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幸还在读书

  时光一点一点消逝了，我们还在那儿没有动。可是，时间，它都去了哪儿？

写下上面这一段话，我心里有些窃喜。每一次提笔（暂且用提笔这样文绉绉有意境的词吧，其实都好多年不用笔了，都临屏写作了。）都想弄出几个好词来，这也是读书人的老毛病了——美其名曰：掉书袋。用一句时髦而有些文化底蕴的话说：迂腐酸倒牙，朽木不可雕。呵呵。

说到读书这个词，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挤眼弄鼻。都什么年月了，神十都要上天了，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地翻动枯黄的书页，好像就你是文化人。真是屎克郎掉到蒜臼子里，装什么蒜。

说起装蒜，还真有那么一伙人是堂而皇之地倒行逆施着。阔绰的书房，名贵的书橱，精美的书籍……这些惑人耳目的行头俨然是国学名宿，亦或学界泰斗。拉开肚子的拉链一看，一肚子的粪便腥臭难闻，夹杂着铜臭味颇浓的金银珠宝之气。也有摆个场面赚取儒商名衔的，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看似饱读诗书，实则混世魔王一个。在甄别能力愈来愈低下的国人面前，这样的博学之儒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吞云吐雾，欺上瞒下，狗苟蝇营，唯利是图，丧心病狂……什么法律制度，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被这张儒雅的外皮覆盖住了。更有假借读书之盛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者，不惜阴险毒辣之手段，打通方方面面的关系，套买名牌院校学历文凭，硕士博士不在话下，一夜之间飞黄腾达。凡此种种，也许是当下读书人的最高境界了吧。

有苍蝇偶尔在书页上拉一点屎，就把书扔了不读，这不是读书人的做派。真正的读书人哪怕是在茅坑里发现了好书，也要挽起袖子打捞上来清洗干净端坐把读的。当然，对于拙劣的书大可不必这么恭敬的。

读书人毛病也不少，那不是迂腐，是真性情，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生命状态。贾平凹先生有几句话把读书人描摹得惟妙惟肖：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干肠，是在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的嘟嚷，也不是脾气好，是读书人入了迷两耳如塞。吃饭读书，筷子常会把烟灰缸的烟头送进口里，但不易得脚气病，因为读书时最习惯抠脚丫子。可怜都是蜘蛛般的体形，都是金鱼似的肿眼，没个倾国倾城貌，只有多愁多病身。

当然读书人也不都是这种形象，读得痴迷，出得潇洒，这样的读书人才是经济实用型的人才。返回来再说，真正的读书人，不痴迷的还真没有几个。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黄侃的经历我们读书人都似曾发生过。只不过这样痴迷的读书状态在现今特别是年青一代身上已经不多见了，就是见了也是抱着一部言情甚或武打在被窝里点灯熬夜，这还算是读书的。君不见万人低头玩手机的壮观场面，时代变了，真让读书人自愧弗如啊。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社会变革的洪流一浪高起一浪，精神文明抵不过物质文明的诱惑，这趟脱钩的列车搁浅在无名的小站经受着风吹雨打。物质丰富了，人心冷漠了。此时此刻，谁是你的精神归宿？书，好的书。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邂逅是多么的幸运。书不会欺骗你，相信就靠近，不相信就远离，每每读得潸然泪下，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书多好。如果没有了书，我们的心里该是多么冰冷和黑暗。

书是温暖的，也是智慧的。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爱好读书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甲午年2月7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专访。在谈到个人爱好时，他说：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书永远在那儿，书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书不管你高低贵贱，只要你去亲近她，她就笑靥频频。当你扪心自问时间都去哪儿的时候，你是否也肯定地说：工作之余，我在读书。我们虽然摒弃了头悬梁锥刺股那样的读书方法，我们虽然没有凿壁取光那样的如饥似渴，可是，我们读了吗？

在时光的阴影里，我们的大厦越来越高；在奋进的征途上，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在觥筹交错之间，我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当浮躁的心安静下来，当时光凝滞，当灵魂着陆——我们庆幸，我们还在读书。

读书情结

读书是读书人心目中浓得化解不开的情结，是物质之外的精神需求。郁积的块垒可以在读书中消解，不明的事理可以在书中释然，真是一日不可无书读。

读书除了表面上的“读”之外还需要思考与写两道工序。思考是消化和沉淀的过程，写才是灵活运用发挥创造的过程，是目的，但不是终极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一下读书的过程，“读之于口，思之于心，行之于笔。”

培根有一句话说：“在学问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实为怠惰。”爱因斯坦也说：“过了某个时期之后还要读书，就未免太分我们的心了，使我们不能从事自己的创造。任何人读书过多，自己用脑过少，就要陷于思想懒惰的习惯。”

作家韩石山先生曾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上撰写过《读书的戒忌》一文，提出“读书是很舒适的，沉湎于此，会消磨你的意志，毁了你一生的功业”的观点。我却不以为然。韩先生说的也仅仅是娱乐性读书而已，是片面的。韩先生在说明自己的观点之前引用了“与其坐而论道，莫如起而行之”，殊不知，“起而行之”也是读书的后延，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试想，一个文盲即使“起而行之”也是“行而不远”的。

