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魏风·硕鼠》与唐代曹邺的《官仓鼠》，这两首诗，都是以谈肥硕老鼠的祸害为主旨，虽然前一首谈的是田鼠，或土老鼠，后一首恨的是官仓鼠，但都紧扣主题，情绪饱满。我想这也是至今能吸引人们阅读欣赏的原因。两首小诗，时间跨度却越过了“千年”。对于极喜欢说“自古以来”或“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当代中国人而言，千年历史自然是不容小觑的时段。《诗经·魏风·硕鼠》，中，抱怨鼠邪之外，诗人反复宣唱着“乐土”“乐国”“乐郊”，以求可以规避掉迫在眉睫与之口中夺粮的“土耗子”的祸害。换成现代话语，诗人虽然诉苦有愤怒，更有着梦想或梦境，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那样的能没有土耗子祸害的“乐土”“乐国”“乐郊”，即便是历经五千年而至今天，还是—至少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该属于依然着的“梦境”。所以，到了近千年后的《官仓鼠》，诗人没有重复那种虚幻的安慰，锋芒毕露地戈指鼠类的主子，问是谁在营造这样的鼠患？这种千年的历史孕育出的在“文学化”的诗歌里宣泄的变化，如此显见，以至于我今天这样讲，确是没有新意。

但是,我忽然想到的，是在这千年的时段里，也看过这类诗（涉及同样话题的还有一些寓言诗）并自然不顺眼的“鼠类”的后台，百密而定有一疏，一定是没有如当今的中国执政者，一向聪明地喝斥想问“谁遣朝朝入君口！”的愤怒人众，是受了“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在阴险地构陷出“鼠类有司”的非我族类的挑衅之词，从而削弱了一个民族本该精心培育的梦想的能力，妨碍了寻找“乐土”的民族之魂。终究那时，即便是孔夫子，驾起牛车，也是频繁地穿越国境，面见各种国君，寻求“脱贫致富”之道的。难道这里会没有猫腻？当然，我是说写“鼠”诗的文人，并非孔圣人。今朝远胜旧朝。

如此想，便觉得多少有点恍然大悟了。所以，便把这两首《仓鼠》颂歌摆在了一起，连带我的警觉，认识到：

1、看重那个“据说”：据说《诗经》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定的；而孔子一直是有梦的，所以他的事业便能：   “A power abides, transferred from sire to son”(英魂不灭，世代永驻), “梦”使得他孔子的学说如这“仓鼠”话题历经千年依然肥硕如故；

2、欣赏朱熹的《诗序辨说》曰：“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

3、惋惜朱熹的终究智慧不抵当今的聪敏人，比如国内的莫言，他能在《坏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下，依然能另辟蹊径，认为“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一如他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坚持着文学化了的“冰”，而远离了“非文学”的“火”。如今的官仓鼠，一把火可以过掉多少粮仓，还会怕“冰”么？而且，即便是鼠类，饿鼠也有饱腹的需求，饱腹了的鼠类便自然追求安全地肥硕下去的享乐和刺激，那么“官仓”便自然是唯一的去处。对“官仓鼠”的议论理解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了”。他的一如孔子，自然是属于有梦的，他要用“我们的文学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见莫言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与之相比，切题的朱熹，他的 “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未必直以硕鼠比其君也”的仁厚解说，终究是看懂了“谁遣朝朝入君口！”的指向，并直接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写下这些，自然不是要沾上文学的那点“要使人类的贪欲有所收敛”的梦想，是表示自己看到了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诗人用文学表达了官仓鼠的“见人开仓亦不走”的健硕，还敢于发出诘问：

 “谁遣朝朝入君口！”

至于答案，反倒不重要了，即便归于“家教不好”，也算是知道问的问题，并没离题万里在找答案。

至于别的文学的宏大功能，一如莫言在演讲中用若干长排比句展示的，我想，挂在官仓里，硕鼠一定也欢喜。也极其愿意同“我们”一起认真地想一想，“饱暖思淫逸”尤其愿意的官仓硕鼠，还会拒绝来“一点事儿的”文学氛围么？

倒是那个“坏人的结局是一样的”丰满议题，仓鼠们一定掉转开眼睛，装着没看见，那原因，我想，是因为其内涵比健硕的仓鼠还要“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