你过来看看。”
三姨果真立刻出来了。她见是我，立刻问，“你带我去看看哪儿的墙歪了？”
我踮起脚尖，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骗你呢。我看她们都在骂你……”
三姨赞许地轻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真聪明！谢谢你帮我解了围。有事情找我？”
我又踮起脚尖，轻声说，“爸爸来了客人，想走你们这边的门出去。还要你不要让人知道。”
三姨立刻警觉起来，她会意地返身把圆门带上，故意大声说，“行，我去看看是哪家的山墙，走吧。”
三姨带我走到花园尽头，这里果然有扇门，木制的门栅上下对关，中间还外加了把锁。
三姨把锁打开，告诉我，“我就不站这里了。你把客人送走后，就把上下木栅像这样关上就行了。”她做了个样子给我看，又轻拍我的脑袋然后进了圆门，我听见门从里面拴上的声音。
我把客人送走后，踮起脚就够着关上了两道木栅，回到了我们的屋子。这时我看到了令我震撼的一幕：我看见爸爸站立在窗前，面对着窗外，他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他的肩头、他的手，都在剧烈地颤动着，然后缓缓地缓缓地举起右臂，对着窗外的天空，行了个军礼。伴随着军礼的，是他强压住的阵阵抽泣。
这辈子，我只见过爸爸行过两次这样的军礼。后来的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爸爸看到《新华日报》上登载了我国海军元老、晚清南北洋海军统领、中国国家政协委员萨镇冰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也是独自一人遥望南边的天空行了个军礼。
当天妈妈回来后，爸爸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妈妈。说到王伯伯“殉难”，妈妈也流下了眼泪。最后，我听见爸爸不无担心地说，“看来住这里也不百分百安全。既然重庆方面都能找到我，日本人就更能找到我。我就是有一点弄不明白，那人说什么我住在这里绝不就我一个人知道。你猜还会有谁呢？”
妈妈想想说，“是还有另一个人知道。”
“谁呢？”
“你兄弟。”
“这个嘛，我想不会。”爸爸坚决摇头，“我哥哥虽然对我不很仗义，但他还绝不会去出卖我，这一点我心里有数。”
“我没有说他会出卖你。我是说，他是个生意人，交际广，难免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倒有可能。”爸爸点着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