读书是性情中事。读书分学术性读书和消遣性读书。前者是严肃的，后者是随意的，其性质不同，当然目的也相距甚远。读书与功利好像很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说的这一套子事。读书与功利靠得太近就回会把书读歪，读邪。读书与功利不沾边就会无私心杂念，就会“君子坦荡荡”、“无欲则刚”……能静下心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世俗社会中，不讲功利亦是愈来愈难！那种“头悬梁，锥刺股”、“凿壁求光”的读书精神现在看来已成为神话！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名作家，在一所大学任教，他写了许多文章，创作了半辈子，著作可谓丰实，想出一部书，出版社让他交几千元出版费，说这类书出来也挣不了多少钱。朋友硬是不交，至今那本书未出。他家中除了书之外别无他物，前几天去找他，他给我一支烟，还是前几年抽的几毛钱一包的“琥珀”。我点上了一支，觉得很有劲。

一位美国诗人说，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我说，贫穷而读着书也是好的。读书这一情结，将伴我终生。一路上有书，其乐无穷。

借书之痛

东汉时期有一位叫钟繇的大书法家，他为了得到蔡邕的《笔法论》一书，竟然掘坟盗墓，在历史上传为笑谈。

据说一日，钟繇与一些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在仲将韦诞府邸聚会。酒过三巡，醉意中大家开始谈书论道，公推钟繇讲论书艺。钟繇矜持不开口，把目光转向韦诞说：“韦诞兄书名震天下，今日聚会，应首推您。”韦诞面有难色，说：“韦某不才，笔法理义，实在无可奉告，我倒有一本书，请诸位一阅。”说着拿出一本青色封面的书。

钟繇一眼便认出是蔡邕的《笔法论》，惊曰：“想当年蔡邕于嵩山石宝研读书法，神授天书，后写成《笔法论》，想不到这绝世珍书今日在仲将兄的手中，能否借小弟一阅？”韦诞摆手连说：“不行，不行！此书为传家秘宝，绝不外借。”

之后，钟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几年后，韦诞逝世，钟繇就派人掘墓盗书，并振振有词地说：“我一生苦练书法，仲将兄你如何忍心将此书法秘诀带入坟墓？蔡中郎的绝世珍书是不应该失传的！”

钟繇对书的痴迷大有孔乙己老先生“窃书不为盗也”之遗风。大凡读书人都对喜欢而得不到的奇书怀有此种不轨之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仲将韦诞也是一个好书种子，对好书爱不释手，宁可把书带入坟墓也不外借，是真爱书也！可以理解。我亦爱书如命，曾借给朋友一本《顾城之死》的书，谁知此老兄几载不还，问及却说借与某某，再问及又说不知下落矣！唉，爱书人与书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怪不得韦诞不乐意借与钟繇《笔法论》，盖因爱书惜书至极也！

借书是要讲究书德的。

书德不好的人是不能借与他书的，那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太爱书的人也不能借与他，因为他太爱书，会对你的书产生非分之想，到了这种地步，不会顾及书德了，他以为得到这本书比坚持书德更重要。钟繇就是这一类书生。也许韦诞不借与他《笔法论》是对的。至于钟繇最后以不道德的方式得到了这本书，那都是后话，至少韦诞在生前没有我对于《顾城之死》一书遗失的遗憾心理。

失书之痛如丧子，至极！

钟繇也好，韦诞也好，都是爱书人，书在谁那里也受不了冷落，怕就怕视书如粪土者把吾辈惜爱之书付之一炬或当破烂换二两白干喝了，那却是书的悲哀了！

何日共赏析

我天生一个书痴，友人多以“书虫子”、“书呆子”戏称，我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叫现代人笑掉大牙。

书人爱书，天经地义。而我又常将别人做手纸用的破烂不堪的旧书刊视为宝物，在他们看来，也许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可我却我行我素。

去年冬日，偶于泰山脚下一旧书摊见一旧书，是巴人先生的《文学论稿》上册，一九五四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本，正文竖排繁体。我如获至宝，把玩不已，整整三百五十二页的厚书仅以一元钱便成交。回来后我用胶水把书脊裂开处粘胶合缝，又置于阴凉通风处晾晒半日，后匣之入橱，终日不得外借，友人来访也只能在我处端书欣赏。

巴人先生的《文学论稿》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及其文学的具体情况而写成的文艺理论书籍。其中列举了很多实例，易于理解，特别是“引例”与“引论”，对现在的文学青年有一定的帮助。

我买的《文学论稿》上册扉页上有一红色方印，曰：“杨衍霖章”，不知这位先生是哪里人，大概是原书的收藏者，他是应该有此书的下册的，终日问询朋友，不得杨先生之籍贯，很是遗憾。一书两册，我得其一，另一册或许让如我之书痴获藏，那则是大幸；若被做手纸入厕而废——呜呼，真不敢想象它的下场！

日思双璧合，何日共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