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诗刊社在海南海口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诗歌年度论坛,并颁发了《诗刊》2015年度“批评家”奖。《诗刊》常务副主编商震宣布了获奖名单及授奖词,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北大教授谢冕为两位获奖批评家颁奖。著名诗人、批评家李少君、叶橹、西渡、向以鲜、张立群、龙扬志、周伟驰、张定浩、吴投文、剑男、卢桢、李壮出席了此次论坛和颁奖典礼。
《诗刊》2015年度“批评家”奖得主:
杨庆祥
获奖作品:“ 重启一种“对话式”的诗歌写作”
来源: 《诗刊》2015年4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
文章从“余秀华诗歌事件”切入话题,但却没有停留在对大众文化狂欢和自媒体传播的常规分析上,而是巧妙构思,独辟蹊径,深入延展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主潮中,独到地提出“余秀华事件”对诗歌回归生活生命之“真”的特殊价值,以及该事件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启”和激活作用。以此为契机,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第三代诗歌”的诗学遗产和历史缺憾,包括过度口语化、过度修辞性以及诗歌经验主义等,最终突出了中国当代诗歌正处在从“对抗性”到“对话性”的历史性转折期、当下众多诗人正走在用诗歌与历史、与哲学对话的路上,这一核心观点在当代诗学中相当新颖并富有建设性,显示了作者的理论功底和诗学素养。其间对雷平阳、杨键、陈先发、西川、沈浩波等新作的评述都相当到位,文本解读也细腻、准确而颇富文采。
全篇行文晓畅又不失严谨,视界开阔,笔锋雄健,是一篇有理论穿透力和诗学创新性的文章。《新华文摘》2015年曾全文转发了该文,并作为封面推荐篇目。
鉴此,特颁予杨庆祥《诗刊》2015年度“批评家”奖。
在过去的几周,人类陷入一种焦虑,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了李世石。有一种评论认为,这是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和哲学的胜利。
阿尔法狗会写诗吗?或者说,阿尔法狗可以写出一首伟大的诗歌吗?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以阿尔法狗为代表的基于理性和计算的技术文明已经胜利了两个多世纪,而且将继续胜利更多的世纪。
在一首以代码写就的诗歌和一首以痛苦的人心写就的诗歌之间,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
在一种自动化的机器语言和一种以爱与美为蕴藉的人类语言之间,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
进化与退化化在轮回发生;诗歌与世界总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只能以一种有限性来面对这种无限性,我只能想象一种对话的方式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简单的对立原则。
我一直期待并践履着这种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
感谢《诗刊》社的鼓励!
《诗刊》2015年度“批评家”奖得主:
吴晓东
获奖作品: “植入战争背景之中的中国新诗”
来源: 《诗刊》2015年7月号上半月刊“诗学广场”栏目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文以宏观的视野,简洁的构思和流畅的解析,全景式地梳理概括了抗日战争背景中的中国新诗,突出了这一时期诗歌的几个重大倾向: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具有统一性的写实主义倾向、植根于土地与人民的七月派美学风格,以及战争期间蔚为大观、成就斐然的长诗和史诗创作,并兼及新诗的哲理化倾向、智性诗写作、以及对十四行诗等西方诗歌形式的借鉴和阐扬等各种创作趋向。
作者对诗歌作品和诗歌史极为熟悉,文中对田间、艾青、卞之琳等著名诗人的解读能够深入纸背、力图新意;而对路易士和吴兴华等现代诗歌史上被冷落的诗人,则大胆肯定其诗歌创作成就,发现其独特的诗歌史价值,从这一点上,该文不仅是抗日战争诗歌的总结纪念文章,也是一篇全面透视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潮流,并具有一定创新性和突破性的诗学论文。
鉴此,特颁予吴晓东《诗刊》2015年度“批评家”奖。
尊敬的《诗刊》杂志社,尊敬的诸位评委:
首先允许我在遥远的宝岛台湾向诸位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我生长在黑龙江的一个偏僻的小城。记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从语文老师那里偶然借到一份《诗刊》杂志,从此,每个月最令我期待的事情就是用省下来的零花钱去小城的邮局买一份《诗刊》,不管里面的诗能不能读懂,都如饥似渴一首不落地读下来,并从此经常在课堂上走神,遥想《诗刊》上那些让我陌生的诗人形象。这种遥想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构成了我非常稚嫩的心灵超越凡俗的现实的一种方式,而《诗刊》上的诗作,也仿佛构成了我抵达远方的一座座想象的桥梁。那时从未想过我会有一天在《诗刊》上发表文章,更未想到会得到这样一份大奖。
现在想起当年的《诗刊》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构成了我的诗意启蒙,更重要的是,《诗刊》以它有形的书卷形式,其实在无形中向我昭示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诗歌共同体”,它是存在于远方的,一个美好、绚烂、壮丽的乌托邦的表征。
当诗人在个体化甚至原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我觉得诗坛最大的危机是已经无法重建一个诗歌共同体。这个诗歌共同体在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的朦胧诗阶段曾经存在过短暂的几年。这是一个美学和政治的双重共同体。我认为,北岛在朦胧诗时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凝聚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力量。但这个共同体或许在80年代中期马上就丧失了,至今无法重建。当然,我不否认诗歌首先是一个个体的事业,而我所谓的重建一个诗歌共同体的说法可能近于痴人说梦。但当我读到英国诗人奥登的一段话之后,觉得共同体的丧失所带来的历史性问题早在奥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奥登用的是“社群”的范畴。他说:“随着旧的社群的解体,艺术家们会陷入对自己的情感的研究……他们变得内省,晦涩而且自视甚高……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公共纽带的混乱社会里,他们被孤立起来,被社会的复杂搞得不知所措”,社会“的丑陋和力量让他们感到惊恐,而且他们不能确认自己的听众,所以他们从自己时代的生活转向对自己情感的沉思和对想象世界的创造。”
因此,奥登认为在这个时代艺术家难免失落感。“因为,对艺术家来说,跟社群联系得越紧密就越难超然地观察,但同样成立的是,当他过于孤立的时候,尽管他可以观察得足够清楚,但他观察到的东西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会减小。”
也正是这个诗意共同体的意义上,我对《诗刊》这一杂志依然保持着我当年所朦胧体悟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认知,因此,我衷心感谢《诗刊》社给了我这个值得我珍视的奖项,并祝愿《诗刊》杂志永远为诗歌爱好者守望一个诗意的乌托邦。
