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水晶球》是汪应果先生在其七十六岁高龄时完成的一部自传体长篇著作，书中采用第一人称的童年视角再现了1942年至“抗战”结束这段时间，中国人在异族野蛮统治下所经历的黑暗生活，以及在这黑暗之中，普通中国人坚韧的爱国情怀。作为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汪应果先生的这部小说称得上是一部学人小说，在小说中，除表面对中华民族普通百姓善良美好品质的歌颂外，还关注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延续，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家情怀。
一
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古往今来很多文化学者、思想家、哲学家都试图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最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概念，总体看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凝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按照汉科特.汉默里（Hector Hammerly）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烽火中的水晶球》的作者汪应果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极为熟悉，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传统意味，在回忆童年的同时，也构筑了一幅已经消失了的中国传统风俗画。
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仅是作者用来抒发自身情怀的产物，还是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不衰，很大程度上依赖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我”的父亲虽然在清朝做过海军的将领，无疑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因此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当我们被迫举家迁往南京，为了不让日本人编写的教材毒化孩子的心灵，“而努力让我们心里保留一片民族民俗文化的纯净天空”，父亲亲自指导“我”和四哥的学习，这期间，他所教授给“我”的多是民间的歌谣，一方面民间歌谣生动通俗，易于引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民间的歌谣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打铁打到正月正，家家门口挂红灯；打铁打到二月二，家家户户接女儿；……打铁打到十二月，杀猪宰羊过大节。”单单一首《四季打铁歌》就将民间的节日与习俗系统地呈现出来，在娱乐的同时，又起到传承传统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才使得“我”发出这样的感慨“尽管我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但却沐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那些令我铭记终身的童歌童谣，伴随着我度过那苦难的童年，它就像小草脚下的泥土，滋润着我的心田”。[1]
京剧被称为“国粹”，自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开始经过不断吸收、融合其它地方戏的手法，最终形成了“京剧”。自咸丰十年京剧进入宫廷演出开始，其艺术形式日臻成熟，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最终在民国时期走向了鼎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京剧可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小说作品中，与我们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三姨”自小便是戏班出身，因为战乱家破人亡，最终委身于一个与日本人保持密切联系的商人。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泯灭“三姨”的美好的人性，尽管在家庭中饱受其它两房太太的排挤，但“三姨”仍然坚守着自我，每天早上坚持“吊嗓”的习惯，并坚决保持作为中国人的良知，不给一直觊觎自己美色的宫本唱戏。与曾经是京剧演员的“三姨”相似，戚家戏班是一个仍然在演出的京剧团体，这个京剧团初到南京，开业请遍南京所有“头脸”人物，唯独没有请依仗日本势力的钱金宝，结果在开业当天遭到钱金宝挑衅，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在按照江湖规矩消解了这场纠纷。在这里，“京剧”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戏曲门类，更起着塑造中国人内在精神的作用，正是在京剧一出出讲述民族大义的曲辞中，影响并传播了传统文化的浩然正气，并形成了小说中所塑造一个个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的京剧演员。
当然，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的知名学者，汪应果先生在作品中还对南京的小吃和土语有着明显的展示，比如大姐第一次找到工作后特地给“我”买的南京“糖三角”；“余兴”“麻急”等方言土语的运用以及一些已经消失了江湖规矩，这些都弥漫着浓厚着民俗意味。作者将具有浓厚民俗文化意味的生活置于日本人黑暗统治下，显示了民俗文化在异族统治下的艰难发展，同时又体现出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对中国普通人格的塑造作用，显示出深重的文化意义。
二
受儒家学说影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有一股浓郁的国家情怀。儒家讲究“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即使是处在“庙堂”之远的“江湖”也要为君主治国而忧虑。受这种传统国家意识的影响，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有一股民族责任和担当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受到外来民族侵略和压迫时，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危险时刻显得更加浓重。
