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底,当少年盖瑞在尽情享受英国西海岸的碧海蓝天之时,七岁的我欢蹦乱跳地与家人一起到达了北京。这座古城的外观与气氛使我们姐弟感到震撼,它与上海太不相同了。我们是傍晚时分到达前门火车站的。一出车站,我们就看见了威武的前门城楼和高高的城墙。上海可没有这个呀,我们都很惊讶地指指点点。妈妈告诉我们,北京城被一圈又高又厚的城墙围着,隔不远就有一个这样威武的城门楼,而一出城门可就是城外了。
我们坐车进了高大的城门洞,又往东开。我们的新家在王府井北面的王府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胡同就是小巷,和上海的弄堂大同小异,不过,北京人都叫它胡同。北京的新家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样,不是小楼,是平房,有花砖地与护墙板的很好的平房。奶奶说,这叫四合院,因为四面都有房间围着,虽然那个院子没有东房,只有其他三面,但也是四合院的格局。
我和姐姐都进了离家数步之遥的培元小学,大弟则进入旁边的博士幼儿园。妈妈回上海接我们之前,就打听好了,说培元与博士是东城最好的小学与幼儿园,学生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懂礼貌,不骂人。
那年,我正好该上小学一年级。考试那天,妈妈有工作,她就委托报社的一位同事带我来培元小学考试。我记得考场是在大院最南头的那间西房。小王老师挨个叫了好几个小孩儿,就是没有叫我。我等得好心焦吆。后来,恍惚间她叫我了,我急忙跑到她面前说:“我就是圆圆!”小王老师微笑着说:“你妈妈说,你改名叫徐棻(我的原名)了。我没有叫圆圆,我是叫言焱。你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叫你。”那第一面,我就爱上了小王老师。幸亏,妈妈说的话她都记得清,要不就让我自己把改名的事给搅乱了。
说起改名的事儿,也有一番曲折。我一生下来,奶奶就给我起了小名圆圆。我上幼儿园时,自然也用此名。我们姓徐,该“孝”字辈,第三个字应是“木”字偏旁,但是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爸爸的爷爷)给姐姐、我和大弟起的名字风格陈旧,读音也不好听,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所以,后来爸爸要求一位学古典文学的老朋友再起。这位伯伯给姐姐起名徐植,曹植的植。他又开玩笑说,
我再送老二一个名字——徐棻。
可是,奶奶一再说,要我姓张,跟外祖父姓。张家辈份该排“国”字,她给我起名张国珍。来北京之前,我知道我到北京上小学,要改名字。我跟奶奶说:“张国珍太难听了,我不要这个名字。我要叫徐棻!”奶奶反复说服我,希望我做张家的后代,但是我不干。
所以,妈妈给我在培元小学报名时,用的是徐棻。这个名字好是好,但棻字比较特别,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后来叫我“徐菜”、“徐萘”的都有。有的人干脆问我:“徐什么?”我赶紧接茬:“芬芳的芬下面加一个木字,还念芬!”
一开学,我就有处处跟不上趟儿仿佛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同学们说话都带浓重的儿音,而且新名词特多。我一张嘴,南音就出来了。更可气的是,我CZ不分,同学们忍不住笑我:“你怎么这么笨,连吃饭都不会说,说成呲饭呐?”
开学不久,我还露了一个大怯,弄得同学们笑掉大牙。一位姓徐的女同学对我十分热情,约我下学后去她家里玩。我很高兴地跟着她走,心想又不远去去就回,就先不回家跟奶奶说了。没想到,她带着我走到王府大街北口,往东一拐,隔着马路,我就看见了隆福寺的庙门。
我心想这不是城门吗,她们家在城外啊!我不由害怕起来,赶紧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们家太远了,都要出城了!”她说:“我们家马上就到了,往那边一拐就到了,没出城呀!”我固执地指着远处的隆福寺庙门说:“那不是城门吗?我妈说了,一出城门,就是城外了。”我的同学急忙解释:“那不是城门,那不是城门……”可是,不管她怎么解释,我也不相信,我死活不肯往前走了。这样磨蹭了半天,她只好过了马路自己走了。
我回到家,就把这事儿告诉我奶奶。奶奶听完,却开怀大笑:“你可真是没见过世面!那哪是城门啊,那是隆福寺的庙门。你这小上海,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隆福寺是个市场,里面很热闹,哪天我带你们去逛逛。”第二天,我到了学校,同学们听说我连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都觉得不可思议,非常好笑。我也觉得自己很蠢,不但说不好北京话,还哪儿都不认识,同学们知道的好多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对北京是慢慢习惯的,大概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渐渐地,我ZC能分了,说话同学不笑了,我的儿音不如他(她)们重,可也很有点标准普通话的味道了。这一下我的自信心回来了。我在课堂上也敢举手发言了。
我从小就特爱说话,我发现在课堂上最好的说话方式就是举手发言。假如,你在下面与同学说话,老师很快就会发现,一发现就会当众批评你,弄得你很下不来台。所以,老师一让同学们举手发言,我就常常举起手来。有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答案,也本能地举起手。老师叫我回答,即使我说得不对,我也不在乎。奶奶说我胆子大脸皮厚,其实我就是爱说话想说话而已。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归纳一篇寓言的中心思想。我和几个同学都发了言,老师仍在摇头。我不肯罢休,想啊想啊,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答案,手却一直举着,始终没有放下来。当老师第三次叫我时,有同学抱怨说:“你怎么老叫她啊?”老师说:“她说的有一点儿接近答案了。”我很感激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同学,很庆幸在小学时期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举手发言培养了我上课精神的高度集中,对我大脑的发育或许大有裨益呢!
195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过了一年多,我们全家搬进了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那时,首都剧场还没盖好,剧院的办公室、排演厅都在56号大院里。风度翩翩的男女演员们整日在院中穿梭来去,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家门口的排演厅更成了我流连忘返的好去处。我每天下午放了学,拿上几块奶奶烤好的馒头干,就悄悄溜进排演厅。那里一年四季,都在排戏。我们刚搬进56号时,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后来又排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排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排《智取威虎山》。再后来,王府大街上的首都剧场修好了,溜进剧场去看连排、彩排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等,我都是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天天看戏,不仅使我对话剧越来越痴迷,也使我意识到,当演员可真太不容易了。你看他(她)们一个个的多用功啊!我常听见焦菊隐、梅阡、夏淳等导演给演员们一遍遍说戏。演员们听完了,就排呀练呀,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多少遍。我也经常看见于是之、蓝天野眉头紧锁,默默地在我身边走过。我就想,他们肯定又在琢磨自己的新角色呐!
到了学校,我忍不住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大谈话剧大谈人艺。我们小学就在首都剧场旁边。到我们上五、六年级时,首都剧场盖好后成为北京人艺的剧场。剧场外面有一长溜儿放置剧照的玻璃橱窗。我们放了学,经常在这溜儿橱窗前指指点点地欣赏剧照。
到六年级时,两个要好同学终于被我鼓动起来了。我们说干就干,决定在班上成立个话剧组,排戏演戏。我当话剧组组长,她俩当副组长。我们先是自己编剧本,后来又从少年读物上找到一些剧本。戏排好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在星期六的班会上给全班演出。每次的演出总是很成功。
话剧组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全班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吸引进来。我们暑假就要毕业了,大家商量要在全校的欢送会上演多幕剧《大灰狼》。话剧组开会分配角色那天,我感冒没有上学。结果,别的角色都顺利分配下去,只有大灰狼一角男生女生谁也不愿演。最后,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今天组长生病没来,我们分配她演,她也许会答应,她要不演她会再想办法的。我一来上学,两位副组长就很为难地对我说了这事儿。我一想:我要不演,这台戏不就麻烦了吗?演就演吧!不就是要不怕丑,不怕往坏里演吗?人家人艺的演员如果都只想演好人不愿演反派,那不是就一台戏也演不成了吗?
《大灰狼》可是多幕剧,排练很费时间。都快考试了,我们话剧组还是雷打不动,每周活动一次,坚持认真排戏。班主任老师可急了:“你们是毕业班,考中学要紧,得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话剧组暂停活动!”可同学们对话剧的痴迷真令人难以想象,大家都不想停止活动。我们决定瞒着老师到同学家偷偷活动,有一次还跑到首都剧场前的广场去排戏。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对,我就主动去向班主任老师检讨,保证一心准备考试,先不排戏了。
没想到,没有得到充分排练的《大灰狼》演出竟相当成功。我带着一个纸做的狼头面具,穿着奶奶的黑色香云纱大褂,又用墨把手背与手臂涂黑,那样子确实很吓人。这样一化妆,一下就缩短了我与角色间的距离。我憋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话,不时地舞弄着吓人的双爪,尽量表现大灰狼的狡猾与贪婪。演出大受欢迎,大弟(他与我一个小学,比我低一班)班上的同学来家玩,一再地对我说:“你这大灰狼演得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