小说中“我”的父亲是前清北洋水师“海荣”“海琛”号的副管带，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为了表明自己“克服东洋，惩治日本”的决心，改名汪克东。民国建立后与民国海军将领有着密切联系，在上海因身份暴露，不得不费劲周折居家迁往南京。尽管自己不能亲历沙场，报效国家，但汪父却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受到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的毒害，他宁可不让孩子出门自己亲自督导孩子的课业；面对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以及某些中国人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不惜丧失自我甘做日本人的走狗，他只能很愤恨且无奈地发出“该死该死”的咒骂，这其中既包含对日本人和汉奸的恨，也包含自己无法重回沙场，杀敌报国的恨。小说中的父亲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饱含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这份气节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所言中，还外化为他的行为。当朝鲜的慰安妇为躲避日本兵的追捕误入“我”家时，父亲冒死设计将这个不幸的女人送走；当“我”冒死就下共产党的小通讯员后，父亲只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责怪“我”做事鲁莽，在内心则十分赞同孩子的做法……作为一位受过中国教育并上过江南水师学堂的知识分子，父亲身上体现着显著的国家情怀，即使自己没有能力在战场上与敌人决一死战，在生活中，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父亲仍然为“抗战”做着力所能及的事，这些细微的事虽然不比前方战场血雨腥风，但在当时日本人严酷统治下，一旦被发觉，后果同样残酷，因此，父亲的“抗战”危险程度并不亚于前方战场，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父亲身上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深沉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总会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家国意识、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担当不仅仅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影响，普通人面对异族严酷的统治，面对敌人的野蛮，也会产生“亡国奴”的屈辱感和不平的反抗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面对敌人的残暴也会被清楚地唤醒。在小说里，不仅仅有父亲、文老师等一批有知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饱含着民族意识，普通的小孩子面对敌人的残暴亦产生愤恨。
三哥是个固执且有勇有谋的孩子。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剧，他率先懂得了“我要杀鬼子”的道理。当他登上南京城墙，面对城外大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树立了要杀敌的决心；他为救落入困局的朝鲜慰安妇冒着生命危险引开日本追兵，并因此落下肺结核，险些丧命；为救落入敌人的中方情报人员，他甘愿自己试喝有可能威胁生命的“罗密欧药水”……尽管三哥年纪尚少，但已懂得民族大义的道理，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影响的结果，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影响力。
与三哥的情况相似，根宝虽然自小家境不好，并没有受过“我”和三哥一样的教育，但是当他目睹日本人打折自己父亲腿的蛮横，亲身体会到日本人统治下普通百姓毫无尊严的生活，他产生的恨、产生的民族大义并不亚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在朝天宫小学，一向对“我”的贫困有歧视的富家子弟们，面对小龟田的强行掠夺“我”的水晶球，也能与“我”站在一起，对“我”表示出同情……
传统的国家民族意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为一个民族的品格，这种品格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显现得并不明显，但当面对外来的冲击时则能显示出强大的对外的“合力”，正是在这种强大精神的支撑下，中华民族才能抵抗过日本人八年的残酷统治而没有丧失民族的尊严，没有亡种亡国。从这个意义上看，汪应果先生的《烽火中的水晶球》并不单单的是对民族气节的赞颂，更是对中华民族在异族侵略下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深刻反思。
三
《烽火中的水晶球》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爱国意识，但这股爱国意识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而是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宽容、谅解等文化的因子，因此，这部小说也就超越了普通的“二元对立”式的“抗战”小说的描写模式，而具有了更为宽广的内涵。
尽管日本人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日本人，父亲却要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但是我的父亲却从来不曾教过我要恨所有的日本人，不，即使是在对日抗战的艰苦岁月，即使是在我们已经沦为爸爸所谓的‘亡国奴’期间，也从来没有。父亲不认为盲目地仇恨其他民族是正常的，他的恨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是按善恶划线的，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好人用好人的办法结交，坏人用坏人的办法对付。’”[2]。正是这种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思维，使得父亲超越的简单的狭隘的民族仇恨的范畴，而具有了一种博爱的精神，曾子曾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也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中国自古便有宽仁的传统，而老子的辩证思想，更为具体对待不同人和物提供了思想基础。汪父深受中国传统的宽仁的影响，因而当他面对异族侵略时，并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待每一个日本人，面对残暴的日本人，他是由衷地恨，但面对友善的日本人，他并没有恨，而是一种平常的态度看待。而父亲之所以让他的孩子远离日本人，一方面是鉴于自己之前抗日将领的身份，顾虑孩子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孩子不过分受日本文化影响而丧失掉本民族的气节，始终没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在小说的最后，面对已经是困兽一样的小龟田，“我”并没有因为他曾经抢过“我”的东西并因此差点将“我们”家至于死地而打他，而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宽恕了他。这种宽恕的现象，在千千万万扎根中国的、战后无法返回日本的妇女和儿童身上重现，他们并没有被仇恨报复，反而在中国扎根生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烽火中的水晶球》是一部超越了狭隘的“二元对立”的民族主义的小说，这种博爱的情怀使得这部小说超越了个别民族的范围，而具有了一定的普世意味。
注释：
[1][2]汪应果：烽火中的水晶球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42,257.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mail: sunsongqh@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